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曾见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第一张，应该是他童年时期拍的，年龄在十岁左右。他站在庭院的池塘边，被一群女人（可能是他的姐妹，也可能是表姐妹）簇拥着，穿着粗条纹和裙裤，头向左倾三十度左右，笑得很难看。难看吗？如果感觉迟钝的人（或者说那些对美丑不敏感的人）摆出一副冷淡麻木的表情，随口来句客套话“真是位可爱的小孩子呢”，这夸奖听上去也不像是虚情假意。但如果是对美与丑有些鉴赏能力的人，或许只消看一眼，就会颇不愉快地抱怨一句“什么嘛，这孩子真招人讨厌”，然后会像掸落毛毛虫似的把照片扔到一边。
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笑脸越看越让人感到莫名的厌烦与阴森。那根本就不是在笑，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笑的意思。他握紧双拳的站姿便是明证，人，怎么会在握拳的同时笑得出来？除非猴子。对了，那分明是猴子的笑容——只在脸上挤出丑陋的皱纹。照片上的他诡异至极，如有人说他是“脸皱成一团的小孩”也不为过，且他表情猥琐，让人很不舒服。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神态如此诡异的孩子。
第二张照片里，他的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正处于学生时代。虽然无法断定是高中还是大学，但照片里的人已然是一位相貌俊美的翩翩学子。但不可思议的是，照片上的他同样没有活人的气息。他穿着校服，胸前的口袋露出一角白色手帕，两腿交叉坐在藤椅上，面带笑容。这次不再是满脸皱纹的猴子笑脸，而是具有丰富技巧的微笑，却不知为何，还是与常人不同。类似于血气的凝重，或是生命的艰涩之类的充实的东西，在这笑容中概不存在。那笑容像轻盈的羽毛，却不似鸟那样实在。他笑着，如同一张白纸，让人觉得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笑容用“做作”不足以形容，说是“轻浮”也不妥当，说成“娘娘腔”也不贴切，说是“赶时髦”更全然不符。而且，仔细端详后会发现，这位美貌男子的身上依然有一种莫名的诡谲。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青年。
第三张照片最是出奇。照片中他的年龄无从推测。他头发略显花白，蹲在脏乱不堪的屋子角落（照片清晰地显示，屋子的墙壁约有三处裂隙），伸出双手在小小的火盆上烤火。这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某个间隙，他的生命就会自然消亡。这着实是张令人厌恶、见之倒霉的照片。怪异的地方不止于此，由于刻意放大了面部，我得以仔细观察这张脸的构造。普通的额头，普通的额上的皱纹，普通的眉毛，普通的眼睛，普通的鼻子、嘴巴和下颌。天哪，这张脸岂止没有表情，简直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因为它毫无特色。倘若我看了这张照片后闭上眼，完全不会记得这张脸的模样。兴许能记起房间的墙壁和小火盆，那人的脸却像云雾一般消散开去，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那张脸构不成一幅画面，即便用漫画也画不出来。再次睁眼去看，我甚至也不会有“啊，原来长成这样，想起来了”的喜悦。说得极端一点，纵然睁眼再看这张照片，我也丝毫不会觉得熟悉，反而感觉怏怏不乐、焦虑难安，不自觉地想把目光移开。
即使是所谓的“死人之相”，也应该比他更有表情，更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把马的脑袋硬安在人的脖子上，才会让人产生与观看照片类似的感觉。总之，任何人看了这照片，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抗拒与恐慌。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长相如此诡异的男子。
第一手札
我这一生，充满可耻之事。
对于人类的生活，我总是无法理清头绪。我从小生活在东北的乡间，初次见到火车，是年纪稍大后的事。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满以为它特意如此新奇地建造，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国外的游乐场一般复杂有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天桥上爬上爬下，曾是我最拿手的游戏。我原以为，那是铁路局最为贴心的服务之一。后来我发现，天桥不过是供乘客跨越铁路而设，是一段实用的阶梯，于是顿感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幼年的我在绘本中见到地铁，也不以为它是为实际需求而建，竟自认为比地面上的车更别出心裁、更有乐趣，才是它出现的缘由。
我自幼体弱多病，长期卧床静养。躺在床上，我坚持认为这些床单、枕套、被套都是单调乏味的装饰品。将近二十岁时，才得知这些竟也都是实用品。我颇感意外，对于人活于世的简朴，不禁黯然神伤。
还有，我不懂得饥肠辘辘的滋味。我倒并非傻乎乎地说明自己生长在衣食无忧的大户人家，只是我的确不曾体会饥饿之感。这样说来或许有点儿奇怪，但我是那种即使饿了，也自己感觉不到的人。中小学时，每当放学回家，周遭的人总会七嘴八舌地关心：“肚子饿了吧？我们都是过来人，放学回家的时候肚子总会饿得够呛。来点儿甜纳豆如何？还有蛋糕和面包哦！”我总会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讨好人的精神，嘴上说着“我饿了”，顺手把十颗甜纳豆扔进嘴里。其实那时的我对于饥饿一无所知。
当然，我的食量并不小，记忆中却几乎不曾因饥饿而进食。我吃人们眼中的山珍海味，也吃众人艳羡的奢华美食。外出用餐时，总会勉强自己尽量多吃些。年幼之时，于我而言，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自家用餐。
在乡下家中，每逢用餐，全家十几口人总是分成两列排开而坐。身为最小的我，自然坐在末座。用餐的房间光线暗淡，午饭时，十几人默默坐在桌前扒饭，这光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我家是传统守旧的乡下家庭，菜品大都墨守成规，我渐渐对山珍海味不再抱有期待，最终竟然觉得吃饭的时刻是可怖的。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餐桌末端，因恐惧而不停哆嗦，一点点把饭食强塞入口，默默想着：人为何一天非吃三餐不可？用餐时每个人都表情严肃，俨然在进行某种仪式：一家人须每日三次，准时聚集到一间幽暗的屋中。餐盘的顺序要摆放正确，即使不饿，也须沉默着低头咀嚼饭食。以至于我曾以为，这是在向家中蠢蠢欲动的亡灵们祈祷。
在我听来，“人不吃饭就会死”这句话不过是可恶的恐吓之词。然而，这种迷信的说法（到现在我仍觉得这像是某种迷信）却总能带给我不安和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必须劳动、吃饭——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晦涩难懂、更具有胁迫感的话了。
因此，我对人类的行为，至今仍无法理解。我的幸福观与世人几乎大相径庭。为此，我深感不安，夜夜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甚至精神发狂。我究竟能否称得上是个幸福的人呢？打小时起，常有人说我幸福，我却总觉得自己有如身陷炼狱，那些说我幸福的人在我看来反而比我幸福许多。
我甚至曾认为，自己身负十个灾祸。如果将其中任意一个交与旁人，恐怕都足以令其丧命。
总之，我不懂。旁人承受的痛苦的性质和大小，我完全捉摸不透。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只是吃个饭就能化解的痛苦，或许才是莫大的痛苦。也许我所说的那十个灾祸在这些痛苦面前，不值一提。也许那些我无法理解的痛苦才是凄惨的人间炼狱。当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即使如此，人们依然不想轻生、不会发狂、纵谈政治、毫不绝望、不会屈服，继续与生活抗争。他们不觉得痛苦吗？他们变得自私自利，甚至视其为理所当然，难道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吗？若真如此，那真是快活。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吧？真的都满足于此吗？我不知道……在夜里酣然入睡，一早醒来就会神清气爽吗？他们做了怎样的梦？走路时想些什么？想钱的事情？不会仅此而已吧？我似乎听说过“民以食为天”，却从未听过“人为钱而活”。不，也许因人而异吧……我还是搞不懂……越来越困惑之时，我越发惶恐不安，仿佛自己是世上的异类。我与旁人几乎无法交谈，因为我既不知该谈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何谈起。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他人。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对人类极度恐惧，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人类死心。于是，我依靠滑稽的帮助，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表面上，我总是笑脸相向，可心里头，却是拼命地、以高难度的动作竭尽全力讨好他人。
我的家人有多痛苦？为了生计他们在思考些什么？我对这些事一直一无所知，只是默然无语，不堪承受家人之间的隔膜，由此从小练就了取悦他人的本领。换句话说，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一个不说半句真话的孩子。
翻看那时与家人的合照便可发现，其他人都一本正经，只有我总是笑得诡异而扭曲。那是我取悦他人的一种幼稚而可悲的方式。
而且，无论我被家人怎样责怪，也从不还嘴。哪怕家人的一句玩笑，于我也如晴天霹雳，令我为之疯狂，哪里还顾得上还嘴？我深信，他们的责备才是永恒的“人间真理”，只是我无力践行真理，无法与人友好共处。因此，我无力反驳，也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要被人批评，我就觉得对方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是我自己想法有问题。因此我总是默默地接受外界的攻击，内心却承受着疯狂的恐惧。
受人责备或怒斥时，或许没有人能保持好心情。而我在人们怒不可遏的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加可怕的动物本性。寻常时候，他们似乎会将这本性刻意隐藏，但一有机会，人类可怕的真面目就会在愤怒中不经意地暴露出来。就像在草地上安稳打盹儿的牛，冷不防甩起尾巴，啪地打死肚子上的牛虻。每每见到人类露出本性，我都惊悚得汗毛倒竖。而一旦想到，这种本性或许是人活于世的必备资质之一，我简直要对自己绝望了。
面对世人，我总有莫名的恐惧。我对于同样为人的自己的言行，更是毫无自信。我将懊恼暗藏于心，将忧郁和敏感掩盖起来，竭力伪装成纯真无邪的乐天派，慢慢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滑稽逗乐的怪人。
怎么样都行，只要能将他们逗笑就好。如此一来，即使我置身于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他们应该也不会太在意。总之，不能碍着他们的眼。我让自己变成无，变成风，变成空。类似的想法日益累积，我就这样用滑稽的办法逗乐家人。在那些比家人更神秘、更可怕的男用人和女用人面前，我也竭力取悦他们。
夏天，我在单件和服里穿上红色毛衣在走廊里走动，以博家人一笑。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哥，见了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喂，阿叶，这样穿不合时宜啦！”
他的语气满是疼爱。不过，再怎么说，我也不是那种情愿在大热天穿着毛衣走来走去、冷热不分的怪人。其实，我只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手臂上，然后故意让它们从和服袖口中露出一截，在旁人看来，就好像穿了一件毛衣。
那段时间，家父在东京事务繁忙，所以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每个月有大半时间都在别墅中度过。家父回来时，总会为家人甚至其他亲戚带很多礼物。这俨然成了家父的一大乐趣。
一次，家父在启程去东京的前一晚，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笑呵呵地问每个孩子想要什么礼物，并把要求依次记在本子上。印象中，父亲难得与孩子们这般亲近。
“叶藏想要什么？”
突然被父亲这样一问，我居然语塞。
有人问我想要什么时，我总是突然就什么都不想要了。什么都好，反正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我快乐——这样的想法总是突然涌上心头。另外，只要是别人赠予我的东西，即使再不合意，我也不会拒绝。对讨厌的事说不出讨厌，对喜欢的事也总是藏着掖着，我总是独自品尝苦涩的滋味，在难以名状的恐惧之中痛苦挣扎。可以说，我连二选一的能力都没有。我想，正是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最终导致我可耻地度过了这一生。
那一次，因为我闷不吭声、扭扭捏捏，父亲显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你确定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在卖一种新年舞狮的面具哦，大小正适合小孩子。你不想要吗？”
一旦被问“你不想要吗”，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不能用搞笑逗乐或是别的什么方式敷衍。作为一个逗笑演员，此刻真可谓黔驴技穷。
“还是……买书比较好吧？”大哥认真地补了一句。
“这样啊……”
父亲一副扫兴的样子，连记都没记，就啪的一声合上了本子。
怎么能让父亲扫兴呢？我简直太失败了。他一定会用可怕的方式教训我。当晚，我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思忖着做些什么来弥补一下。我悄悄走到客厅桌旁，从那个抽屉里取出父亲存放的记事本，哗啦啦翻开，找到记录礼物的地方，用铅笔小心地写下“狮子”才回去睡觉。其实，我并不想要狮子，反而更喜欢书一些。但是，我察觉到父亲想送给我狮子，才在深夜冒险潜入客厅，只是为了迎合父亲，讨得他的欢心。
不出所料，我的这种非常手段大获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我在儿童房里，听到他对母亲朗声说：“……到了玩具铺里打开本子一看，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这可不是我的字呀！过了好一阵儿我才想明白，这是叶藏玩的小把戏啊！那小家伙，我问他的时候坏笑着不作声，后来还是忍耐不住想要啊！这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背地里却悄悄写到本子上来。既然这么想要，早说不就得了？害得我在玩具铺里笑了半天。去，快把叶藏给我叫来！”
除此而外，我还会把男女用人叫到房里，让一名男用人毫无章法地乱弹钢琴（我乡下的家里可以说应有尽有），我则和着那不成曲调的旋律跳印第安舞，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用带镁光灯的相机将跳舞的我拍了下来，照片洗好一看，腰布（一块印花的包袱皮）接缝处居然露出我的小鸡鸡，惹得全家人又笑个不停。对我而言，这算是一次意外的成功。
我每个月都会购买十几本刚上市的少年杂志，还会从东京订购各式书籍，一个人安静地读完。所以，不论是“奇问怪答博士”，还是“什么什么博士”[1]，我都如数家珍；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趣谈之类，我也样样精通。因此，我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笑话，逗得家里人乐不可支。
但是，说到学校，我唏嘘不已。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尊敬，但这种尊敬令我惶恐不安。具体说来，我近乎完美地蒙骗众人，紧接着被某个无所不能的家伙识破真相，被迫当众出丑、受尽侮辱，甚至生不如死。我通过蒙骗赢得众人的“尊敬”，但肯定有人看穿把戏，最终其他人也会因此得知全部的真相，到那时，众人将会多么愤怒，进而进行多么可怕的报复？对此稍加想象，我就吓得战战兢兢。
我在学校受到众人的推崇，并不是因为富贵人家的出身，而是得益于大家所说的鬼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经常请假，有时一两个月，甚至整个学年养病在家。即便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乘坐人力车到学校参加学年末的考试，取得的分数竟然比任何同学都好。即便不生病，我在学习上也从未用功，上课时间都用来画漫画，在课间休息时讲给同学听，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对于作文，我总是写一些滑稽故事，被老师警告却从不改正。因为我知道，老师暗地里也希望读到我的滑稽故事。有一天作文课，我和往常一样，以很悲凉的笔调讲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丢人的事：我跟随母亲乘火车前往东京，我在车厢通道的痰桶里撒了一泡尿（实际上，我并非不知道那是痰桶，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故意当成尿壶而撒尿罢了）。作文写完后，我十二分地相信老师肯定会被逗笑，便悄悄尾随在老师身后。果然，老师走出教室后便立刻拿出我的作文，在走廊上边走边读，还不时发出哧哧的笑声。老师走进办公室，大概是读完了我的作文，满脸通红地捧腹大笑，还忍不住拿给其他老师看。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孩子的小把戏！”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些都只当成淘气孩子的小把戏，也成功摆脱了众星拱月带来的那种恐惧感。我的所有学科都是十分，唯独操行评定总在六七分上下，而这也成了家人的一大笑谈。
然而，我的本性却与这样的淘气几乎沾不上边。年幼时，我受家中用人的唆使干了不少丑事，还遭到他们的侵犯，我对此感到可悲。我至今依然认为，对小孩子干出如此种种事情，是最为丑恶和卑劣的犯罪行为。但对此我选择忍气吞声，或者无力地苦笑，只觉得又发现了人类的又一种特质。如果我养成说真话的习惯，也许能无所畏惧地把他们的罪行告诉父母，但我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完全了解。我也一向不期待在“向人诉苦”后得到帮助。无论是向父母诉说，还是报告给警察或政府，最终还是敌不过那些深谙处世之道的人，只能听任他们冠冕堂皇地讲述。
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失偏颇，但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毫无用处，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继续以滑稽的言行逗乐取笑。
或许有人会嘲笑：“怎么，你是说你对人类无法信任？咦，你什么时候变成了基督徒？”事实上，不信任人类未必就意味着要走上信仰宗教之路。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不都是相互猜疑着，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诸脑后，若无其事地生活吗？记得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家父所属政党的一位名人到我们的镇上发表演讲，我在男用人的带领下前去听讲。偌大的场地内座无虚席，许多和家父关系较好的人都来了，一时掌声雷动。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踏上雪夜的归途，把当晚的演讲贬得分文不值，里面就有几个与父亲交情颇深的人。父亲的那些所谓同志，用近乎愤怒的口气抱怨着，说父亲的开场致辞平淡无奇，而那位名人的演讲令人不知所云。接下来，这群人居然顺道来我家做客，还一副压抑不住高兴的样子，向父亲夸赞今晚的演讲取得巨大成功。甚至母亲向男用人们询问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回答“非常有趣”。然而在回家路上他们明明还相互抱怨：“再也没有比听演讲更无聊的事了。”
而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大伙儿相互欺骗，却又相安无事，甚至似乎没有觉察到在相互欺骗——而这样单纯明了的欺骗行为在生活中俯首可得。但我对相互欺骗没多大兴趣，因为我自己也一贯依靠扮丑逗笑来欺骗众人。我对那些类似教条的假仁假义也不甚关心，着实想不明白，有些人彼此欺瞒却又貌似单纯明了、自信满满地面对生活。人类自始至终没能让我明白其中的真谛。如果我能明白这些真谛，可能就不必如此害怕人类，也犯不着竭力讨好众人，更不至于与人类的生活对立，每个晚上都遭受地狱般的痛苦。换句话说，我没有向任何人揭发男女用人的可憎的罪行，并非出于对人类的不信任，更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是人类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紧关闭了信任的外壳。即使是我的父母也不时表现出令我费解的一面。
然而，我的这种隐忍不言的孤独气息，总会被大多数女性本能地捕捉，以至于在多年之后，成为我屡屡被女人乘虚而入的诱因之一。
也就是说，在女人看来，我是个能守住恋爱秘密的男人。
第二手札
经年累月，海水侵蚀海岸，形成一条长长的沙洲。沙洲尽头，二十多棵粗壮高大的山樱树并排屹立。山樱的树皮呈黑褐色，每到新学年伊始，树枝抽出浓郁的褐色嫩叶，樱花在蔚蓝色大海的映衬下，格外绚丽夺目。等到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扬扬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波涛卷回岸边。东北地区[2]某所中学的校园就建在这片长着山樱的沙洲上。这所学校的帽徽、校服上的纽扣，都有盛开的樱花图案。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复习，却也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
这所中学的附近恰好住着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因此，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面朝大海、开满樱花的学校。我在亲戚家里寄宿，因为离学校实在太近，所以我往往在听到朝会的钟声敲响之后，才会起身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懒惰，但我依然凭借惯用的逗乐搞笑的本领，渐渐赢得同学们的欢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离家乡生活，但在我看来，比起熟悉的故乡，陌生的他乡更让我心旷神怡。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能游刃有余地运用逗乐搞笑的技能，以致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轻松自若。这样解释当然也说得过去，但是，还有另外的更为致命的原因：面对亲人或陌生人，身处故乡或是异地，不可避免地存在演技上的难易差异。这种差异对于任何一位天才，甚至神灵之子耶稣来说都是同样存在的。对演员来说，最考验演技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面对济济一堂的家人、亲戚，再优秀的演员恐怕也深感黔驴技穷。然而我从故乡一路表演过来，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与先前相比，我对人的恐惧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奔涌，我的演技却是一天天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一边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叶藏，该是个多么优秀的集体啊”，一边却忍不住掩住脸庞偷笑。就连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呵斥的驻校军官，也常被我轻而易举地逗得大笑。
我以为自己彻底掩盖了本人的真实面目，正要开始暗自庆幸，却出乎意料地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人面色发青、五官浮肿，是班上身体最弱的家伙。他穿着一件似乎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衣服，袖子过于长，好像圣德太子[3]的衣袖。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上总是见习，呆立着像个白痴似的。对同学一直小心防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提防他。
一天我们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竹一（我只记得他的名字）照旧站在一旁见习。老师安排我们做单杠练习。我脸上尽可能摆出一副正经的表情，大叫着“哎——”然后朝着单杠飞身一跃，就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是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绝对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大家果然捧腹大笑起来。我一边讪讪地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掸裤子上的沙子。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来到我身旁，捅了捅我，在我背后低声嘀咕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心里猛地一阵颤抖，竹一竟然轻易看穿了我假意摔倒的事实，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顿时，我的心绪几近疯狂，哇的一声大叫起来，仿佛眼前的世界刹那被地狱之火燃烧。我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自己。
从那天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在不安与恐惧中战战兢兢地生活。
虽然我表面上依旧如故，每天扮演着各种可怜又滑稽的角色来引得众人发笑，却时常不经意中发出重重的叹息。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肯定会被那个竹一看穿真相，而且他肯定会立刻跟大家逐一分享这一秘密。想到这里，我的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来，看向四周的眼神也突然像是狂人般奇怪又狂乱。如果可能，我甚至巴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竹一的行踪，以防他随时戳穿我的骗术。而且我心里暗暗制订出一个计划，那就是要不择手段地确保他相信我故意为之的搞笑行为是货真价实的。我甚至想得深入了一点，如果计划顺利的话，我还能和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密友。但是如果这进行得不顺利的话，我便只能希望他死掉。不过，杀死他的念头却从未在我心头出现过。在迄今为止的生活中，我曾经无数次祈望自己被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认为，那样做反而会让可怕的对手更幸福。
为了让他尽快顺服，我先是在脸上挤出伪基督徒式的“善良”笑容，将脑袋向左倾斜大概三十度，再轻轻地搂住他瘦削的肩膀，嗲声嗲气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那腔调连我自己也觉得肉麻。在我三番五次邀请后，他也总是一副呆呆的神情，闷声不响。不过，在一个放学之后的傍晚，应该是初夏时节吧，突然下起了暴雨，学生们都在为没有带雨具而发愁。因为我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毫不在意地就往外冲。这时，我瞥见了竹一。他正满脸愁容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走吧，我借伞给你用。”我说道，随即一把拽住怯怯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狂奔起来。到家以后，我请婶婶帮我们烘干湿漉漉的衣服，然后顺势把竹一带到自己二楼的房间。
我这个亲戚家有三口人，一个年过五旬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羸弱多病的高个儿表姐（她出嫁过一次，后又回到娘家，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叫她“阿姐”），还有一个叫节子的表妹，最近才从女子学校毕业。她和姐姐截然不同，个头儿很小，一张小圆脸。一楼的店铺里，只摆放着一些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之类，这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出租过世的主人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
“我耳朵好疼。”竹一一直站在那儿说。
“可能是耳朵进了雨水才疼的吧！”我一看，发现他的两只耳朵都得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液就要流到耳朵外面了。
“怎么会这样呢？肯定很疼吧？”我故意夸张地做出惊讶的样子，“是我不好，拽你在大雨中跑，害你耳朵成这样，真是对不起你。”
我用那种女人般的“温柔”语调向他道了歉，接着去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而细致地给他清理耳朵。竹一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我这伪善的鬼把戏。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嘟哝出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这句话就仿佛是恶魔的预言，恐怕连竹一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可怕程度。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鄙不堪而又极富嘲弄的说法，给人的感觉是在装腔作势。无论再怎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些词语一抛头露面，忧郁的伽蓝[4]就会在瞬间支离破碎，变得索然无味。而如果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替代“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可真是奇妙无比。
我给竹一清除耳朵里的脓液时，他随意说了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当时，我知道这是句奉承话，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心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当我因为“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措辞而沉浸在装腔作势的氛围里，承认他的奉承话不无道理时，相当于在表达自己的愚昧感想，其愚蠢程度远远超过相声里的傻子少爷，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在那种情况下来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世界上的女性不知比男性困难多少倍。在我们家，女性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连在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用人。甚至可以说，我自幼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她们打交道。我对女人心思依然不得而知，如坠云雾，不时踩到雷区受创严重。这种受创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挞截然不同，就像是内脏受伤引起内出血一般，不仅引人不快，更难以治愈。
女人时而与我形影不离，时而又对我置若罔闻。在众人面前她们表现得十分藐视我，甚至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们又拼命地抓住我、搂紧我。女人睡觉时酣熟得犹如死去般，不免让人怀疑她们就是为了酣睡才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从小时候起就对女人进行了各种观察，虽然同是人类，女人却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而就是这种难以琢磨、需要小心的生物，竟出乎意料地呵护着我。什么“被迷恋”“被喜欢”的说法之类，都完全不适合我，我的情况或许倒是更贴近“被呵护”。
面对搞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显得更驾轻就熟。当我扮演滑稽角色进行搞笑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在男人面前搞笑时如果太忘乎其形的话，肯定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思忖着在恰到好处时结束表演。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继续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无休无止的要求，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她们确实很能笑，也似乎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那对姐妹只要一有空闲，总爱来我二楼的房间里晃荡，每次都吓得我几乎跳起来。
“你在学习吗？”
“不，没有，”我惊魂未定，却依旧微笑着，合上书本说道，“今天呢，学校里一个绰号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从我嘴里迸出的都是一些有口无心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节子和阿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玩。在我被迫无奈地进行了大量的搞笑表演之后，她们冷不丁地提出这个要求。
“干吗呢？”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借来戴戴看！”
节子还是用平常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仿佛习惯般，我这个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瞬间两个姑娘笑得东倒西歪。
“真是一模一样！和那个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演员，正风靡全日本。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各位，在此我特向日本的影迷朋友们……”
我尝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做了一番致辞，这更是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合。打那以后，凡是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演，我必然到场观看，私下里仔细琢磨他的表情动作。
一个秋天的晚上，我正躺着看书。阿姐像飞鸟似的冲进我的房间，猛地扑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样的家庭，我们还是一起出走吧，好吗？救救我，救救我。”她嘴里絮叨着这些怪唬人的话，还不停地抽泣着。只是，我经常耳闻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阿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吃惊，相反，倒是觉得她那些陈腐又空洞的话格外扫兴。于是，我悄悄从被窝中起身，剥开桌子上的柿子，递给她一块。阿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
“有什么好看的书？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款待。”阿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我一直在思索，不只阿姐，这儿所有的女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活着呢？这个问题，甚至比理解蚯蚓的思想还要令人费解，更让人产生阴森恐怖的感觉。不过唯有一点是我依靠幼时的经验而得来的：当女人像那样哭诉时，只要递给她一些好吃的甜食，她吃过后会很快平复糟糕的情绪。
表妹节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按照惯例，我公平地逗大家笑。等朋友们离去后，节子必然开始对朋友从头到脚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呢”之类的。如若真是如此，特地带到我这里来又是何用意呢？也多亏这样的节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是女性。
只是，这样的情形并不表明竹一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已经实现。总之，我也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作为可憎的预言，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竟然还是在那多年以后演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竹一还送给我另一份重要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哪！”有一天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画给我看，这样说道。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后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在见到画页那一瞬间，已经决定我未来的道路会是走向堕落。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5]的自画像。在我们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风行一时，我们大都是从印象派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6]、塞尚[7]、雷诺阿[8]等人的画，即使是没有见过原色版画的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到过相片版。我倒是见过不少凡·高的画儿，对其妙趣的笔法和鲜艳的色彩颇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会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这种画怎么样？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9]的画册，翻到其中一幅有着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感叹道，眼睛瞪得圆圆的，“简直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呢！”
“不，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一画这种妖怪呢！”
越是对人有着过分恐惧感的人，想亲眼见识更可怕的妖怪的想法就越是迫切；越是容易对事物产生胆怯的神经质的人，越渴望狂暴风雨来临的猛烈……啊！这一群被妖怪伤害和恫吓的画家，最终选择相信了幻影，在白日的自然之中目睹了妖怪的所在。他们心里所产生的恐惧并没有用“滑稽的搞笑”来掩饰，而是如实表现自己的所见。正如竹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妖怪的自画像”。原来，这里竟然存在着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不知怎地，我压低嗓音对竹一说道。
小学时代的我就喜欢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儿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众人的一致称赞。因为我从心底就丝毫不信任人类的语言，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虽然小学和中学老师都以读我的作文为乐，但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才让我在思考表现方式时绞尽脑汁，当然这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方式。学校的绘画课，怎么说呢，画帖无聊透顶，老师的教授十分拙劣，以至于我不得不自己摸索。进入中学后，我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油画画具，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依然像印刷的花色彩纸一般呆板，不成样子，尽管我已非常用心地把印象派的画作风格作为范本。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对绘画的看法存在谬误，那就是我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现在看来是相当幼稚和愚蠢的想法。实际上，绘画大师们对那些丑恶的东西一样感到厌恶，却丝毫不影响对它们的兴趣，把如此平淡无奇的东西施以美的创造，从而让自己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这便是主观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受旁人的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郁的画作诞生了，这就是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连我自己都大为震惊。表面上我笑意盎然，也给别人带来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虽然两者大相径庭，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接受现实。然而我没给任何人看过那幅画，除了竹一。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搞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我。我担心他们甚至不明白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依旧觉得是我新发明的搞笑方式，然后大笑一通，这才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继续使用先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一直以来，我的脆弱神经只在竹一面前才能若无其事地展示，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啧啧赞叹。于是，我又接连创作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于是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刻下的两种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考美术学校，但父亲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读高中，走做官从政的道路。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亲的命令。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当时我自己也对大海边上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还不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结束后我便顺利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校的宿舍生活。始料未及的是，宿舍的肮脏和粗暴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恨不能马上逃离出来，哪里还顾得上搞笑之类。我请医生开了张“浸润型肺结核”的诊断书，立马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那里充斥着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等。这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氛围完全与我格格不入，只会让我身体冒起阵阵凛冽的寒气。我甚至觉得，无论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垃圾堆而已，里面充斥着被扭曲了的性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议会休会期间，我父亲每个月只在别墅待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一对老夫妇管家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10]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士墓了），成天待在家里不是读书就是画画。等父亲来东京的时候，我每天早晨都是急匆匆奔赴学校的样子，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练习素描，一练就是三四小时。自从搬出高中宿舍，连坐在课堂听讲也有了一种失落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旁听生。尽管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一种偏见，我却是更不想去学校了。虽然一路上了小学、初中、高中，我最终也没能体会过什么是爱校之心，我甚至连学校的校歌也没记住过。
不久，我从画塾里一个学生那儿知道了诸如烟酒、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非常奇妙，但这确实存在。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的平民区，比我大六岁，毕业于私立美术学校，因为家里没有画室，一直在这所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
“你能借我五圆[11]吗？”
在此之前，我们只是打过照面，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掏出了五圆。
“走，喝酒去吧！我请你。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我不知道该如何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我与他的交往就从这儿开始了。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这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作为的艺术家的标配啊！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阿绢，你看这家伙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别被他迷住了哟！这小子来了之后，我就降格为画塾第二号美男子了。”
堀木五官端正、面色黝黑，常年穿着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脖子上系着素雅的领带，头上梳着整齐的中分，还抹了亮亮的发油。这种打扮在当时学画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
身处酒馆这样陌生的环境，我心中是不安又局促的。我两只胳膊不知该如何安放，一会儿交叉抱紧，一会儿松开，脸上不时露出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啤酒下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轻松，仿佛自己被一下子解放了。
“我原来是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无聊，那种地方真是无聊透顶！那里没有称职的老师，我们的老师在大自然中间，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激情中间！”理虽然是这个理，但我对他的语气十分鄙夷，暗地里骂他是个信口开河的蠢货。想必他的画也极为拙劣，但作为玩伴他倒是不二人选。他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都市混混儿。虽然他与我的行为习惯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都迷惘、彷徨，都与干着正经工作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他的扮丑逗笑是在无意识中完成，一点儿也不顾及这种行为带来的恶果。这正是他与我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总是瞧不起他，只把他当成一个不可深交的玩伴，很不喜欢与他来往。但与他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却经常臣服于他。
刚开始交往时，我把他当成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好人。我为人一向小心谨慎，但对他毫不戒备，满以为他可以好好地带我游历东京。我天生胆小，坐电车时不敢拿正眼瞧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看到并排站在大门口红地毯上的迎宾小姐难免缩手缩脚；到了餐馆，对站在身后等着收拾餐具的服务生也心存畏惧。唉，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的手居然会颤抖！在商超买东西，把钱递给收银员也会紧张和害羞，像吝啬鬼一样，感觉头昏眼花，脑子一片空白，根本顾不上讨价还价，有时忘了找零，有时甚至将买下的东西落在柜台上。我这样的状态根本无法独自上街，只好整日窝在家里。
堀木与我简直判若霄壤，他像行家里手一般对着商家砍价，将我那不多的钞票的购买力发挥到极致。他还很节约，比如从不乘坐昂贵的出租车，而是计划好路线，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目的地，还手把手地教我，比如清晨从妓女的住所回家，可以顺路拐到某个旅馆泡澡，泡完澡后点一个豆腐汤锅，再喝点儿小酒，既花不了几个钱，还显得很有身份。他告诉我，尽量吃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价钱便宜且有营养。他还自信满满地告诉我，所有的酒里，就数白兰地酒的劲儿最快、最猛。他善于精打细算，从来不让我在结账时产生不安情绪。
和他交往还有一大好处，他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感受，只由着性子，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各种无聊的话题。这样我倒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在闲逛到疲惫时陷入尴尬的沉默。平素与人交往时，我特别怕遇到那种可怕的沉默，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扮演滑稽的角色以掩饰过去。而眼前这个傻瓜堀木却无意中主动担当起那种搞笑的角色，我完全能够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只要适时地敷衍一两句便足以应付了。
不久我也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的绝妙好处，那就是能够帮助我暂时忘却面对人们的恐惧感。我甚至觉得：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我不惜变卖我的全部家产。在我眼里，这些妓女既不算是人，也不算是女性，倒更像是白痴或疯人。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暂时抛开忧虑，安然入睡。她们无欲无求到让我心酸。或许是在我这里感受到了来自同类的亲近感吧，她们常常对我主动示好。这些对于萍水相逢之人表现出的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并不让我觉得功利，反而绽放出圣母马利亚的圣洁光环，让我在茫茫黑夜中，从这些白痴或疯人的妓女那里得到了救赎。
我经常去她们那里，以求得从对人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获得一夜安眠。虽然与“同类”的妓女们相谈甚欢，可日子久了，一种厌烦的氛围开始悄悄弥散开来，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料想过的所谓“后患”。最终，还是堀木识破了它的真容，我在惊愕之余，深感厌恶。说得浅显一点儿，妓女们来做我的陪练，并且让我长进显著。据说，通过与妓女交往来锻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厉害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早已释放出“风月高手”的气息，这种气息不仅能让女人们（不止妓女）凭本能轻易嗅到，而且让她们趋之若鹜。这种看起来猥琐、不体面的氛围在我身上反倒更加引人注目，以致盖过了我只是寻求休憩的本意。
或许堀木说出那番话是出自奉承，却仿佛开始不幸应验了。比如说，我曾经收到咖啡馆女人写的稚嫩情书；还有，樱木町的邻居将军有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会专门在每天早晨我上学的时间段打扮一番，再若无其事地进出家门；还有，我吃牛肉饭那儿的女用人，即使我一声不吭，她也会……还有，我常去的那家香烟铺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夹有……还有，去观赏歌舞伎的邻座女人……还有，我在深夜的市内电车上烂醉如泥酣睡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那不期而至、含情脉脉的信件……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亲手制作的人偶……此类种种。当然由于我的消极退避，每个浪漫都如浮光掠影，止步于碎段残片，没有更深入发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身上某个地方散发出的氛围会让女人陷入幻想。堀木那家伙一语道破这一点时，一种近乎痛苦的屈辱感淹没了我，对妓女一直以来的兴趣也在瞬间消失了。
某天，堀木带我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记不清楚了），这绝对是因为虚荣和赶时髦，至今我都这么认为。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只是堀木那种人带我“东京游”的一个项目罢了。我被一一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不得已买下了一本宣传手册。坐在台上的一个相貌丑陋的青年滔滔不绝地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却再清楚不过——就算他再言之凿凿，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总是不容忽视的，那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觉得不够精准，谓之“虚荣心”也不确切，合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词不达意。尽管我自己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但我还是认为，存在于人世的底层的一些东西，绝不单纯是经济的、类似怪谈的东西。我极端害怕怪谈式的东西，就像虽然我对唯物论的赞成是那么自然地水到渠成，却不能指望通过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做到看到一片绿叶就能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一次不落地参加了R·S的活动。读书会的“同志”们总是露出一副做大事时严肃的神情，沉迷于“一加一等于二”那种初级算式的理论研究中，让身处其中的我觉得滑稽透顶，格格不入。于是我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逗笑本领来活跃气氛。渐渐地，研究会保守、呆板的氛围变得轻松，我也不可或缺地受宠于大家。那些表面单纯的人认同我是他们的“同志”，并且还是一个乐观而幽默的“同志”。假如当真如此，我便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每次必到，为大家奉上逗笑服务的丑角。
我乐此不疲，并且喜欢与他们相处。我知道，我们并不是依靠什么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战友。
与其说僭越法规给我带来了小小的乐趣，不如说这些活动让我身心舒畅。实际上，世上那些貌似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对此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它们不但强大而且内部构造不可理喻地复杂。我不能呆呆地守在房间里，这里没有门窗，寒冷彻骨；哪怕外面是一片不合法规的汪洋，我也宁愿纵身跳下，即便立马葬身海底也无所谓。
对人世间那些悲惨的失败者、背德者，人们通常称为“见不得人的人”。我觉得自己从生下来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遇到被人们嘲弄的同类人，立马变得善良温柔。而这样的“温柔”也足以让我陶醉其中。
我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一种叫作“狂人意识”的东西的折磨，它像糠糟之妻一样与我休戚与共、耳鬓厮磨，一起玩凄凉、冷寂的游戏。这已经变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婴儿时期，我的一条腿上就赫然出现这样的伤口，长大后不但没有治好，反而日益恶化，慢慢地扩散到骨髓深处。我每夜就如陷入千变万化的地狱一样遭受痛苦的折磨，但说来也怪，我与那道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对我来说，伤口的疼痛似乎具有鲜活的感情，与充满爱情的窃窃私语一样。我这样的男人，对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感到分外安心和惬意。看来，与追求活动的目的相比，我更适合这些活动的外壳。堀木将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只是抱着闹着玩的态度，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观察消费方面的情况啊！”于是，就以这句拙劣的俏皮话为由不去参加集会，而是一门心思拉上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认真回想一下，当时参加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各怀心事：有像堀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只热衷于那种“不合法”的气氛，不明就里便参加活动的。如果那些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我们的庐山真面目，毫无疑问，我们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还会当成叛徒被组织驱逐。然而，我们不但没被驱逐，反而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更加游刃有余，显得更加健康而富有朝气，当然这是与所谓的绅士的合法世界相比较而言。结果，我们还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组织委以重任，去干一些他们自以为秘密的工作，想来真是可笑极了。然而我从来都没有拒绝，每一次都理所当然地接受命令，也从来没有因为行为反常受到那些“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查。我通常一边搞笑逗乐，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经常保持一副如临大敌般的高度紧张状态，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里的情节，结果是过分警惕。他们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但交给我的任务统统无聊透顶。）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具备这样的决心，就算是作为共产党遭到逮捕，甚至终身监禁，也绝对不会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无比恐惧地面对现实生活，每晚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叹息、辗转难眠，还不如被关进监狱过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
父亲要么在樱木町的别墅里整日忙于接待，要么就是外出办事，因此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难见一面。我感觉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总在琢磨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外面去住。我的这个想法还没表达出来，就从老管家那里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因为议员任期届满，可能还有其他种种因素，父亲不打算继续参选，有意在老家修建房舍隐居养老，似乎不再留恋东京。我只是一个高中学生，没有必要为我留下这栋别墅和用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我一时还弄不明白）。不久，这个住所就转让了出去。我搬到了本乡森川町的仙游馆，这座公寓十分老旧，房间阴暗简陋。很快，我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与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每月都可以从他那里拿到固定数额的零花钱。即使很快将这笔钱花光，依然可以随时享用家里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而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就连招待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就走，等他来结账。
可突然搬到宿舍一个人生活，一切的开销只能依靠每月的定额汇款。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经常在两三天之内将汇款花个精光。想想接下来的生活我暗暗着急、担忧、不安，反正心里不踏实得几乎疯掉，不得不分别给父亲、哥哥、姐姐求助，又是电报，又是长信，催他们快点儿寄钱给我（信中所写全部是虚构的、逗人发笑的事情。我暗自以为，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逗他们开心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我还在堀木的教唆下，多次去当铺想办法，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说起来，我从小被亲友照顾，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每次我独自待在宿舍房间里，就仿佛感觉很快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到大街上，要么去支持那种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四处寻找廉价酒馆，为此荒废了学业和绘画。进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那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发生了殉情事件，命运因此彻底改变。
我上学经常逃课，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能把握答题的要领，因此一直瞒过了家人。但没过多久，因为我旷课实在太多，学校终于悄悄地通知远在老家的父亲。按照父亲的吩咐，大哥给我寄来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这封信带给我的痛苦很快被冲淡，因为我正面临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组织交办的任务，二者带来的痛苦更直接、更剧烈，以至于我不能再以半游戏的心态坦然面对。我当上了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工作范围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的所有学校，这一区域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区。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把小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揣在雨衣的口袋里四处奔走，开展所谓的“联络”工作。那时我心理压力大，很想喝个酩酊大醉，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P可能是代表党的暗语，但也可能记错）传达过来的任务源源不断，几乎得不到一点儿喘息的时间。我本就体弱多病，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本来我参加这种小组的活动仅仅出于对“不合法”的兴趣，但现在变成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再也无法忍受，禁不住在心里对P的人愤愤不平地抱怨：你们有没有搞错啊？那些任务不更应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来办？于是我逃离了这个组织。人虽然离开了，但心没有好起来，我一度产生了死的念头。
就在那个时候，正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仙游馆公寓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完成某项地下工作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累得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走进来，手里拿着便笺和钢笔，嘴里说道：“不好意思啊，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我根本没办法写信了。”话音刚落，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不停地写上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可以一动不动地躺着，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可那姑娘流露出期待的神情，好像希望我开口说点儿什么。于是，我勉强打起精神，就是以前惯用的被动服务的那种精神。实际上我疲惫不堪，一句话也不想说，但依然努力地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支吾着应付她。
“我听说有一种男人，将女人寄来的情书点燃，引火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呢！不会就是你吧？”
“不，我没烧水，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们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对话。我忍不住思忖：她怎么还不快点儿离开呢？这哪里是写信啊，分明是在那里鬼画桃符，这不明摆着撒谎吗？
于是，我说：“把你写的信给我看看！”
实际上就是打死我也不想看她的信。谁知话刚出口，她竟然连连大声叫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是讨厌啊！”那副激动的表情真是有失体面。我陡然生出厌烦，准备用什么事情把她打发离开。
“不好意思，我太疲倦了，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帮我买点安眠药呢？至于，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没等我把话说完，便高兴地起身离开了。我深深地懂得一点，打发女人去干活儿是不会惹她讨厌的，换句话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很乐意。
另一个女人是所谓的地下组织的同志，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就读。因为都从事地下运动，不管是否愿意，我和她每天都会参加碰头会。会议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上来，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她的话中带着一种酸溜溜的味道，我总觉得毛骨悚然。
我面带一丝忧郁的微笑，说道：“我正是这么想的呢！”因为我深知，激怒女人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方设法敷衍过去。我拿定主意，决定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一些牺牲，接受她买给我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品位粗俗，很多都被我立马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还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一直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早点儿将她打发走，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给了她一个亲吻。谁知道她立马欣喜若狂，居然厚颜无耻地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一个逼仄的西式房间。这个房间是那个组织秘密租借的办公室，以方便地下工作。在那里，我和她没有止息地折腾，通宵达旦。
“这个姐姐真是荒唐透顶。”我忍不住暗自苦笑。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姐姐，都免不了每天见面，所以，我不可能像对待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想办法巧妙地躲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紧紧拴住动弹不得。
同一个时期，我还遇到银座酒吧的一个女招待，从她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恩惠。我和她不过一面之交，但由于蒙受了恩惠，我仍然忧虑、恐惧，感觉被束缚得无法动弹。那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堀木的指引，而像一个混社会的老江湖。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或者穿着碎花布和服去酒馆喝一杯。虽然我的内心深处依旧对人的自信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可以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大胆地与他人面对面寒暄了。不，不是这样，尽管按照我的本性，不借助投降式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总算已经练出了一种本领，那就是可以忘掉一切与人交谈，虽然还有些结巴。是什么让我具备了这种本领？难道是因为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是因为那些女人？或者是酒精起了作用？或者都有？更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窘境。恐惧与我如影随形，但要是身处大酒吧，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我便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如果能做到这样，我这被人追逐而漂泊的心灵不也能获得短暂的宁静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带上十块钱，独自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你放心好了。”
她的话里夹杂一点儿关西口音，但就这么一句竟然奇妙地消除了我的紧张不安。在我看来，与其说这句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倒不如说消除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于是，我放下心来喝酒。因为对她格外放心，我反而不想拿滑稽表演来搞笑逗乐，只将天生的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神情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默默无语地小口喝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一边问，一边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的面前。我摇了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喝完酒，我按照那女人的吩咐来到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边吃寿司边等她。我记得那女人叫常子，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哎，我竟然连与我一起殉情自杀的女人的名字都记不住。虽然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但我对那难以下咽的寿司的印象，不知什么原因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并且，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张下巴黄黄的蛇脸，一边摇晃着已经秃顶的脑袋，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多年以后，我在电车上随便看过去，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想起它原来很像那个寿司摊老板，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今天，当那女人的名字和面孔都从我记忆里消失，唯有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时时浮现出来，那么清晰而准确，我甚至可以轻松地为他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我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太难吃，让我感觉到深深的寒冷与痛楚，从而加深了对老板的印象。打小我从来没有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美味无比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也从来没觉得寿司好吃。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位于本所的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了一个房间。我在这儿不必隐藏那颗一直抑郁不安的心，我就像忍受着剧烈的牙痛，一只手捂住脸颊，一只手端茶喝。不知什么缘故，她很喜欢我的这种姿势。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站立在秋夜里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她完全孤立着，唯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慢慢躺下来休息，听她讲述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的丈夫在老家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两口子背井离乡来到东京，丈夫整天干些不三不四的营生。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她每天都要去监狱送点儿东西给他。
“但从明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去了。”她一直絮絮叨叨。
不知什么原因，我天生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或许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或者因为她们抓不住谈话的重点，反正对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边风。
比起女人在家世上的长篇唠叨，那“真是寂寞啊”的短短叹息倒更能引发我的共鸣。迄今为止，我却还从来没有从女人那儿听到这样的叹息，尽管我一直深深期待。然而，虽然眼前这个女人并未说出“真是寂寞啊”这句话，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无言而强烈的寂寞源源不断地从她身体中流淌出来，就像是一股气流，不大，只有一寸见方，我的身体一旦靠近，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包围。我身上的那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与这种气流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而出。
这个诈骗犯之妻与那些白痴妓女截然不同，当然那些妓女首先是快活的，我可以酣睡在她们怀里安度春宵；而与她度过的这一个晚上，是我获得了解放和幸福的夜晚。（在我的整篇手札中，像这样不假思索地肯定地使用这样夸张的说法，还从来没有过。）
但也仅仅这么一个晚上。早晨，我一觉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小丑。胆小的人甚至会惧怕幸福，软弱的棉花也能让人受到伤害。趁着还没有受伤，我这个胆小鬼准备赶紧分手，于是使出了惯用的搞笑逗乐的伎俩。
“有一句话叫‘钱尽缘断’，其实人们常常反过来解释。并不是说钱用光，女人就会从男人身边走开，而是说男人如果没有钱就失去底气，变得意志消沉、窝囊颓废。甚至笑起来也软弱无力，性情也变得奇怪而暴戾，最终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彻底、主动地将女人甩掉。这可不是我瞎掰，而是《金泽大辞林》上说的。想来真是可怜，我呢，也多少体会得到那种心境。”
是的，我记得当时说了以上这大段蠢话，当时还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出了她的房间。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当时编造的那些关于“钱尽缘断”的胡话，后来竟然与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
那以后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去见那位一夜恩人。与那女人分开后，喜悦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漠，但我感到隐隐不安，一种沉重的束缚笼罩全身，这都因为她给予的无私的恩惠。我为此耿耿于怀，当然不止于常子将酒吧里的所有消费结了账这类俗事。最终，与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生一样，常子也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没有见面，我也会对她感到恐惧，并对所有睡过觉的女人都感到胆怯、心虚，因为我觉得那些女人见了我定会勃然大怒。由于天生这种性格，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绝不是源于我狡猾的逃避，而是因为不明白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妓女作为一种为了活下来的生物的时候，会把上床前后分得清清楚楚，就像彻底忘记，或者干净利落地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
十一月末的一天，在神田的某个露天摊铺，我和堀木一起喝着廉价酒。我们花光了手头的钱，可他还想换个酒馆，嘴里不停地叫嚷：“喝呀，喝呀！”此时，我已经醉醺醺的了，胆子也大起来，便叫道：“真的还要喝吗？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到时候可别大惊小怪哦！”
“是一个酒馆吗？”
“是的。”
“那走吧！”
我们就这样说定，一起坐上市营电车。一路上，堀木兴奋得不停叨叨：“今夜我可是好想要个女人呢！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我亲她，行吗？”堀木早就知道，平常我是不大愿意让他借酒装疯的，因此又特意问了一句：“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不要紧吧。”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堀木似乎松了一口气。
我们在银座的四丁目下了车，打着找常子的旗号，身无分文地走进了那家大酒吧，走进一个空着的包厢。刚刚面对面坐下，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便跑了过来。那位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常子则一屁股挨着堀木坐下。我不由得暗暗吃惊：糟糕，常子岂不是要被堀木亲吻了？
虽然吃惊，但我绝对没有觉得可惜。我向来没有太大的占有欲，即使偶尔对失去某件东西感到可惜，也绝没有那种为主张所有权而奋起与人抗争的胆量，以致在后来的某个日子，当一个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别人的玷污，我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丝毫表示。
我尽量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害怕卷入旋涡之中不能自拔。常子与我只算得上是一夜交情，她并不属于我。我虽然吃了一惊，但没有产生一丝觉得可惜的欲望。
就这样，当着我的面，常子被堀木激情地深吻着。我没觉得可惜，只为她的境遇感到可怜，都到了这个份儿上，常子已经被堀木玷污过了，可能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并且我也没有刻意要挽留她，也罢，就到此结束吧！对于常子的不幸，我的心头出现瞬间的惊愕，但残存的情感旋即如同流水般逝去，只剩下彻底的绝望。我瞅瞅堀木的那张脸，又看看常子的面孔，忽然发出一阵嗤笑。
此时，事态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恶化。
“真是没劲！”堀木歪着嘴巴说道，“这种女人，就连我这种穷光蛋也嫌弃，还是算了吧……”
他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像是困窘至极似的苦笑。
“给我买点儿酒来，我身上没有钱。”我凑近常子小声地说。我真想喝个烂醉。以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是一个丑陋的、饥不择食的女人，连醉汉也不愿意亲近。我感到自己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只顾喝酒，一杯接着一杯，这一生从没喝过这么多的酒，直到烂醉如泥。我与常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悲哀地微笑起来。经堀木这么提醒，我还真觉得她就是一位穷愁潦倒、丑陋下贱的女人，然而我的境况比她好到哪里去？想到这里，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似乎是陈词滥调，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忽然发现常子那么漂亮，那么可爱，以至于我此生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发了一种恋爱的冲动，虽然微弱却是积极的、主动的。我大口大口地呕吐，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成这样，于我这一生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不是我的枕。我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常子的房间里。
“那一次你说‘钱尽缘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难道你是发自内心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缘分这东西，真要断绝也不那么容易。难道，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间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何尝不是如此：什么金钱、女人、学业、地下运动，等等，人生一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恐惧和烦忧。我，我也已经没有继续活下去的耐心和勇气，于是对她的提议不加思索地赞同了。
然而，“死”对我来说的确隐含某种“游戏”的成分，因为当时我并没有真正做好赴死的思想准备。
那天上午，我和她一起在草坪上散步，一块儿走进一家咖啡馆，分别喝了一杯牛奶。
“账你先结了吧。”
我起身从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包里仅有三枚铜币。我被一种比羞耻更为凄惨而强烈的情愫一下子紧紧抓住，动弹不得。仙游馆出租屋的那个房间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房间空空如也，除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没有任何可以典当的物品，当然那不是我的全部家当，至少还有身上的碎花布和服和一件斗篷。这就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我窘迫到这个地步，已经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模样，常子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哎！就这么点儿钱？”
女人的话并没有多余的潜台词，但我分明感觉到一种尖锐的疼痛瞬间穿透骨髓。生平第一次，我体验到自己所爱的人带来的言语伤害。区区三枚铜币少得不值一提，它带给我一种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羞耻。究其原因，是那时的我虽然潦倒，却依然残存纨绔子弟的优越感。也就在那时，我才真正地、切实地做出了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来到镰仓，一块儿走向大海。那女人忽然喃喃地说：“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呢！”随即将腰带解下来叠放在一块礁石上。我想了想，也将斗篷取下来放在腰带的旁边，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海水。
结果，女人死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是因为我的高中学生身份，再加上父亲是个名人，多少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我和常子的事被当作一起重大事件上了报纸。
我暂时待在镰仓海滨的一家医院里，一位亲戚还专程从老家赶来处理各种善后事宜，还带了话来，说是父亲大为光火，而其他家人也都震怒，有可能因为这件事与我断绝关系。亲戚没待多久就回去了，我也就没有多问。那时的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不时忍不住默默掉泪，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迄今为止，我只喜欢那个贫穷而下贱的常子，别的人都无法替代。
这事发生后，也并非没人关心我。比如房东的女儿就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附有她写的五十首短歌，所有短歌的开头全是“为我活着吧”这样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带着快活的笑意来我的病房玩耍，其中有些护士临走前还紧紧握一下我的手。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成了一件好事。不久，警察以“协助自杀”的罪名将我带到警局。因为肺上的问题，我在那里被他们当作病人，关在特别看守室内。
和特别看守室隔着一道推拉门的是值班室，有警察二十四小时值守。深夜里，一位值晚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推开门，小声地招呼我：“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过去，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吗？”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摆出一副法官的模样拿腔捏调地问：“最初是在哪儿和那女人搞上关系的？”
他把我当成小孩子，将自己当成审讯主任，貌似派头十足地讯问，实际上不过是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一些下流的男女故事，用以打发这个难挨的秋夜。我一下子看出他的意图，拼命控制那跃跃欲试的笑神经。我当然知道自己有权拒绝回答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但为了给漫漫长夜增添一点乐子，便自始至终做出一副诚意满满的样子，好像一直把他当成真正的审讯主任，而接下来我受到的刑罚的轻重全部取决于他。我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或多或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你老老实实坦白，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连我自己都要佩服我的演技如此炉火纯青，但这种卖力的表演得不到丝毫的好处。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正式审讯开始了。
有人打开门，让我走进署长室，署长似乎等不及地说道：“哦，真是个好男子啊！这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子。”
署长皮肤微黑、很年轻，像是从大学毕业不久。听他异常突兀地这么一说，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悲哀，感觉自己像是一位半边脸长满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
仔细看看，署长的模样像一个柔道或者是剑道选手，审讯方式似乎也和从事的运动一般干脆利落，与昨晚那个老警察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简直判若霄壤。审讯很快结束，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关切地问：“吐血了吧？你得好好爱惜身体。”
那天早晨我出现了反常的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捂住嘴巴。而此时手巾上显出星星点点的血迹，但那血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而是昨晚我将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抠破后流出来的血。我蓦地意识到，不道破这个真相可能对我更为有利，便低头机敏地答了一声：“是的。”
署长迅速将文件写完，说道：“要不要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通知一下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如果不是担保人，监护人之类的也可以。”
我一下子想起来，一个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记得这个叫涩田的人是我同乡，喜欢拍我父亲的马屁，曾经经常出入父亲的别墅。他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一直独身。他的脸扁扁的，很像比目鱼，特别是眼睛更像，父亲因此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叫成了习惯。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号码，拨通了电话。没想到，刚说出请他来横滨检察局，“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装腔作势，但好在最终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一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儿吩咐手下。
吃过午饭，我被细麻绳绑住胳膊，由一个年轻警察乘坐电车押送到横滨。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胳膊，但年轻警察牢牢地握住麻绳的一端。
不过，我的内心十分坦然，居然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和那位老警察产生了不舍之情。哎，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被当成犯人捆绑着，我却感觉如释重负、惬意万分。即便此时此刻回忆起来，我居然还是忍不住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无疑，那一段时期所有的往事都令人怀念，但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令我沮丧而羞愧，毕生难以忘怀。那时，我被送到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接受一位检察官的简单审讯。检察官约莫四十岁，看起来性情温和、气度不凡（如果我的样子称得上漂亮，那也无疑是一种淫荡而邪恶的漂亮，但这位检察官的脸上却洋溢着聪慧和镇静，那是一种不得不使人承认的真正的漂亮）。我因此而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警惕，只心不在焉地陈述。突然，我又咳嗽起来，习惯性地从袖口掏出手巾，突然瞥见上面的血迹，顿时浅薄地认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我夸张地“咯、咯”假咳两声，用手巾捂住嘴巴，同时瞟了一眼检察官。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突然冒出了冷汗，不仅如此，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那位傻瓜竹一用“故意的，故意的”戳穿我的把戏时，我有被一脚踢进地狱的感觉，而检察官给我带来的羞愧远远超过竹一，这一点儿也没有夸张。这两次穿帮，是我一生中两次重要的演技惨败的经历。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若无其事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
我最终获得缓期起诉，但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满心悲凉地等待担保人“比目鱼”。
回望身后高高的窗户，傍晚的天空出现大片的火烧云，一大群海鸥从背景上飞起来，迅速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