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分,孔子就说过,把名分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这是个尴尬的问题。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