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去过许多家咖啡厅，可只有一家我怎么也忘不了。这是在巴黎文人名士荟萃之地的蒙马托，由朋友带我去的。那是1945年2月。当时法国刚刚解放，我作为随军记者，一身戎装，路过巴黎，正要出发去寻找已经挺进到法德边境的美军第七军。
那家咖啡厅设在地窖里。我们黑洞洞地下了许多层台阶，好容易才摸到。可是咖啡厅里比楼梯上也亮不了许多。站在入口处朝里一望，两边都是一排排的茶座。我们就捡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唉，那不是桌子，形状是一具黑漆棺材。接着，侍者托着盘子过来了。抬头一望，他身穿教堂神父那种乌鸦式的黑长袍，脸绷得不见一丝笑容。再一看，墙上玻璃框里挂的尽是些各种姿态的骷髅。我初来乍到，不免有些毛骨悚然。这时，扩音器里正在低声奏着马斯奈的《悲歌》。它忽而长吁，忽而短叹：
往日欢乐，美好春光不复回。
在我心中幽暗冰凉，都已凋谢，永远消沉。
忽然间，铃声一响，厅内大放光明，壁上的骷髅都变成一幅幅的裸体女人照片了。这时，台上出现了一位盛装美女。刹那间灯熄灭了。接着一声铃响，灯光再亮时，她已脱得只剩紧身内衣了。再一灭一亮，只见她全裸了。紧跟着灯又灭了，再亮，台上却只剩下一具骷髅架子。正是一场佛教色色空空的表演。
这是快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可是每听到马斯奈的《悲歌》，心幕上就映出那家古怪的咖啡厅。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对它，我注定是个外行。它往往引起我的是视觉上的联想。几乎在所有我熟悉的每支曲调的后面，都有一幅我曾经历过的生活情景。对于我，音乐最大的魔力正在于它能快速地唤起某种联想：有时兴奋、愉快，有时也引起悲伤和痛苦。
音乐还常带我回到往昔的日子，回到某个时期。每逢听到（或自己哼起）苏联的歌曲如《灯光》或《小路》，以及波兰的《小杜鹃》，罗马尼亚的《照镜子》，甚至阿尔巴尼亚的《银笛》，我就总回想起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50年代末期开始反修了，到处又唱起亚非拉的歌曲，像墨西哥的《鸽子》或印尼的《梭罗河》和《星星索》。进入60年代，除了《地拉那—北京》，唱什么外国歌曲就都犯忌了。
去年，东欧和苏联的政局先后发生变化后，我有时倒哼起《山楂树》或《纺织姑娘》了。时局不论发生怎样的剧变，多瑙河的河水依然是蓝的，伏尔加河也依然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深入人心的歌曲并不随着政治变化而减少其魅力。
当然我更熟悉的还是英伦三岛的民歌。40年代，我曾在那里度过七个不平凡也很不平静的年头。其实，我早年就学过不少他们的歌曲，可是当我在罗梦湖上荡船，或亲眼看到苏格兰高原上一望无际的兰铃花时，那些歌对我就更加亲切了。我尤其喜欢带有淡淡忧思的爱尔兰民歌，像《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威尔士也有许多好听的民歌。每听到英伦三岛的歌曲，我的心就立刻飞回到40年代，特别飞回到我住过的伦敦西北郊的那幢大楼。那是在一座小山脚下，旁边就是一片幽静的树林。遇到不拉警报的时候，饭后我就斜倚在壁炉旁的沙发上。顿时，房东太太那只狸花猫就跳到我膝上，呼噜噜地唱了起来。有时，房东太太的女儿披着一肩金黄的头发，站在壁炉旁，拉起我心爱的曲调——特别是《绿袖子》，多么潇洒自如的调子啊。
有人借着翻画册来旅行。我更喜欢通过音乐去世界上各个角落遨游。我仅仅随军到过意大利北部山区，没去过风光明媚的威尼斯。可是每听到《桑塔？露琪亚》或《我的太阳》，我就好像来到了欧洲的苏杭。每听到《瓦妮塔》那支情歌时，我就仿佛看到地中海西岸少男少女在互吐恋情。
1942年我住在伦敦一家公寓。一天，忽然搬进十几位刚从苏联飞来的客人。他们都是武器专家，到英国来协助指导生产为红军所制造的坦克。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主动来看我这位反法西斯的盟友。他们不会英语、汉语，我也不会俄语。坐下之后，我就哼起30年代上海流行的几支苏联歌曲，如《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和《快乐的人们》。啊，他们当中的一个叫撒沙的马上就紧紧把我抱住，同时，大家一齐唱了起来，足足唱了半宿。
第二天，周围的邻居都向我抱怨起来。
那时我才懂得：
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能直接通往人心的世界语。
（原载1992年6月9日《中国广播报》，
收入《关于死的反思》，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