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国
自20世纪90年代始，方方先后推出中篇小说《祖父活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状态》及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其间，续有短篇小说《金中》《言午》《幸福之人》《纸婚年》问世。这些作品，全部以知识者的生活与命运为创作题材。
统观方方为数众多的知识者人生题材的作品，可以发现，方方对20世纪中国知识者的命运描写，主要以三代人为代表。一是家国危难之际的“祖父”；二是陷入共和国初年政治泥潭中的“父亲”；三是当下社会市场化物质化年代的知识者“我们”[54]。三代知识者与他们各自所属的时代的“际会”，演绎出三代知识者命运形态虽然有别但命运实质却相当连贯相似的生命悲剧。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巧合，当我们把这些作品做出整体性“汇读”时，我们发现，方方写出“祖父”“父亲”“我们”三代知识者相近的精神血脉，以及，在看似不同的生命形式里显现出的三代知识者的历史宿命：“无处遁逃”的生命“定数”。
一、“祖父”儒雅而威严的生命塑像
方方对三代知识者“家族”的书写，开始于《祖父活在父亲心中》这部中篇小说。“祖父”，对方方而言，应该是两位。一位是伯祖父，中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一位则是方方的亲祖父汪国镇（君毅）。如果方方仅仅只为了“家族史”写作，那么，两位祖父都是可供作家发掘、阐发的写作对象。我们注意到，方方有意撇开了与她生活时间更长，学术知名度更大的“南京祖父”汪辟疆，而着意从史料，从亲友回忆中，从“父亲心中”发掘，描写出自己的亲祖父汪君毅。这里，透露出方方知识者家族的写作立场和人物入选标准：选取最能够表现20世纪中国知识者的人格精神和命运形式的人物，以构成、显示20世纪中国知识者的代际影响和悲剧命运的承传。
方方在小说中不经意地透露：“至少，在我二十岁以前，祖父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是零。我只知道南京的爷爷。南京爷爷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爷爷。”“祖父”形象的赫然凸现，是因为“父亲”的“死”。方方是从父亲在“文革”后期在电影院看电影《军阀》时猝然死亡而对照写出“祖父”平日“书生一样地活着”，家国危难之际却能“勇士一般地死去”那淡泊而威严的一生。“祖父”，是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知识者，属于“五四”前后中国一代学贯中西式的知识分子。青年时求学于“京师大学堂”（也即“北京大学”前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又经常“穿一件蓝布长袍，喜用浓重的家乡话吟哦古诗”。这一代知识者，或“求新声于异域”（鲁迅语），成为振国兴邦的精神启蒙者，或专注于知识学术研究，成为学科行业的一代宗师（如“南京爷爷”）。但是，“祖父”天生带有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血统，淡泊清静与笃学务实的品性，促使“祖父”选择了“回老家”做“教员”的人生。
“祖父”的生命是知识者人格的多重组合。一方面，淡泊名利，清静从容；另一方面，却感时忧世，心系民主。抗战时期，“祖父”在课堂上斥责政府的逃跑主义，“讲到痛处时且仰天长啸捶胸顿足。学生们说，那时坐在课堂上谁都能感受到祖父的凛然正气”。家国危难之际，逃亡的父老乡亲遭日寇堵截，“祖父”一人从容出列，以自己一人之死换取众乡亲的生。面对侵略者，祖父“骂贼不屈”，遭日寇乱刀刺死，“死状惨不忍睹”。至死，祖父“不愿做亡国奴，他不愿向入侵者低下他高贵的头颅”。
“祖父”形象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其一，祖父“书生一样地活着”，和“勇士一样地死去”，他的“生”与“死”的模式，是中国知识者人格的具体实现。“生”，生得淡泊而恬静；“死”，死在家国危亡之际。清静淡泊的“生”与威武刚烈的“死”，他的生命过程实践着中国知识者“独善其身”与“心忧天下”的生命要义。
其二，平凡而刚烈，平实却博大的生命能量。表面看来，“祖父只有一米六〇左右的个子甚至更低”，但他却以自己的从容赴死，“铸成一座铜雕，永远地屹立在我的心中。”表面看来，“祖父”蛰居乡野，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国文教员，但他却在50年的生命中，留下了博厚精深的知识创造。“祖父”不是“学者”，却著有《中国文学史》《经学概论》《文字学概论》等文史大著；“祖父”不是诗人作家，却写下了《澹静居诗稿》这样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诗卷。生命的能量，在“祖父”那里，得到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升华。
其三，“无处遁逃”的悲剧命运。“祖父”一世奉行“澹静”，与世与人无争。毕业后潜居乡野，笃实教务。即便如此，社会并不能容忍“祖父”的生存，哪怕是最简陋最平凡的生存。日寇入侵，家国危难。正如当年闻一多先生所怒吼的，“偌大一个中华，何处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祖父”的“澹静居”被强盗们所损破，知识者最后的生存线也被入侵者肆意践踏，“祖父”的生命空间在时代与外寇的挤压下步步逼仄。由当年从北京折回南昌，此时，又由南昌“而留故里”；此刻，“故里”又遭涂炭，强权入侵的时代，已经将“祖父”这类的知识者逼迫到“无处遁逃”的悲剧境地！一位“呆气”十足的书生，在人生的疆域，自甘退守，无争无为无欲，岂料，强暴者仍然将他逼仄到无处可退的绝境。“祖父”这位知识者的现代境遇，留给人的思索良苦良多。
二、“父亲”：“乌泥湖”里的彳亍者
方方知识者家族的“父亲”，既包括《祖父活在父亲心中》的那位“父亲”，其实，还应该包括《乌泥湖年谱》中那一大批受命建设三峡水利工程而组建的“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的水利专家们：丁子恒雯颖夫妇、苏非聪魏婉娴夫妇、沈慎之张雅娟夫妇、洪佑沁董玉洁夫妇、刘景清许素珍夫妇；皇甫白沙副院长、林嘉禾工程师、孔繁正工程师；还有，短篇小说《言午》里的那位留洋博士“言午”；《金中》里的那位“李四光的学生”，水利地质学者“金中”，等等。他们或出自国内北大、清华、交大等名牌学府，或留学苏联、留学欧美，是共和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年轻的“父亲”们，在小说开卷时，一个个显得满腹诗书、多才能艺、术业专精：林嘉禾的理性浪漫与高屋建瓴的才思，苏非聪才子式的激情与哲学家的睿智，丁子恒的扎实严谨的专业科学精神与文史诗艺俱备的知识厚度，皇甫白沙的文雅、孔繁正的犀利……在他们的命运音符的起点，“父亲”们是一组充溢着知识气息与生命活力的“青春交响”诗。“父亲”们是以年轻生命的纯净、灿烂，和知识者的博雅、智慧，投身于“乌泥湖”。
然而，“乌泥湖”式的社会境况所要销蚀的，正是“父亲”们年轻的生命和智慧。1956年的“大鸣大放”，耿直的苏非聪，率先坠入“右派”罗网，被遣返乡下老家；拘谨审慎的丁子恒，因“鸣放”不大胆，也落得“白专典型”的名目。政治漩涡在“乌泥湖”激荡，这批年轻的水利专家们，人人自危。自此，“乌泥湖”不再奉行科学精神专业意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是非专业性的社会运动，成为“乌泥湖”的大事记。砸锅炼铁垒小高炉，办大食堂、种菜养禽……“设计总院”完全被“社会”化政治化。共和国时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乌泥湖”里就会形成一股热浪。大鸣放，定右派，拔“钉子”，扫“白专”；学哲学，洗脑筋，学《六十条》，反苏修……作为“设计总院”的主项目“三峡工程”研究，完全被这些社会政治运动所冲淡所替代。
“乌泥湖”，在“父亲”心底，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成为一个“四面八方的强压”的“无物之阵”，成为人生中的一片泥沼。在这种生存境遇里，“父亲”们必然改变着以往的生存方式，代之以“慎之又慎”的生存“策略”。
“这天夜里丁子恒和雯颖都辗转着睡不着觉。丁子恒说：‘苏非聪不该回乡，在这边下到土地，怎么也比在乡下干农活要强呀？何况也不至于误了孩子。’雯颖也说：‘我真不敢替魏婉娴去想。一想就觉得生活好可怕呀。’丁子恒说：‘这是个教训。我以后必须慎之又慎。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得三思而后行。否则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孩子们的一生和你的一生就会坏在我手上。’雯颖说：‘是呀。你千千万万小心。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是有意见，也千万一句别提。心里若有气，回家找我发都可以。想想咱们四个孩子，就是有天大的气，你也不能生。’丁子恒说：‘是呀，你和我，加上四个孩子的命运，就是有天大的意见，我也不敢提了，就是有天大的气，我也不敢生了。’”【1】
“父母”间的这段对话，这是“父亲”性格变异人生转向的信号。从此，“父亲”日益拘谨，像一只受惊恐的野兔，机警而且乖张地躲避着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从此，“父亲”日益委琐平庸，委琐如同妇人，平庸如同市民。从此，“父亲”便有了“死”的向往：“自己曾经有这样的念头：一旦有一天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农场，就自杀。”即使“父亲”没有自杀，仍然存活着，但是，作为一位知识者，“父亲”的存活只是肉体形式的，在精神上，“父亲”已经“死亡”：
“回到房间，丁子恒觉得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书看不进去，日文也读不了，只觉得人有些恍恍惚惚，恍惚得好像自己不似自己。他只好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干干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地想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九六四年，我就五十了。五十者而知天命，天命究竟是什么呢？却依然是这样模糊不清。这样想过以后，丁子恒竟是倍觉伤感。”【1】
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的结尾部分，为“父亲”描述了他精神死亡的生存窘况。一代风流才子，在“乌泥湖”式的生命泥沼里，已经变成精神萎缩的世俗彳亍者，成为精神绝望麻木困顿迷惘的僵尸。再联系《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的死亡形式：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武汉长江电影院放映内部影片《军阀》。父亲的单位发给了他一张票。并不爱看电影的父亲以为是政治任务而不敢不去。为此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地杀人。”
“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丝毫也没能想到这一摊乌红的血迹是怎样地汇成一片巨大的阴影而笼罩在几代人的心头。”
“父亲直面看疯狂的杀人场面。刺刀和鲜血在他的眼睛里闪来闪去……父亲觉得晕眩无比，世界在他的那一刻变得血淋淋的，而他则是这个血淋淋世界上的一个成员。他的心抽搐着，恐惧感从心底漫向他的全身。”
“父亲痛苦难忍。他咧张着嘴，手指如鹰爪一般剧烈地抠着他坐下的木椅。他的两腿颤动得无法支撑他壮实的身躯。”
“死的幽影却悄悄地潜入到父亲身边。”【2】
智性的方方，巧妙地将“父亲”的死亡与“祖父”的死亡做出多义性比照。
从死亡形式看，“父亲”的死亡是“和平”年月里的正常死亡，“祖父”的死亡是战争时期的非正常死亡。
在“父亲”那种看似委琐卑怯的死亡中，显现出“父亲”那令人心灵震动的人生内容。一代“天骄”们，一代才情洋溢的生命，不得不在“乌泥湖”中空耗着生命与才情，不得不被“乌泥湖”的泥淖折断了生命飞扬的翅膀。与“祖父”面对凶狠的日寇那悲剧情境比较，“父亲”们生命所面对的，是无处不在又无从设防的“无物之阵”。政治高压、白色恐怖、专制奴役……这些“四面八方的强压”。身处“乌泥湖”的父辈们，没有“祖父”那种以身赴死舍生取义的“死亡”境遇，只剩下苟活偷安的现实。因此，“父亲”们只能用他们那看似苟且胆怯脆弱的死亡，演绎这共和国时代的人生悲剧：一个苍白而平庸的年月，人们的死亡形式就是那么的苍白而平淡。或者说，在政治恐怖如天罗地网的年月，“父亲”们早已从精神上枯萎了死亡了，“父亲”在电影院内的死亡，只不过是他肉体生命完结的一个过程。
“父亲”，在方方的小说世界里，是匍伏在“乌泥湖”上的彳亍者，处在精神奴役的“无物之阵”，成为精神人格的慢性自杀者，成为生命形态委顿卑琐者。
三、“我们”“无处遁逃”的“定数”
中篇小说《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和《定数》，包括短篇小说《纸婚年》，是方方结婚成家居住在大学校园的“结果”，是作家继她对知识者家族里的“祖父”一代和“父亲”一代的命运描写后，对第三代知识者，市场经济初生年月的“我们”一代的生存写实。
《行云流水》以高人云的“病例”作为小说的开局和收束，在一个典型的“新写实”文本框架里，铺写出当今中年知识者的生存困厄。
“书香世家”的出身，如今已是大学力学专业副教授高人云的生活，由一连串的尴尬和疑问构成他当今“行云流水”式的，虽无大波大澜却又陷入一系列日常困境的生存态度。走到街上，书店的书价陡涨，“让他吓了一跳”，理发费凑不齐，拟以“人格”担保，回家取钱送还，却遭人“鄙夷”，“我不认人格只认钱”。高人云一向最看重的“知识人格”，在理发店里，却值不到八元钱的理发费。
与叶兆言小说《挽歌》、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相近似，《行云流水》铺写着90年代初年当代知识者所感遇到的物质的精神的双重压力与困惑。
严航（《无处遁逃》）和肖济东（《定数》）是第三代知识者中的命运抗争者。作为比高人云梅洁文年轻许多的大学青年教师，他们同样陷入经济贫困物质生存困厄的现实困境。与高人云所不同的，严航肖济东一旦感受到现实生存困境时，便立即做出向命运抗争的人生姿态。他们不似高人云，还停留在对命运的顺从，或者“苦楚和忧伤”，而是以主动姿态，力求从困境中挣脱，改变命运。
严航向命运搏击的途径，是考“托福”，去美国，留洋读博士。“他只有远走他乡，留学攻博，发奋地弄出科研成果，那么等待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比方像杨振宁像李元哲像丁肇中，那时谁又还能捆绑得了他，谁又还能轻视他，而他又怎么还会再看穷日子过呢？”结果，并非如愿。严航，这位“有足够的科研能力”的青年知识者，因为缺乏在美国可靠的资金担保人，而被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拒于门外。出国的途径，被严实地堵上了。
肖济东，他与命运抗争的途径，不是出国留学，而是直接地改行下海做出租车司机。既然知识从业者最缺的是“钱”，那么，曾经开过公汽的肖济东，立马辞职改行，做了一个赚钱相对快捷许多的出租车司机。刚刚经历改行几个月那种“每月可观的钱数便兴奋地冲动”，肖济东又开始了对原有职业的怀念。
“肖济东开始怀念那些数字和公式，怀念苦苦思索和反复推论的日子。怀念计算机哒哒哒哒敲击键盘的声音。怀念教室里的静谧。怀念学生。怀念在讲台上叱咤风云的感觉。怀念训导学生时的风度。怀念黑板。怀念将粉笔扔进粉笔盒时的弧线。怀念抽象。怀念思索时的苦恼。怀念崇高。”……（《定数》）
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生存具象与学理抽象，这是方方为当下知识分子“我们”所设置的二元对立世界。在这二元对立空间中，方方尽力写出：我们的努力与挣扎。重要的在于一切“挣扎”所获得的，但同时又是自我所失却的。鱼与熊掌，再次显示出不可兼得的悖论。正是从这种悖论层面，方方所要阐发的，主要是当下知识者的历史“宿命”。
“严航想：原来会有这样的结果，原来失败也是可以接踵而至的；原来我竟然也有这么一天；原来来路是怎样的，归路也就怎样；原来路是走不遍的或者说是走不完的；原来命属一根根小绳子就只能总是属它；原来美国也是绳子之一根。”（《无处遁逃》）
“肖济东懒得多嘴，由他说去。只是心说谁又想要甘守清贫呢？无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每种活法都有自己的定数。要紧的是你是不是在做属于你的事情。如此而已。”（《定数》）
以上，是两部中篇的最后一段文字。方方用一种完全相同的语式重复着相近的意念：“宿命”与“定数”。这，既是命运抗争者失败后的心理，也是作家方方对20世纪中国知识者家族的第三代人的命运概括：在现实生存困境里“无处遁逃”的生命“定数”。
四、知识者家族：人物的尴尬命运与作家的温婉情怀
20世纪中国，在一系列思想、文化、军事、政治、经济的变革中走过100年，100年，蕴含了太多太复杂的社会人生内容。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又都与知识者的生命相关。知识者的社会角色、社会功能及其人生命运，既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形态演变，反过来，任何一次的社会型态变化又必然影响、规定着中国知识者的生命形式与人生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对知识者的生存透视，成为书写时代人生的良好视角。
在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里，一直有少数作家执着地关注知识者的命运。首先是鲁迅。他的《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20世纪初期中国辛亥革命到五四时代知识者生态心境的深刻描写。《狂人日记》《药》《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篇章，揭示出辛亥至五四期间中国知识者们作为社会时代的先觉者的社会功能，以及“先觉者的死亡与悲哀”的悲剧性生存悖论。其后的有茅盾、巴金、丁玲。茅盾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巴金的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和丁玲《一九三〇年春在上海》、胡也频《光明就在我们前面》等作品，集中描写的是北伐大革命时期知识者们“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的心路历程【3】。40年代有路翎和钱锺书。路翎创作的，被人誉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底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力图反映“一·二八”以后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化与知识者的人生道路问题。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则是对战争时期中国知识者荒诞的生存状态与虚伪的人性形式的集中而深刻的透视。
粗略勾勒20世纪中国作家对知识者命运的书写“传统”，旨在于说明方方所描写的“知识者家族”，就是这种“传统”的薪火相传。需要说明的，方方更能够“从容”地、更为开阔地展开知识者的命运过程：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时空为背景，以三代知识者的人生命运，展示中国几代知识者的生命形式与命运形态。
“祖父”那儒雅而澹静的生命人格与家国危难之际的从容赴死，“父亲”们匍伏在“乌泥湖”中艰难而扭曲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慢性自杀的人格委顿卑怯的心理历程；“我们”身陷“物”的冲击那社会边缘化生活贫困化的生存状态，以及反抗命运的失败所感遇到的没有生机，“无处遁逃”的生命“定数”……方方以三代知识者的命运回响作为呼应结构，书写出一种较深邃的历史宿命：无论战乱时期，还是共和国“和平时代”，还是新时期经济改革阶段，中国知识者，面临战乱，赴死的是悲剧；身处“和平”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精神的他杀与自杀；面对经济，又是人格跌落经济贫困的尴尬。劫难，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悲剧，也以不同形式代代相续。方方对知识者的创作意识，具备了更为深厚的历史人生内容和有关知识者人性的精神现象学意义。
作为当代文坛最具有“知识者身份意识”的作家，方方的知识家族写作，又留有方方明显的一种温婉情怀。
方方一向是以冷傲峻切为读者所熟悉所接受。正是出自这种冷傲峻切作风，方方的市民描写抵达到相当的人性深度。这种人性深度，一方面得力于对市俗人生生存状态的极具丑陋粗鄙感的物态写实，另一方面更得力于对市俗人性做极为冷峻甚至十分残酷的病态解剖。稍稍比照《风景》《黑洞》《落日》与《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劫后三家人》《行云流水》《无处遁逃》《定数》，你会发现，方方的冷傲峻切作风收敛了，改变了。对于知识者，方方以“温婉”替代了“冷傲”。无论是对“祖父”，还是对丁子恒、苏非聪、皇甫白沙、林嘉禾等“父亲”们，还是对待高人云、严航、肖济东等“我辈”知识者，方方都是用一种看似平实实则饱含同情性的创作情态，以知识者人物命运（而非人性变异）为视点，作为创作的心态和情态。浩茫的悲剧命运抒写，替代了弱化了知识人性的残酷性解剖。方方绝不留情地解剖着市俗人性，却暗含温婉地避开了对知识者人性的解剖与透视。“父亲”们面对精神专制高压的心理焦灼、苦难与挣扎、人性良知与生存策略这类的巨大心理空间和人性含量的内容，在《乌泥湖年谱》中，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了，或者说弱化了。对“父亲”们的哀怜，遮蔽了作家对“父亲”一代的人性与心理解剖。其结果，我们曾经在鲁迅《孤独者》钱锺书《围城》里领略到的，对知识者处于绝望虚无生存境况中而滋生的人性病态与扭曲、虚伪，乃至荒诞悖谬的人性病变，在方方知识者家族写作中，很难觅寻。
只对知识者作命运的焦灼，有意避开对知识者人性的解剖，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损耗了方方知识者家族史写作所应该也能够抵达的人性深度。这种遗憾，是非常明显的。作为这种创作现象的原因解释，是因为方方的知识者命运的创作题材，直接取自自己的爷爷、父亲这样的血缘性关系。这就意味着，解剖知识者，就是解剖自己的祖父、父亲。而他们，正是方方得以获得现世精神支撑的精神资源的依托者，也是方方一直仰视着的自以为自傲于世的“精神家谱”。这更意味着，如果也极冷傲极残酷地解读祖辈与父辈，既“轰毁”着自家的精神庙堂，也“轰毁”了方方如今赖以傲世的精神根基。对方方而言，这是她最为痛苦也最难超越的一道精神门槛。解剖市民，她可以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解剖知识者，就意味着自己精神生命的“撕裂”和人格审判的“痛苦”。对于前者，方方可以肆无忌惮；而对于后者，方方则显出退缩和拘谨。
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经受着既无情解剖社会，“也时时无情地解剖自己”（鲁迅语）的“凤凰涅槃”（郭沫若诗名）。只有经历着“人生炼狱”与“心灵炼狱”的多重地狱般的煎熬，才能获得超一流的生命感受与命运体悟。人，只有将“自我”（包括自我所依存的社会阶层及其精神形态）也置于社会历史人生做出“客观”的体悟，将“自我”砸碎做分析切片，人，才能获得更广袤的精神空间，实现生命与创作的大飞跃。毫不隐讳地说，方方因其“温婉”情态，使得知识家族史的写作，少了些《风景》式的让人灵魂悸动的深度感与震撼力。
参考文献：
【1】方方.乌泥湖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J].上海文学，1990，（4）.
【3】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