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
刘震云作为一个作家知名，是以《塔铺》崭露头角的。在此之前，他虽然已发表过《乡村变奏》《栽花的小楼》《大庙上的风铃》《罪人》等作品，但因艺术个性尚不突出，还不可避免地淹没在波谲云诡的文学大潮之中。《塔铺》是一个漂亮的亮相，它在自然而然的生活流动中显示的农村青年在生活和精神的重重负累中的艰难挣扎，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作者自出机杼的独到追求。
《塔铺》之后，刘震云连续发表了《新兵连》《头人》《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迭次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他写乡土，写城市，写平民，写“官人”，似乎憋足了劲要把五行八作都写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笔下的种种世态人情，也犹如澄水鉴形，丝毫无遁，令不平者见之色怒，自愧者见之汗颜。
说来也怪，刘震云所写的那些人和事，既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也是别的作家似曾写过的，但你读起来总觉得有滋有味，非同一般。究其原因，主要是刘震云用一种“生活流”的叙述方法直情径行地显示现实社会中种种习非成是的生活现象，在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中揭现其丑陋和病态的本相，让人们在不经意中得到惊悸和震动。应当说，刘震云是以“生活流”的方式表现自己对中国文化和生活中特有的“文化病”的发现的，而这其中又流贯和萦回着厚重而沉毅的“平民意识”。这种“方式”“内蕴”与主体精神的内在粘连和独到融合，正是刘震云之为刘震云的个性特质所在。
一
刘震云从《塔铺》《新兵连》开始，就表现出注重群体心理定式，不重人物个体性情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以姓代名或以外号代名，很少有个正经的名字，而且还表现在他着墨运笔常在于摹写人们彼此相近的共性而非彼此迥异的个性上。在《塔铺》那个高考补习班里，“我”、王全、磨桌和耗子，苦衷各有不同，却都为了改变苦焦人生的相同目的而奋力挣扎；结局也彼此各异，但都带着相似的创伤和失落步入人生。共同的生活环境孕育出的这一群人，连优点和缺点也都大同小异。这在《新兵连》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老肥、元首和王滴，为了争当“骨干”，相互看不起，暗中使绊子，为求个人进步而踩踏别人的方式何其相似，主导他们行为的思想模式也是一个，那就是重利轻义的“小农意识”。他们在相似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下形成的人格带有内在的趋同性、共通的偏斜性，他们之间的碰撞和摩擦也带有一定的病态性，因而那种孜孜矻矻的奋争总伴有悲悲凄凄的际遇，就不足为奇了。
写这一群而不是写“这一个”，实际上反映了刘震云对国民人格的认识与思索。在他看来，客观的文化——经济环境对于人格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旦形成又带有极大的群体性和顽固性，个体的人因而更多的是一定文化指令的符号，而不是独立自为的生命个体。他们即便进入新的生活领域，也常常在适应环境和认同现实中走向文化依附和人格趋同，从而渐渐使个体融入整体，使并不充分的个性逐步退隐乃至消失。
刘震云的这一人生认识，在《单位》和《一地鸡毛》里表现得更为典型。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官”“民”们都活得很不轻松，原处长老张升任了副局长打破了局级干部的平静，他所留下的空缺又引起了孙、何二位的并争；小林为争取入党谁都得巴结，偏偏同事间又不和，巴结了这一个得罪了另一个，临了苦心与苦力全都白费。在这里，当面吹吹拍拍，背后嘁嘁喳喳成了某种风习，新来的小林由不习惯到习惯，渐渐变成了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演员”，委实是“单位”这个“舞台”派定和演练出来的。他无力对抗“单位”的既有风习，又要以表现好解决住房问题，生存需要迫使他用“自我”来适应这些世俗的“共性”。小林在人生的另一“舞台”——家庭生活中又如何呢？《一地鸡毛》告诉我们，收入少、地位低和“不会混”，使他无法让孩子入托，无力办妻子的调动，只能过“二等公民”的不如意的生活。小林在酒后向妻子吐露了一席真言：“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小林在艰窘的生活面前已通过调整自我走向随遇而安。当人们抗拒不了生活中的庸俗的时候，最方便的出路便是自我退缩，充当一个庸庸碌碌的小市民。从此，“单位”有了一个和顺的职员，社会多了一位世俗的市民，而一个生气勃勃的大学生却永远消失了。世俗的社会生活如何按照它的既定程序雕琢人，改变人，小林的蜕变真是个现实之至、典型之极的例证。因此，与其就刘震云在这里写了“这一群”中的“这一个”，不如说他是写了“这一个”是如何消融于“这一群”的。
二
刘震云的作品在世俗人情的自然倾泻中，既让人觉得那是“会有的实情”，又让人从中体会到某种讽喻的意味，说真诚悃愊无华，说嘲讽又入木三分。这里我想起鲁迅先生谈到高明的漫画作法时说的一句话：“廓大了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鲁迅全集》第6卷第185页）刘震云正是深谙个中奥秘的高明漫画家，他紧紧抓住生活中最屡见不鲜的人际纠葛，把深陷其中的人们的自然心态在对比中加以“廓大”性描绘，人伦人际关系中那些荒谬的、病态的庸俗东西便公然地裸现了出来。这些自然形态的“污垢”因其比比皆是而又毫无做作，益发引起人们的自省与自愧。
最早使人们感叹不已的是《新兵连》。那老肥、元首和王滴，想在新兵集训中表现好一些委实是最正当不过的愿望，然而又都普遍地不择手段，却使他们互相构成了对手，陡然增加了障碍。令人惊愕的是，他们压根没有公平竞争的意识，一想到自己的进步，便想到如何使他人落后，他们的这些的想法和做法几乎是不约而同而又自然而然的。作品中揭示的这一现象，因触及我们人际关系中最普遍的问题——非生产性的东方式嫉妒，很令人遐想和深思。
阻抑群体合作的非生产性嫉妒的普遍性存在和经常性发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也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刘震云在《官人》《官场》里写的在“尚官”“拜权”的落后文化意识影响下，干部阶层的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一文化“泥沼”的情形，也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官人》里某部某局的八个局长，本来就是三个派系，调整领导班子的导火索又使八个人变成了五派。有传闻说不留老袁，其他人心中暗喜，老袁闹起了情绪；又传说留老袁了，老袁的对头老张便联合了老方整老袁，老袁的盟友老刘、老丰掉转枪口并拉拢中间派老赵也搞老袁，并暗中递上去了包含有经济、作风等三大问题的倒袁材料。腹背受敌的老袁不甘示弱，先笼络住老赵，又拉过来老丰、老刘、老李、老方，瓦解了反对派联盟，集中矛头对付老张、老王。谁知部里一纸命令下来，老袁、老张调，老方、老刘、老赵、老丰退，留下了老李、老王，另新派来三个局长。不久，新班子的五个局长也分裂成了三派，矛盾又愈演愈烈。当然，他们的如此行状也各有各的由头：有的是认为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尚能再干几年，有的是尚需借职权改善住房、安排子女，有的是认定只有自己的才力才能把这个局工作真正干好，有的则是出于别人不下凭什么要我下的心理。在你争我斗的背后，都有不够平衡的心态，都有不便言明的世俗理由。从他们身心交瘁、疲于奔波的苦衷中，人们也不难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病灶与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融合一体后所造成的种种悲哀。
比较起来看，《官场》里的县委书记金全礼，多具事业进取的雄心而少有踩踏他人的痼疾，但当他作为一个“棋子”摆在生活中的庸俗情态这个“棋盘”之中，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觊觎乃至攻击的目标。金全礼被提为副专员之后，便无可奈何地陷入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既得处理好与省委领导的关系，又得处理好与县级干部的关系，更得时时防备来自同级干部的纠缠。他在错综繁复的碰撞中终于彻悟了：“什么专员不专员的，谁想当谁当。”安于现状的心态中，也显露出他被世俗情态困扰的几分厌腻。庸俗的文化氛围造成了病态的人际关系，病态的人际关系又造成了病态的庸俗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如不具清醒头脑，或会变得好争善斗，或会变得与世无争，最后以一种病态的倾斜迷失了原有的自我。
刘震云在《诉说衷肠》的创作谈里曾说道：“领导也不容易，整天撕撕拽拽，纠纠缠缠，上上下下都要照顾，需要动心思，何况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儿不易，爹也不易；下级不易，领导也不易。”这一席话是真诚的。所有的人都不易，是因为同在一个大文化圈子中，个体人格带有共同的传统文化遗传因子，相互的关系又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心理氛围。人要免俗很难，想要超越更难。但话又说回来，一定的人格和一定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可以相互影响又可以相互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反思我们所置身的文化氛围中的某些落后方面，也要反省我们的人格本身的弱点。如不切实考虑从自己开始改变些什么，那生活可真就可叹可悲了。刘震云揭开生活中庸俗的面纱把它的本相显示给人们，其真实的用意也正在这里。
三
在刘震云“生活流”式的作品中，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叙述越来越走向琐细化，结构越来越走向散淡化。《一地鸡毛》是这样，《官人》是这样，《头人》和《故乡天下黄花》更是这样。但当你读完这一部部作品，不仅不觉得累赘冗琐，反有一种意犹未尽感。其中的缘由，显然在于他化有形为无形，寓有序于无序，以一种依流平进的叙述传达自己对于社会——文化生活某些方面的深切感知：热闹的事象，单调的底里；多变的世情，不易改变的俗心。由局部的浅陋、世俗而构成整体的深刻和“象征”，已使刘震云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模式。
《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的第一部长篇，也是刘震云迄今最具分量的作品。这部洋洋25万言的故乡变迁史，寓社会的宏观把握于乡土的微观描绘，缩历史的巨大身影于小小的村史演义，在文化底蕴上构成了对传统的乡土题材模式的有力反拨。
大致追踪了刘震云的创作足迹之后，我们便会发现，这个被称为“新写实小说”主将的作家的丰厚作品确非“新写实小说”的单一角度所能概括，他的创作以自己独有的艺术风范在当代文坛别树一帜，写在这面旗帜上的，是四个醒目的大字：“平民意识。”
“平民意识”表现在刘震云的创作中，首先是艺术形式上的平易与平实。他一方面精心选取那些最能表现普通人的人生境状和生存方式的生活事象，一方面又恬然采取循依生活客观流向的自然铺陈的叙述方式，使作品以一种隐匿主观评判的客观性和逼肖生活原生状态的纪实性，给读者以一种少教化、不虚妄的印象，从而平添了一种亲近感、真切感。但实际上你读了作品之后，它本身所隐含的那种生活的混沌性、文化的抨击性，又迫使你用心思量和读解，从而不由自主地参与到作品的意蕴创造中去。由此看来，刘震云的那种明为写实性实为开放性的叙述方式，实际上还是不高看自己，不小看读者的艺术平等意识的一个体现。
刘震云的“平民意识”，更多地表现在他看取人和事的人生的和艺术的态度上。在他的作品中，当“官”的并不神圣，做“民”的也不卑下；光彩赢人处不打折扣，丢人现眼处也不加掩饰。他那一支笔对谁都是不留情面地剥去世俗外衣，一视同仁地把裸真的原形和本相揭示给人看。他看事也是不夸饰大事，不忽略小事，不倾羡胜事，不贬抑败事，一概用普通百姓的平朴眼光看取一切。在他的笔下，老张升任了副局长与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分量是相等的，马村事件中“村头”孙毛旦的以身殉职也并不重于两岁的王小妮的无辜身亡。巴尔扎克谈到历史学家的职责时曾说道：“他的使命就是不偏不倚，不幸的人和有钱的人在他的笔下都应该一视同仁。”（《〈农民〉献词》）刘震云正是具有这种历史学家的态度的。史家眼光与平民意识的融合，使刘震云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高度重视，对每一桩生活小事都格外关注，而且每每以微知著，以小见大。
对于“平民意识”，我们一般多在与“贵族意识”的对立意义上去理解，实际上它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它既包含有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内容，更包含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表达他们的生活、情绪和向往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平民意识”也是“人民性”的别一说法。刘震云的作品，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的创作，他比任何别的作家都更为重视“属于人的光荣”和“凡人的幸福”（彼特拉克语）。这不仅在于他由别的作家所忽略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领域发现并描绘了当代人的独特的生活形态与心态，而且还在于他在这一幅幅现实生活图景中蕴含了一种在文化批判中呼吁群体的人格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与重构的强烈意愿。刘震云无疑是赞同歌德关于人的这一观点的：“只有全体的人才能认识自然，只有全体的人才能过人的生活。”（转引自《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8页）在整体人性艺术的审视中，力主人在不断地自省、自醒、自新中摆脱樊篱，回复自身和健康发展，这是萦绕在刘震云所有作品中的一个潜在的总主题。我甚至觉得，刘震云的这样一个主观意向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似乎过于显露、过于直白了一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作品的文学性意味。我以为，写得再蕴藉一些，更柔婉一些，对于刘震云或许不算是多余的建议。
宏观地说，在当代文坛，刘震云稳扎稳打而又有声有色的创作，以自己引人的可读性、强烈的现实性和深邃的启悟性，加强了小说创作直面现实、关注时代、切近读者的倾向，从而在文学的总格局中占有了自己一席重要的地位。当然，无论从整体文学的发展看还是从个人的创作进取看，正当年富力强的刘震云都应不满足于这个已有的地位，而他有能力获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更大的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
原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