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将近年底的时候，已有一些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驻大使的任务成为燃眉之急。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只从军队高级将领中选派大使，不再任用国民党留用人员。将军大使们即将踏上旅途，毛泽东要亲自和他们谈一谈。
这一天，汽车将未来大使们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服务员已将殿内打扫得一尘不染，并忙里忙外地端茶倒水。将军们小声交谈着，对要接受的外交任务惴惴不安，因为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外交经验。
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快步走了进来。
将军们站起来鼓掌，有的还想按过去的老习惯，举手行军民礼，可一想已不是军人，只好缩回手。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其中大部分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有些还很熟悉。这批人多数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过，或参加过国共两党和谈的首席代表，或在延安八路军交际处工作过，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已担任了解放军系列的要职，比如兵团或野战军的参谋长等，黄镇正在筹组总干部部，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兴致勃勃地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笑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点头称道：“《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派你们去是要完璧归赵，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毛泽东坐下，乐呵呵地说：“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将军嚷起来：“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外加湖南口音，更使人听得好笑：“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不会外国话，往哪跑？”
大家都笑起来。有将军问：“不是有许多国民党时期的旧外交人员吗？能不能和工商业一样，改造利用呢？”
毛泽东坚决地一挥手：“新中国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的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说到这里，毛泽东侧过脸，对周恩来说：“你是外交部长，你多说说。”
周恩来坐得笔直，臂膀压在腰际，略带江苏口音：“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等，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特别关照耿飚：“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好好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接见结束时，大使们站起来，一位将军上前一步说：“我们已经看了一些外交文书，可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
周恩来带着安慰的口吻说：“不要着急，过些天有一个国家的大使要来递交国书，到时候通知你们来看。”
1950年3月10日，大使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
他们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殿内除了原有的陈设，特意在一边立起八扇红木屏风，屏风上饰有淡淡的图案花案，从天花板上吊下的宫灯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照耀着陈列在两壁的奇珍异宝。服务员将将军们引到屏风后面，说了几句，便消失在门外。
不知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将军们顿时凝神静气，将脸贴近屏风，从两扇屏风之间的缝隙朝外看。
只见毛泽东迈着大步走过来，站在地毯一端，翻译站在他的背后。毛泽东不是很适应这种场合，站着不说话对他来说很不自在。鲁登科大使庄重地走上前来，呈上国书，并致颂词：“主席先生，今天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责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很长，大约讲了五分钟。毛泽东接过国书，对鲁登科大使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双方握手告别。
客人一走，大使们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个揉脖子捶背，摇头叹息：“这个大使可不好当。这嘀里嘟噜一大套，谁记得住呀！”
黄镇在国共和谈中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比较有底气：“反正都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
姬鹏飞更洒脱：“我看照那个意思到时候随便说几句，对方又听不懂。关键是翻译同志得熟悉。”
老布尔什维克、黄埔一期毕业、代理三野参谋长的袁仲贤十分活跃，眼睛一亮，出了一个主意：“干脆，趁热打铁，咱们就在这儿演习一遍怎么样？”
大家都赞成。袁仲贤自告奋勇：“我脸黑，我在黄埔演过印度人，来。”他一把拉过黄镇，“你个子高，你演主席，我向你递交国书。”
黄镇有儒将之风，不爱开玩笑，一把将王幼平推上前。
袁仲贤数落着：“你不是在长征中演过蒋介石吗，现在演主席不比演他强？”
黄镇还是不肯：“演蒋介石那是瞎演，把大家逗笑了拉倒。主席我怎么能随便演呢？”
袁仲贤就是点子多：“那我来演印度总统，黄镇你身高马大，就演咱们中国大使吧。”他又一个个分配角色，“王幼平，你不愿演，就学刚才罗马尼亚大使那一套吧。”
将军们做事向来认真，一旦演起来，还真十分投入。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相互纠正，直到熟练了才作罢。也不知是事先得到风声，还是纯属巧合，不久，这批将军大使都担当了几乎演过的角色，他们成为共和国第一代驻外大使。
就在毛泽东派出将军大使的同时，台湾那边也在忙乎。蒋介石一方面在撤回他的“大使”，一方面在派遣特务从事破坏和搜集情报工作。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讲过一句很概括的话：“台湾的国民党，剩下一个特务也得派到北京来。”国民党在逃离前，搞了一整套应变计划，三次布置特务组织公开南撤，实际上分散潜伏了。快围城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还专门飞到北平检查潜伏计划。
一个名叫李万成的特务调查到了彭泽民、林彪和朱学范的住址，也搞到了民航局兰靛厂油库存油量的情报；另一个叫程立云的特务通过一个中南海的花匠，闲聊中了解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会议厅和周恩来的办公地点，甚至搞到了毛泽东的车牌号。特务绘制了一张中央人民政府位置图。特务们以为就此可以立下天大的功劳了。
其实不然。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并非个个能接近首长。当时的中南海分三个区，首长区能够出入的人很少。花匠虽属技术一类人员，刚进城的中央警卫人员里还找不到这种人。因此，留用了一些经严格审查的花匠。但是，他们不能接近首长，更不许他们去首长屋里。于是，特务头子段云鹏想让那个花匠藏在树上，等毛泽东走过来时开枪。但根本做不到。于是，又想用炸弹炸。
程立云说：“恐怕我们的炸弹不行。”
炸弹之类无法从台湾带出来，段云鹏说：你们的配方比例不对。他让特务们根据他说的办法再配几个炸弹。
还是不行。两名特务将新配的炸弹拿到芦庄子有轨电车道上，他们躲在远处观察效果。炸是炸了，声挺大，烟也挺大。乘客纷纷下车，电车周围也围了一大群人。等黑烟散去，电车和人员都好好的，连个受伤的都没有，电车也完好无损地开走了。
段云鹏决定回台湾领取高效炸弹和无声手枪。他得意地想：有那么无价的中南海位置图，他将完成老蒋几十年付出800万军队代价没有完成的事业。
段云鹏梦正香时，在他面前亮起了一副手铐。段云鹏于1967年被公安局枪决。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台湾曾将暗杀政协委员列为行动中心任务。有的特务曾刺探陈嘉庚、沈钧儒等高级民主人士的住址、汽车号码和外出活动情况，阴谋行刺，但一个也没得逞。
正当白皮书问题闹得满城风雨之时，蒋介石又着急福建的局势以及长山群岛的安危，就把海军司令桂永清找来，满脸怒气地问：“共军没有海军，你们怎么搞的！”
桂永清更是一筹莫展：“长山南北岛争夺战实在厉害，现在有突围消息，伤亡惨重，大概守不住了。”
桂永清偷眼望了一眼痛苦异常的蒋介石，竭力劝道：“报告领袖，长山南北岛争夺战已经无法支持下去，不如转移，保全实力。我驻南岛各单位军政官员以及眷属两百多人已突围，我舰艇正集中砣矶岛，死守长山以北五岛，待援反攻。我另一舰队明天将载陆战队、粮食、医药、通信器材到前方去，今天太湖、太昭等舰整天在各岛周围巡逻，监视共军行动，扫荡共军船只。过去二十四小时中，我舰艇向困守大小黑山、大小竹山等孤岛共军发炮百余发，深信共军伤害必大。将这四个岛上的共军肃清后，即可孤立长山南北岛，完成包围形势，转守为攻。”
蒋介石紧皱眉头问道：“到底我们的海军管不管用？”
桂永清忙说：“当然管用，当然管用。现在我们还有舰艇13万吨，同美国、俄国、英国的海军当然不能比，但对付绝无海军的共军，那就绰绰有余了。今天，我还告诉新闻记者，说长山群岛中的南长山、北长山和黑山三岛沦入共军手中，对海军封锁华北港口影响并不很大，因为砣矶岛等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如果收复，随时可以收复。”
蒋介石依然高兴不起来：“我不爱听这个。我问你：长山八岛都打不过共军，人家对台湾、舟山的安全怎么看法？”
桂永清还在喋喋不休：“台湾、舟山是我们实力集中地，同孤悬北方的长山群岛情形完全不同，绝对可以确保无虞。”桂永清越说越兴奋：“台湾、舟山、海南不能同长山比，可是共军占了长山，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徒增经济负担而已！”
蒋介石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这一套我不爱听！有人把上海说成是什么共军的经济盲肠，简直是自欺欺人！事到如此，这种宣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以后不要再说。”
蒋介石坐着叹息之际，蒋经国来了，桂永清连忙告退，一摸头上已是大汗淋漓。
蒋介石也没指望蒋经国会带来什么好消息。果然，蒋经国一开口就说：“美国实在捣蛋！刚才有消息说，美国已经通知驻广州总领事馆，要他们在广州失守之前自行封闭，这对我们精神上特别是士气方面会有大打击。英国跟着美国走，伦敦已广播从8月16日开始，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驻港海陆英军也奉命作必要措施。”蒋经国喝完水，接着发牢骚：“如果说这是防范共军，不如说是打击我们！广州是我们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共产党一枪没放，美国倒先来涣散军心了。”
蒋介石问起阎锡山，听说他搞了个什么“扭转时局方案”。
蒋介石觉得无济于事。
在国民党里，阎锡山向以老谋深算著称。这次，阎锡山也说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军纪荡然，派系自私，与人民脱节有如瞎子”。对中共的成功也坦白告蒋，说对方之所以成功，“实由于组织严密，党员警惕性高，肯接近民众，故耳目遍天下，有如千里眼”。他还梦呓般规划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总体战”，曰：第一年守，第二年反攻。因此在这两年间，要执行下列办法：
一是“经济战”，要“加强共区封锁，断绝物资供应。运用空军部队不断轰炸共区一切生产机构，窒息共区一切动力。派遣特工潜入共区，扰乱金融。
二是“财政战”，阎锡山将蒋介石盗运到台湾的金银做了夸大的估计，说“政府现存库银实数为三亿八千万元，每月支出为四千五百万元，计军费占四分之三，政费占四分之一。若准备支持两年，除库存款外，每月不敷约三千万元”。不敷之数他主张用税收、劝募、公债三者补救财政赤字。
三是“军事战”，阎锡山竟说：“现有军队确数为三百四十万，主要是坚守华南及西南。并组织一百万人之机动部队，混入共区打游击，另加强编组新军后备部队，但重点在于组织国际反共志愿军，重组陈纳德飞虎队，协助戡乱。”
四是“外交战”，阎锡山主张“争取国际反共友军，与国际缔结反共同盟”。
五是“政治战”，他建议“惩办贪污，清算豪门，引用有朝气之新人，取消骈枝机构”。
六是“民众战”，说“加强民众组训工作，派遣工作努力、刻苦耐劳之干部深入民间，藉以向共党斗争，争取民众耳目，达到建立情报网之目的”。
阎锡山完全是纸上谈兵，连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他只希望：“能守一年，美国必援，反攻一年，国际变化必有利于本党。”意思是渴望三次大战早日爆发，以挽救国民党于水火。
蒋介石父子认为阎锡山弹的仍然是旧调，而库存现款数字并不可靠，公布后且有反作用，军队数字也一样，虚数太多，无补于事。只是盼望着三次大战这一点还不错，但已经不新鲜了。
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蒋介石悄悄回到大陆，蜗居在戒备森严的广州一幢小楼里。北京广播传来了毛泽东那令他阵阵眩晕的高亢的声音。按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要一鼓作气打开金门，拿下台湾的，然而胜利之师却受挫金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