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过去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的做法虽然谱写了一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歌，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史无前例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大众靠这种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方式，基本摆脱了其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国政策，却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以及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不和谐”问题。因此，现在通过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不和谐”的增长方式所作的一种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所作的一种“结构调整”。
第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定就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的问题。危机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税收来源，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投资环境，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或“透支”自己的偿付能力大搞“形象工程”。结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问题和收入分配扭曲的问题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这类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了。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央政府要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从而提高中国社会整体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
第三，过去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思想很严重，全局发展的意识淡薄，结果，造成各地政府竞相比拼，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给搞上去了，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现在，大力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带来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为此，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就要从过去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但是，我们要想达到上述这些“理想效果”，一定不能忽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定不能无视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进行控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一定不能跃过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的必要准备阶段。否则，今天我们对“经济新增长点”的探索和经济活力的培育将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人才、资源甚至“价值观”的匮乏也会让我们在参与这轮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外部环境出现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又不自觉地操起“旧业”，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矛盾再次留给了“未来”。
如果政府刻意地强调同时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主导的“和谐发展”目标看上去就暂时实现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以牺牲原来资源相对丰富、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部分区域的高效发展为代价，其结果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削弱了中国经济整体应有的持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所以，千万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发展条件，为争夺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巧立区域规划，破坏效率的行为。否则，很容易人为地造成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城市因为出现“农民工荒”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涨工资”，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受到利润打压的“产业资本”慢慢地转变成追求短期财富效应的“金融资本”，给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不可低估的挑战。
另外，没有很好地设计过长远规划的地方政府很容易随大流，搞“形象工程”，结果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就会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败下阵来，最终还是和以往那样，根本无法实现原先所“精心设计”的“宏伟”目标。最近我在地方调研时注意到，国内有很多地方不管人力资本和投资条件是否具备，都在大搞新能源产业，结果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新能源产品的制造环节，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要比传统行业还耗能！而且各个地区为了争夺这样的订单不得不对外商拼命“让利”，结果就和其他加工贸易行业的情况一样，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产业升级”完全是徒有虚名。
总之，今天我们在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和增长的新动力时，更应该多在制度上支持劳动力从资本匮乏的地区流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更应该打破行政的垄断，提高“农村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并鼓励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投资和并购，从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更应该为有条件的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提高行政的审批效率；也更应该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作出的出口立业的战略决定，而不能不顾地区发展的阶段特征，千篇一律地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且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
财税制度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2010年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又再次强调，要继续深化财税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它将成为财政宏观调控的五大着力点之一。税制的改革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抓好财政预算工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经济的国家而言，高效率的税制运行就意味着能够产生一个国家健康有序发展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它能够让企业自觉地不断强化自己以确保在国内外市场上持续的竞争力；它能够让消费者安心地丢掉“后顾之忧”，用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来换取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它还能够让所有的专业化团队都做到全心全意地拿出自己高质量的服务来实现报效社会的目的。如果税制的改革仅仅停留在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是否超前的概念上，那么，它一定会脱离中国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定会扭曲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动机，从而造成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冲突、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最终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最近我注意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撰写了一份关于我国今后10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取向报告。显而易见，这是在对中国目前财税现状进行了详细、广泛而又专业化的论证基础上，所提出的技术性强而又可以投入“试运”的政策建议报告。这份报告充分地兼顾了如今社会上下所关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关系。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如何把经常性收入的综合课征与非经常性收入的分享课征相结合，缓解过去一刀切的征税方法所带来的事实上“劫贫济富”的不公平后果；另外，开征环境保护税或资源税是希望打开通过税收制度来强化资源分配效率的通道。当然，这份报告也兼顾了现在社会“热议”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权利和义务相背离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地方债问题：一方面，通过扁平化的财税体制的改革以及强化中央和省级社会保障的责任来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建设与机制完善，防范财政违约的风险。不管怎样，如果中国社会财税运行的变革能像这份报告所期待的效果那般“理想”，那么，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因为胜券在握就更应该只争朝夕，势在必行！
但是，我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甚至认为2010年下半年财政部的五大着力点中，唯独财税改革应该谨慎推进，应该等到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至少在经济基本面由政府主导型的“输血型”经济复苏状态转变为市场推动型的“造血型”经济企稳回暖状态时再启动。这样可能会更加显现出财税改革的积极一面，否则，仓促改革很可能会出现市场的过度反应，比如新兴市场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资本逃避”问题，往往就是发生在经济状况不佳而财税制度又大规模变动的时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除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设计的那套技术方案以外，全社会能够对这一新的财税制度达成共识，齐心协力、遵规守矩，并做好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一，中央政府要对即将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采取全民信息沟通工作，不能简单地保证不增加消费者的税负或中小企业的税负，而是要说明它为什么能够起到减负的效果，让老百姓能够相信，这样的做法不会引起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的结果。千万不能在没有沟通的基础上，把设计过于复杂的财税体系交给无专业基础的人大代表们投票决定。即使方案形式上合法化了，但是，社会大众对此政策的不满或恐慌所引起的过度反应，会使得原本如果顺利执行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的政策，反而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效果适得其反。不管怎么说，即使现在暂时社会各界没能达成共识，政府的税源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今天让“利”给市场的做法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公共服务的暂时缺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退一万步说，即使政府今天在执行的是一些已经经过充分论证的、有效的财税制度，也一定要及时披露执行的情况和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否则，可能出现的“社会偏见”和政府的“不透明”机制，更会引起政企之间、官民之间的误解和利益冲突。
第二，强调收入再分配功能的税收制度一定要和其他的市场规范制度以及产业政策一起配套执行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否则，就会出现最麻烦的激励机制扭曲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税负程度的高低本身并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但是，如果高收入阶层并不能够从高税收中分享到他们所期待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比如，提高奢侈品税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收入阶层发现政府对消费者保护的能力不足或力度不够，使自己遭受了假货、次货或不到位的售后服务这类不愉快的经历，那么，这批消费者就会走出国门，让中国的消费能力流失在外，导致中国政府的税收效率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在中国贫富差距较为严重的状况下，与其向富人苛征重税来解决这一问题，倒不如政府让些“利”，保护他们在中国本土安心消费的“环境”，通过刺激富人国内消费的这种方式，让富人手中的财富自愿地“转移”到为他们提供一流产品和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手中，以此来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比政府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更有效果。当然，现今中国企业提供不了富人阶层所需要的一流产品和一流服务，更是需要中国的产业政策、市场化改革制度等和税收制度结合起来，共同发挥扶持中国企业打造世界一流品牌的积极作用才行。
第三，财政收支的平衡应该还是得从精简政府部门着手，即精简过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减少其不必要的开支，避免由于政府部门扩张过度导致产生类似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状况。所以，无视地方债问题将会后患无穷。但如果政府试图要做到面面俱到，那么，就一定会占用市场的资源，避免不了经济学家常常提醒的那种民间投资与消费被“挤出”的问题。即使现在政府想做的只是税制上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增加社会整体税负的意图，但是，也可能会因为这种结构变化而引起“激励机制”的扭曲，使得财税体制的效率受到严重损害，最终还是会导致政府财政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政府原先只想做的税制“结构调整”改革也只能加以修正，不得不走入扩大税基和税源的实质上的“增税”状态中。
另外，政府财税制度的改革也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当前的收支平衡上，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如果政府的透支能够带来市场的活力，能够为今后税收收入的增长创造良好的投资和消费环境，那么，财税平衡就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充分透明、健全的监督基础之上的“跨期动态平衡”，而不是暂时的、与市场“斤斤计较”的静态平衡。
总之，财税制度改革不仅仅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更关系到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市场活力所需要的健康的“激励机制”。而后者这个“利益驱动”问题处理得好坏，甚至会直接左右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和财税制度执行的效率。为此，对待这场财税制度的改革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欲速不达、事倍功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