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按它的既定国策，并没有完全“一边倒”，而是脚踏两只船，只是有轻有重而已。它不断地安抚台湾。1971年8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赴台北，转告尼克松关于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的保证。10月，尼克松又派加州州长里根作为私人代表再赴台北，向蒋介石转交美国总统信件，重申美国“完全恪守”同台湾缔结的条约。特别是1972年1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宣称美、台“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无限有效”。这是给台湾当局吃了定心丸。
然而这变化来得太快太烈，仅是几个月之后，尼克松就要访华了。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刚得知这一消息，有几分钟时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相信台北方面对这消息也是难以置信。沈剑虹在尼克松未成行前奉命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在台北的蒋介石也发动舆论和外交攻势，呼吁尼氏“悬崖勒马”。
1972年2月16日，基辛格在尼克松起程访华前约见沈剑虹谈话。
沈剑虹刚一坐下，基辛格就说：“尼克松将在一周之后访问北京。尼克松离开中国大陆后，我会立即派遣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前往台北，向中华民国提出简报。我希望在我有机会亲自和你会谈之前，贵国政府不要对尼克松的访问发表任何官方评论。如果华盛顿和台北双方恶语相向，那正是北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不会对北京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事实上，没有人预期此行会有任何具体结果。”
沈剑虹问基辛格：“哪一方会先提出台湾问题？”
基辛格：“北京方面无疑会先提出，可是美国不会接受中共对它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我期望中共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不会因为一次会面就有所改变。美国政府也不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我们绝不会要求你们做违背你们意愿的事情。”
沈剑虹又问：“如果尼克松会见毛泽东，他们会讨论什么事情？”
“依次序应当为台湾和苏俄问题。”
“尼克松准备对毛泽东让步到什么程度？”
“不会很大，只是这次会谈将提高毛泽东的声望。”
沈剑虹轻轻哼了一声。“这次会谈也会提高尼克松的声望吧！”他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基辛格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年迈，谁来接班是每个人都很关切的问题。尼克松目前的工作，是缓和世界紧张情势，尤其是自由世界与苏俄的关系。基辛格还说到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冲击。他说：“日本对尼克松‘震荡’极为不满，虽然日本领袖很明白美国一向都很重视与日本维持密切的关系。”基辛格一再提及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恶化。他预测，这件事会支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局势。他说，“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排除苏俄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性。”
基辛格再次向沈剑虹保证，就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政府不会要求他们寻求与北京达成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美国也绝对不会就此向台湾施加任何压力。此一决定不会改变。他认为至少二三年内，台湾不会遭到中共攻击的威胁，除非美国中止共同防御条约；就他所知，美国政府并无此种意图。
基辛格显然在竭尽所能，想要消除台湾因尼克松即将前往北京访问而日益增加的不安。
然而尼克松访华造成的冲击，远不是基辛格的几句保证所能抵消的。
2月21日上午11时10分，尼克松总统的副机到京，20分钟后，总统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舱门开了，穿大衣的尼克松和其穿红大衣的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出乎这位美国总统的意料，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寒风中飘扬。
当尼克松下到舷梯快一半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了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走完梯级，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已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尼克松日后回忆：“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
始了。”
毛泽东对尼克松的来访很重视，尼克松刚吃过午饭，毛泽东就决定会见他。14时4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一个四合院，穿过一条
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张宽大的木床。房间里的沙发摆成了半圆形，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再一个显眼的物品便是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的一个白色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地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目光仍然锐利，神态略带讥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并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总摆着大痰盂。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相互敌视的对手将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还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了上去，俩人都笑了。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他，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需一名女护士协助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尼克松：“那么主席把他叫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跟他做朋友比你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年开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做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经过将近一周的紧张工作和激烈交锋，中美间终于达成了闻名于世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后，也于当天离开上海，飞回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飞机回京。操劳了一周的周恩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借飞行时间打一会儿盹，而是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比2.可以报道么？”
周恩来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脸色严肃起来：“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得很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