“我们可以这样想，在比赛那天晚上，他到运动员睡觉的地方转转，仔细瞧瞧。‘匹兹堡队能赢。’他自然自语。‘杰兹队可不行。’他断定，匹兹堡队值三点还多。所以，他赌匹兹堡队。我敢肯定，他赌五次，有四次能赢。”
“但为什么在五次中能赢四次呢？”
“因为足球，”我父亲说，“人们都说足球是圆的。如果说五次中能赢四次以上，那就不现实了。如果他想从百分之八十升到百分之九十九，那他得算上成百万次。这不太划算。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做呢。”
“但你为什么就说五次中有四次呢？”
我父亲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时候，”他告诉我，“搞足球预测的人也许能走运一个多月，他的预测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我想，他可能找到了走向更高境界的通道。”
我想到了哈坡，“有的人运气能不能更长一点？”
我父亲耸耸肩，“不一定。这些通道可不好维修。”他把比喻弄混了，可他并没在意这些。“这可是危险的举动。”
“那么赌输了的一方呢？”
“那些人也在通道上，只是里面的东西朝相反的方向流。他们的预感同上帝比是一百八十度。”
“这可能就是平均律吧。”
“平均律，”他讨厌地说，“让人大脑混乱，那是我知道的最操蛋的主意。马粪一堆。通道不是叫你发财就是叫你上当。贪心的人被通道治坏了。”
“如果赌注结果是五十对五十呢？”
“那么，你就和通道不沾边了。你是台计算机。看看报纸就知道。计算机预测的结果是五百对五百。”
“行啦，”我说，“这就叫预测。我真想说它是巧合。”
他看上去很为难。我站起来，又往杯子里倒了点酒。“往我杯里多倒点水。”他说。
“巧合，”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全是我说了，”他说，“你给我讲讲。”
“嗯，”我说，“我认为它和通道一样。不同的是，它是个通讯网。我相信，我们能收到别人的想法。我们常常是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的确是收到了。”
“等等。你是说人们能发送、接收无线信息吗？心灵感应？没意识到？”
“你管它叫什么都行。”
“嗯，”他说，“我想问问，为什么不能意识到？”
“有一次，”我说，“我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你感觉到了。是因为有个通讯网。”
“是的，”他说，“快到北极了。你当时在费尔班克斯做什么？”
“诓骗。没什么大事。”实际上，我和玛蒂琳分手后，跑到那儿去贩卖可卡因。同一个月，我从阿拉斯加赶回来后又到佛罗里达去做同样的生意，结果给警察捉住了。我卖了两公斤可卡因。因为我付给律师很多钱，所以他充分利用了雄辩术，使我只蹲了三年监狱（并经过举手宣誓）。
“有天晚上，我在费尔班克斯和一个小子吵了起来，”我告诉他，“他是个丧门星。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在脑子里看见了他的脸。他面部表情很难看。这时，电话响了。还是那个家伙。他的声音和他长相一样。他想那天下午和我见面。一整天，我碰到了前一天我遇到的那些人，他们有的生气，有的高兴，和我想的一样。这就和梦一样精确。在那天快要结束时，我见到了那个老于世故的家伙。但当时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紧张。因为从正午开始，我脑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一点不假，当我见到他时，他就是那副德行，比我胆还要小的家伙。”
我父亲咯咯地笑了起来。
“跟你说吧，道奇，”我说，“我认为，阿拉斯加人喝酒的目的是不想使别人生活在自己的脑袋里。”
他点了点头。“北部地区。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苏联。醉得像泥一样。”他耸耸肩，“我还是不明白这和你争论的事有什么关系。”
“我是说，人们不想生活在彼此的脑袋里。那太可怕了，太残忍了，像动物一样。巧合就是信号，证明他们正在向这种状态转化。”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状态呢？”道奇问。
“我说不好。”我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如果全面考虑一下，还有比我父亲的藐视更糟糕的东西。”我想，当重要的、没有预料到的事快要发生时，人们就会从平时的争吵中挣脱出来。他们的思维开始向一起靠拢。这好像是，即将到来的事件产生了一个空间，我们开始朝那个空间移动。令人吃惊的巧合以疯狂的速度接踵而来。它就像某个自然现象一样。
我感到他在思考自己的过去。在枪击那天早晨，他是不是经历了与这相似的事情？“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就要到来的事件？”他问道。
“邪恶的事件。”
他这次变得很谨慎。“什么样的邪恶事件？”
“比如，谋杀。”
他在琢磨我说的这句话。然后，他摇摇头，好像是说，“我不喜欢你说的那套。”他看着我。“蒂姆，”他说，“你还记得侍者手册吗？”
这回该我回答了，我点了点头。我第一次做侍者工作时，他递给我一张时间表。“儿子，”他说，“把这些记住。在纽约，在大街上，半夜十二点到一点是下流的偷看者的好时候，一点到两点放火，两点到三点抢劫，三点到四点酒吧拳架，四点到五点自杀，五点到六点车祸。”它就像个打好字的时间表似的保存在我的脑子里了。它很有用场。
“谋杀并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
“我说的不是纽约，”我说，“是这儿。”
“你是说这儿发生谋杀是件非常特殊的事？”我看到他的思路徘徊在科德角的湿冷空气与杀人的血腥味之间。“嗯，”他说，“好啦。我承认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十分高兴。“那我们说这些是什么目的呢？”
“被卷进了许多巧合中，没法脱身了。”我说。
“嗯，照你分析，现在你可能离使人不愉快的事很近了。”他说。
“比你想的还要近些。”
他半天没吱声。
“上星期有人自杀了，”我说，“尽管那个男的可能是他杀。我相信，出事那天晚上，我偷了他的女人。”我下一个想法更古怪：因为我父亲得了癌症，不管我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把它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这可能就是得癌症的一大好处。他可能像座坟似的，接收信息，但永远也不把它们发送出去。我父亲现在是不是站在精灵那一面，而不站在我们这边呢？
“要说的比这多多了，”我说，“现在还没公开，上星期在这个镇上，两个女人让人杀了。”
“我的上帝。”他说。这个消息可够惊人的了，甚至对他来说也是这样。“谁干的？”
“我不清楚。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一点，但不敢肯定。”
“你看到被害者了吗？你能对你的事实打包票吗？”
我不愿意回答。只要我管住嘴巴，我们仍然待在厨房里喝酒：我可以使他这次来访安安稳稳地满足他往日喝酒的乐趣，也可以使他得到在酒的伴随下，在毫无意义的理性空间中漫游时的快感。但我下一句话好像把我们俩都从水里捞了出来。我们浑身滴水，头脑清醒，来到另一片酒滩上。
我想我可能有好半天才回答父亲问了多次的问题：“你看到受害者了吗？”
“看见了，”我说，“他们在地下室里。”
“哎呀！”他的杯子已经空了。我看见他伸出手，要去拿波旁酒酒瓶子，但又缩了回来。他把酒杯倒扣过来。“蒂姆，是你干的？”他问。
“不是。”我端起酒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我认为不是我干的，”我说，“可又说不准。”
我们开始详谈起来，一件一件地谈。我把我从到望夫台酒家喝酒那天晚上到现在所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全告诉了他，我能想起来的都说了。但我承认（我的确感到应该用这个字）当我说到帕蒂·拉伦是两个被害女人之一时，我父亲大叫了一声，这一声就像一个人从窗户上掉下来，然后被墙上的长钉划透了的时候，失声喊出来的一样。
我无法描述他当时的表情。他脸上那两块粉红色的斑迹，现在逐渐蔓延到了他的头部和下巴上。以前，这两块红斑只长在两颊突起的地方，使他曾经是粉红色的脸显得十分苍白。这个现象是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转的幻觉。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怎样讨厌警察，但他看上去活像警察——任何一个导演都会让他扮演管区警察队长或是侦探长，简直太像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他在生活中应该扮演的正面角色。在他的质问下，我不得不把什么都讲出来。他真是个合格的审查员。
最后，我说完了（我们从早晨一直讲到下午。只吃了几块三明治，喝了点啤酒）。他终于说话了，“有两个问题让我弄不清楚这件事。一个，你是没罪还是有罪。我很难相信你没罪，但你是我儿子。”他停了一下，皱皱眉说，“我的意思是，我也很难相信第二个——就是你有罪。”
“你是说，”我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干的。你刚才说的！原因是：你也会杀人。实际上，在工会斗争那些日子里，你可能也杀过一两个人。”
对此，道奇没作回答。他说，“好人为正义，或是为荣誉去杀人，并不是图钱。小人才图财害命呢。贪心的吸毒鬼才为了钱去杀人。但你不是这种人。你能在她遗嘱中得到一笔钱吗？”
“我不知道。”
“要是她真的给你留了一大笔钱的话，你可就要倒霉了。”
“她可能把钱全都花光了。她一直不肯告诉我她到底有多少钱。我怀疑她没钱，前几年帕蒂·拉伦搞了几次投资，但结果都很糟。我们可能破产了。”
“我真希望是这样。”他说。他用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瞅了瞅我。“问题出在谋杀方式上。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这两个女人呢？要是你干的，那么，你和我，蒂姆，就不得不承认失败了，我是这么想的。我们的种子太可怕了，不能让它传续下去。”
“你谈论这样的事情倒很冷静呢。”
“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残暴的事情。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选择提出来，有什么就直说了吧。”
他有一种杰出的直觉，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这种以极特殊方式表现出的直觉叫我感到恼火，好像我们不是在谈论生死攸关的大事，而是在进行一场家庭口角。思想上的分歧。不，杀了那个小子，道奇·马登说。不，儿子说，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我想动摇父亲的想法。
“我能干出这种事，”我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说那种事儿我是做得出来的。精灵在折磨着我。如果真是我干的，我可是处在昏迷状态中。可能是精灵让我去干那种事的。”
大麦克厌恶地瞪了我一眼。“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杀人凶手都这么说。操他娘的，别听他们那套，我说，如果他们讲真情又有什么用？他们是个避雷针，把其他人甩在空中的屁话都收了回去。所以他们太危险了，不能让他们和人在一起。”他摇了摇头。“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希望，并祈祷你没干这件事，因为，实际上，我不能没有你，我甚至都不能告发你。”
“你在跟我兜圈子。先是一种选择，然后又来了一种。”
“你这个大傻瓜，”他说，“现在我正想方设法先捋出个头绪来。”
“来一杯吧。”我说着呷了口波旁威士忌。
“对啦，”他说，没理睬我刚才说的话，“第二个问题牵涉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把头给割下来了？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想避免蹲一辈子监狱，到精神病院去度过余生。因为这种可怕的罪行，甚至会被判处极刑——最起码，他们也会在本州把你吊死。所以，你得是个疯子。但我可不信你真疯了。”
“谢谢，”我说，“但我相信，那个杀人凶手也没疯。”
“那么为什么神智清醒的人要把人脑袋割下来呢？”他重复道，“只有一个道理可讲。那就是他在用计，要你陷入罗网。”他眉开眼笑，就像物理学家证明了自己的假设一样。“那块大麻地边上的坑里能装下一具尸体吗？”
“不能，除非把那个床脚柜挪走。”
“能装两具尸体吗？”
“绝对不可能。”
“我们可能会分析出来割脑袋的原因了。有些人为了一些实惠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你是说……”
但他并不想把他思维过程的结果转让给我。“对啦，我是说，有人把这两颗人头割了下来，这样就能放到洞里了。有人希望你来承认这一罪过。”
“一定是两个人中的一个。”我说。
“有可能。”他说，“但我还能想出其他几个。”他用中指敲打着桌面。“那两个女人是被击中了头部吗？”他问。“从她们的脑袋上，你能看出她们是怎么被杀的？”
“不知道，”我说，“我没仔细看。”
“她们的脖子呢？”
“我没忍心看。”
“所以，你不知道脑袋是用钢锯、刀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割下来的？”
“是的。”
“你认为应该再看看那两颗人头吗？”
“我不能再打扰它们了。”
“蒂姆，一定得调查清楚，为了我们自己。”
我感到一下子老了十年，真想哭。“爸爸，”我说，“我不能看她们了。那是我妻子，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这才想起来。由于大脑运转以致发热使他的记性变得很差。
“行，”他最后说，“我下去看看。”
他走后，我进了洗澡间，吐起来。我真想大哭一场。既然我现在独自一人，再也不怕在父亲面前精神崩溃了，可眼泪却干了。我冲了个澡，把衣服穿好，往脸上洒了点剃须洗剂，回到厨房。他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所有的粉红色全不见了。他袖口湿乎乎的。我意识到，他一定是在地下室水池里洗的手。
“不是你妻子那位……”他开口说道。
“杰西卡，”我说，“奥克伍德。劳雷尔·奥克伍德。”
“对，”他说，“是那个。她脑袋是用刀割下来的，可能是用大砍刀，一下子就砍下来了。帕蒂却不同。那个家伙不知道是怎么下的手，用刀把脑袋一点一点割下来的。”
“你能肯定吗？”
“你自己想看看？”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