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突然变故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每当西方设备商和中国公司相遇时，无论西方公司的技术评分有多高，中国公司几乎总是能够凭借在商务条件上不可阻挡的诱惑而分得一杯羹。现在，情况竟然反过来了，西方公司凭借商务条件战胜了价格战老手华为。与此同时，荷兰KPN在将其位于比利时和德国的3G合同授予中兴的同时，却将其管理服务外包交给了阿尔卡特朗讯，这意味着在对工程实施以及后续服务的评价方面，中兴实际上可能不得不听阿尔卡特朗讯的。
TeliaSonera位于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全球首个LTE商用网络开通一个月后，作为两个供应商之一的华为的员工突然被一则不同寻常的新闻所吸引：爱立信宣布成为TeliaSonera二期LTE（一个规模远超一期的项目）的独家核心网供应商，而诺西也宣称自己成为TeliaSonera的供应商，而之前的一期LTE网络中诺西并不在供应商之列。
人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预感到不妙的事情已经发生。随后，TeliaSonera的首席技术官在一份正式的对外声明中表示，尽管华为是一个很好的供应商，但是在最终的评估中，爱立信和诺西能提供更好的商务条件。与此同时，华为欧洲区的一位负责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由于其他设备商提供更低的商务条件，导致公司最终没有延续在第一期中创下的良好开局。
这一变故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每当西方设备商和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相遇时，无论西方公司的技术评分有多高，中国公司几乎总是能够凭借在商务条件上不可阻挡的诱惑而分得一杯羹。现在，情况竟然反过来了！
很显然，作为新进入者的诺西一定采取了令即便是华为这样的价格战老手都咋舌的反击行动。这不免让人相信，诺西新任首席执行官苏立（Rajeev Suri）对之前在接受《赫尔辛基日报》采访时所说的话付诸行动了，他的原话是：“2008年年初，我们制定的战略决策更加关注现金流和赢利能力，现在是时候放弃这一战略而着眼于市场份额了。”
看来中国公司要巩固在欧洲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容易。有一句老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爱立信等公司真想复仇，只需在下面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就可以了。一方面，在中国公司目前已经进入回报期的新兴市场发起价格战，以侵蚀中国公司的利润，同时在中国公司试图进入那些顶级运营商的核心供应商名单时，予以无情地打击。在经历了多年的成本重组和新技术的培育之后，它们在2G、3G等成熟产品上的成本已经大为下降，这使它们有足够的成本和经济实力来参与甚至挑起价格战。另一方面，它们还可以广泛动用西方在全球范围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展开政治公关。
它们正是这样做的。就拿诺西来说，这个已经快被中国公司遗忘的名字，事实上中国公司可能低估了它的实力，至少低估了它在中国公司通往世界顶级通信设备商道路上制造干扰的能力。
就在2009年第三季度华为高调宣称取代诺西成为第二大无线设备商一个季度后，苏立就以更高调的姿态引用另一个数据宣布诺西重新夺回第二的位置，同时还宣称诺西在WCDMA、HSPA、LTE领域已经全球领先。到2009年年底，在WCDMA和HSPA领域，诺西、爱立信和华为分别拥有的客户数为163个、146个和125个；在LTE领域，到2010年3月，诺西宣称已经拥有8个商用合同，而爱立信和华为均为5个，阿尔卡特朗讯2个，中兴1个。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苏立还宣布了新一轮的重组计划。自从诺基亚与西门子的系统设备部门合并以来，新公司已经历了许多次挤压成本的过程，并宣布将把全球采购中心设在中国。它甚至还空前地加大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的力量，特别是在LTE的研发上，目前仅杭州一个新建的研发中心就已经有上千名研发人员，这将有助于使其研发成本更接近中国的竞争对手。类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其他几大西方设备商身上。
在苏立的老家印度市场，自从华为和爱立信在BSNL规模达9 300万线、价值可能高达60亿美元的GSM设备招标中胜出起，诺西就向印度政府提出了诉讼，认为招标过程存在问题。他还任命了一位新的印度负责人，以期在印度即将开始的3G建设中占据重要的份额。近些年，由于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移动电话市场，加上印度的人口与中国相当，潜力巨大，全球运营商和设备商都加快了在这里的争夺。
如果说西方公司在欧洲市场还扮演着防御者的角色，那么在印度它们已经毫无顾虑。它们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这里当成了阻挡中国公司势头的前沿阵地。现在印度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最重要的单一海外市场，目前中兴与华为两家公司在印度的年销售额已经占到其全部销售额的10％。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价格战最惨烈的印度市场胜出，对长久以来长驱直入的中国模式将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
这一系列攻势的结果，是中国公司在印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多年来，中兴和华为都谋求在印度市场扩大投资，但都被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特别是在BSNL的项目招标结果出来后，印度国内的电信反华力量突然集中爆发，包括政府也直接出面禁止运营商采用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对中国出口的光传输设备加征30％～236％的关税（中兴不幸被按最高的236％征收，华为也被征收50％）、提高中国员工赴印度工作的签证门槛等。但是，就连印度本地的运营商也看不过去了。一位参加了政府有关讨论的印度电信公司高管就曾指出，由于在直接成本上无法与中国公司竞争，一些西方设备商近年来便抓住安全问题大做文章。最终，印度运营商为中国公司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它们给出的理由是，无法放弃中国公司给予的成本上的优惠条件。它们显然清楚，如果任由西方公司的计划得逞，受损失的将不仅是中国公司，还有它们自己。
华为无论如何也无法拿回它曾经得到的了。它被迫先后放弃了被认为是“安全敏感”的BSNL西区和东区（与爱立信共享）的订单，前者转给阿尔卡特朗讯的合资公司，而后者则转给了爱立信。后来，华为又失去了南区的2 000万线合同。
至于中兴，则在该项目开始后不久就从游戏中出局。或者说，是作为上市公司的短期财务压力迫使它从这场规模宏大，风险也更大的价格战中主动撤出。这一度让公司管理层承受了巨大压力，因为如果说之前中兴在印度市场已经略胜华为一筹的话，那么华为凭借这个项目将把它远远甩在后面。
不过中兴仍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那时，中兴已经在TATA、Reliance这两家最大的CDMA运营商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并凭借在CDMA手机上排名第一的位置成为印度主流的手机厂商之一，而公司的MTO战略也为其争取到了Telenor、Etisalat、Sistema等跨国运营商在印度的订单。随着印度开始3G建设，中兴就有希望在突然的增量中获得更多的订单。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规模销售额尽快转化为规模利润，从而使印度市场真正成为公司与西方设备商之间的战争的一个制胜筹码，而非简单的凑数之地，如中兴印度公司总经理黄达斌说的：“印度市场与其他海外市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这里你完全可以做得很大，但你必须有所选择，必须衡量销售额、利润、现金流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中兴能够率先找到在这样的市场赢利的方法，本身就是应对西方模式最彻底的路径。据黄达斌的估计，中兴要到达这一天可能只需再等两年。
但他可能过于乐观了。就在BSNL宣布取消华为仅剩的2 000万线合同后不到半年，印度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行动，开始以安全为借口直接禁止印度所有运营商直接从中国设备商那里购买设备。尽管印度政府再三澄清这是针对全球所有设备商的政策，而且分析人士也认为印度的运营商会再次站出来为中国公司说话，因为它们需要中国设备商的廉价产品，但中兴和华为自2010年以来对印度的出口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印度政府搁置了运营商提交的有关它们的方案。即便最终准入问题得到解决，但它们的运营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印度的遭遇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西方公司在其他的新兴市场也采取了类似的复仇行动。只不过，它们的切入点可能不是设备，而是服务。由于几家西方公司普遍在服务方面布局较早，而且目前进展顺利，而新兴市场的运营商为了全力以赴抢占地盘，就可能将网络运营外包，以专注于具体业务的拓展。而运营商在选择网络服务商时，通常可能更信任西方公司，西方公司的政治与文化攻势又会强化这一因素。
爱立信是最先将服务上升为主导战略，并且到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公司。早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它就率先将终端与系统业务进行了分离，以便专注于系统设备和其转型。随后，它的系统设备业务在全球的份额达到了创纪录的40%，这为其服务业务积累了大量网络基础。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其业务的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提供单纯的系统设备，还提供一些与系统设备运营有关或满足用户特定需求的服务，甚至是直接帮助运营商提高经营绩效。
在过去的几年，爱立信的营业规模并没有明显的扩大，但它的收入中已经有将近40％来自运营托管、运维托管和电信业管理咨询等业务，目前它在这些领域拥有的专业人员已经超过4万人。2009年尽管系统设备业务普遍不景气，但爱立信的服务业务却增长了20％以上。现在你很难再将爱立信仅仅当做一家电信设备提供商，由于它对电信业是如此了解，而它自身又被公认为是一家经历了时间检验的卓越企业，这就让它有机会进入过去属于IBM、惠普、埃森哲、麦肯锡等这些服务业巨头的领地，它不仅提供设备，还帮助运营商提高营收和加强成本管理，以提高运营商的投资收益。
从长远来看，爱立信可能会成为又一个IBM。这不仅仅是针对电信领域而言，而是就完整意义上的IBM而言。它甚至可能比现在的IBM做得更多，就像IBM注定会加大电信一侧的比重一样。由于移动通信、互联网、IT等行业融合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任何定位于相关领域的服务商角色的公司最终都不得不在每个领域中有所涉猎，以便最终制订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最终爱立信可能会彻底摆脱目前陷入亏损的手机（索爱）和半导体（ST爱立信）合资业务，而更加专心于成为利用移动计算来提升管理绩效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