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敏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方方的文学地位是较暧昧和尴尬的，一方面，方方一直被视为当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新作每每一出，多有好评；另一方面，方方却不像王安忆、迟子建等若干女作家那样已获得较为明确的定位。进入新世纪以来，方方的小说并未离开其所擅长的知识分子题材、市民生活题材和女性题材创作，并实现了其创作的转型。方方创作的转型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折射出当代小说的几个重要话题。
一、凸现：方方的女性主义小说之于中国女性写作的意义
尽管方方是否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至今尚存有争议，但必须承认的是，方方的一部分小说确实具有女性主义色彩。1999年发表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是方方此类小说的标志性作品。2001年的《奔跑的火光》、2002年的《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2003年的《水随天去》和《树树皆秋色》，都从不同角度书写了中国女性的多舛命运及其近乎惨烈的抗争。现在的问题是，方方的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究竟在中国当代的女性写作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先来简单梳理一下作为文学概念的“女性写作”。女性主义的英文为feminism，该词包含有“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因此又被译为“女权主义”。它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争取女性参政和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而兴起的思想潮流，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思想文化潮流，而“女性写作”则是深受其影响的文学写作潮流。女性写作在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崭新话语资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自身的盲区。首先，从创作主体来说，女性写作必须忠实于女性独有的生存经验，并具有解构和颠覆男性写作传统的文学效果。这本身没有问题的，女性写作不论从现实语境或者思想背景上，都应冲破男性菲勒斯话语霸权的禁锢。然而，女性写作太过执着于女性自身的体验，在向女性幽暗的内部空间敞开的同时，却向繁复的外部世界封闭起来。在陈染、林白等女性主义作家的小说中，镜像、女同性恋、神秘主义、自戕等元素随处可见，而对外部空间的描绘确是匮乏的。其次，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具有相当浓厚的西方女权理论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得到确证。关键是，如何将西方思想资源本土化，使之成为观察、审视中国女性现实生存状态的有效手段？对于从事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创作的作家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现实背景中，讨论方方的小说就显得比较有意义了。如果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尚有某些故事上的斧痕之处，那么此后一些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的叙事则流畅、自然很多。方方小说中对女性生存体验的介入，绝少“私人写作”的意味。与陈染等女性主义作家的小说不同的是，方方的小说是向外转的，转向女性生存的广阔世界。譬如，《奔跑的火光》以客观、冷静的叙述视角，令人信服地描绘了农村女孩英芝走向杀夫之路的过程。英芝的命运，既是农村女性饱受男权压迫后发生的极端悲剧，也是未摆脱物质奴役的“前现代”悲剧——英芝之所以孜孜以求赚钱，就是想建造自己的房屋，最终却无法指望任何人。
方方的创作实际上提示我们，那种执女性私密经验于一端的写作，是否完全能表现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尽管方方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但她的小说中对于中国女性饱受压抑的决绝人生的描绘，是触目惊心的。《水随天去》则描绘被丈夫遗弃的少妇与少年的偷情故事，这仍可以说是当代乡镇女性的生存悲剧。《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则描写了一个下岗女工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瑶琴有着古代名伶的美丽名字，却没有收获到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她执拗于对已亡未婚夫的苦苦思念中不可自拔，这种极端的心理状态使她再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传闻中多年照顾瘫痪妻子的好男人陈福民却盼望着妻子死去，现实中的爱情和婚姻是那样沉重。这两部作品实际上将笔触更广泛地伸向了底层的女性，她们的经历和情感、她们的体验和人生，同样具有写作意义。《树树皆秋色》则描写了独身女博导华蓉的一段迷乱的情感经历，吊诡的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个频繁给她打电话以示关爱的男人，不能确定这个暗处的男人是否就是捉弄她。华蓉最后大病一场，清醒过来，换掉电话号码，实际上就是对女性被窥视命运的明确抗拒（即使这种窥视不一定就是恶意的）。这部作品证明方方同样也关注着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
总的来说，方方的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于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女性经验不光指涉女性的心理经验，同样应凸现女性的现实生存经验，不应偏执地将女性写作等同于描写女性的私密心理本身，甚至等同于“私人写作”本身；二是女性的心理体验和现实生存，是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具有的，女性主义作家们不应该将描写对象局限于部分知识女性，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应该被关注。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方方的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二、转换：方方的近期市民题材创作与底层写作
方方在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知识分子，一类是写城市下层人的生活。从1987年的《风景》，到后来的《落日》《黑洞》《白驹》《桃花灿烂》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方方为阅读者展示了一幅当代都市生活的画卷，在这些作品中，“方方将人生视角潜入市民生存的人性层面，发掘、窥探到潜藏在市民生活里的一道奇异的人性风景：家庭亲情之间的人性厮咬。”【1】确实，方方在早期的创作中，就已经表现了对市民题材的极大关注。进入新世纪之后，都市市民的生活并没有离开方方的创作视野之外。不过，《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万箭穿心》《春天来到了昙华林》等作品，已经显得与《风景》等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底层写作”的概念来谈论方方新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确描写了下岗工人、无业主妇等人的生存状态，其物质生活相对而言是比较匮乏的。但把方方的这些作品归列于底层写作，显然并不适宜。在这里，有必要梳理一下“底层写作”这个概念。总的来说，底层写作指的是2004年以后，当代一批作家的以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代表作家有曹征路、刘庆邦、胡学文、陈应松等等。总的来说，底层写作强化了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叙述的对象放在被“文明社会”放逐的弱势群体身上，并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情怀。近年来，对底层写作的讨论，已越过文学界，具有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这是继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后，唯一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事件。
但，方方的近期小说与底层写作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分野。首先，方方的近期市民题材的作品没有局限于对苦难本身的反复书写和渲染。在方方的近期小说中，通常有一些温情的东西。《万箭穿心》中的女主人公李宝莉强悍、泼辣，在发现丈夫偷情之后，向派出所匿名举报抓奸，导致丈夫因作风问题被勒令下岗、投江自尽；丈夫死后，李宝莉以坚韧、隐忍的生命力，在汉正街当扁担，甚至卖血以负担儿子和公婆的生活，但始终得不到儿子的谅解，始终被儿子视为仇人，形同路人。李宝莉最终在自虐般生活中得到灵魂的解脱，尽管儿子始终没有原谅她。母子反目的悲剧，在方方的叙述中却显得那么平静。这可能体现了方方小说艺术精神的变化，即早期那种隐含的批判立场转换为现在作品中的细节化的平静的叙事论调。因此，小说中反复描写李宝莉含辛茹苦的扁担生涯、写她如何卖血，并不给人更多的苦难叙述的因素。
另外，方方的市民题材的近作并没有非常鲜明的社会指向，而是更多地将笔力集中在对凡俗人生的描述上。“以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为特征的‘底层文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典型的‘问题文学’”，【2】通常有着强烈的社会诉求和道德指向，这在《那儿》《神木》等小说中有着明显的表征。在方方的近期创作中，非但没有那种强烈的社会诉求和道德指向，连早期小说中那种外部环境与个人的紧张关系，那种看似自然主义、实则隐含作者价值立场的叙事方式，都显得非常淡漠了。《出门寻死》的题目颇有几分后现代的意味，何汉晴操持着全家人的家务，她有严重便秘的毛病，在如厕的时候，外面开水烧开了，公婆都不愿意帮她倒开水，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被极度蔑视，于是出门寻死，却屡屡被一些事情耽误了，如帮相识的太婆掏耳屎，阻拦因丈夫出轨而要自杀的街邻女人，在外面遇到被流氓欺负的女大学生、忍不住出手相助赶走流氓，还遇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采访，等等，总之最后没有死成。这是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故事，寻死在这里成了某种行为艺术，而不再是个体进行反抗的极端手段。《中北路空无一人》写的是下岗工人郑富仁一家人的凡俗人生，郑富仁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沉重的现实生活：与父亲不和、长年吵架，但父亲生病了他仍然尽心伺候；他拾到一大包裹的高级羊毛衫，后来得知遗失毛衫的工人将面临巨额赔偿，他主动上门提出归还，没料到毛衫已被老婆贱卖了一半而无法归还，对方对簿公堂叫他赔偿，一家人陷入困境中。小说描绘了市民阶层的隐忍、善良，是方方以往市民题材作品中少见的人性亮点。显然不能把《中北路空无一人》与《出门寻死》列为底层写作的范畴。
方方近期的市民题材的创作提示我们，底层写作的出现的确有着重大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道德关怀立场和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就对它在艺术上的偏颇视而不见。底层写作有着自身的致命缺陷，就是叙事的粗鄙化，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摆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如果把这些写作倾向视为一种‘新人民性’的追求，我以为，这显然是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理想化、片面化的图解，至少，它失去了‘新人民’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尽管不无严苛的意味，但也指出了底层写作的不足。方方的近期小说尽管多取材于底层，但相对而言，却避免了底层写作的艺术上的不足。这也是笔者认为方方的近期创作不能被称为底层写作的主要原因。
三、见证：历史和城市的宏大叙事——方方近作的转变迹象
方方对自己所身居的城市——武汉的感情很深，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方方就关注武汉旧建筑的保护问题，亲手拍摄了350幅老建筑的照片，包括巴公房子、保安大楼等百年建筑，还写作了《汉口的沧桑往事》《汉口老租界》等城市历史随笔。方方在武汉的城市史资料方面的积累，使她的小说创作近年来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并孕育着新的转机。
《武昌城》发表于2006年，但一直较少有人关注。《武昌城》描述的是1926年秋天，北伐军进攻武昌城，城内数十万军民被围困的一段历史。方方是国内小说转载刊物的最热门的作家之一（2000年后方方的几乎每部短篇和中篇小说都被广泛转载过），但《武昌城》几乎没有被转载，评论文章也只有一二篇。在方方的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武昌城》的个性特征似乎并不明显，况且很多阅读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方方较擅长处理类似于《万箭穿心》《出门寻死》这样以武汉市民的凡俗人生为题材的小说，认为小说中的历史主义况味是方方所欠缺的。
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当然，《武昌城》比起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中北路空无一人》等作品起来，艺术上显得并不那么圆熟。但我仍然认为，这部作品在方方的创作中，是非常重要一部。《武昌城》中所展示的刻画历史和城市的力度，是方方的作品中所少见的。《武昌城》关注的不是宏大叙事中的武昌被围困历史，而是在战火夹击中的普通武昌民众的惨痛生存现状，饥饿、杀戮、恐惧成为日常生活的场景，正是这些场景构成了真实意义上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武昌城》接续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传统，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进行重新陈说、击破正史的神话——对北伐战争的历史陈述就是中国现代正史中的一个部分；从叙事策略上看，《武昌城》采用了作家惯用的日常化叙事手段。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武昌城》既具有细节的真实和场景还原的意味，也具有某种历史况味和思想的厚度。
除了《武昌城》，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也显示了方方最新创作的良好转型态势。比起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第二部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在故事的讲述方面要显得更为圆熟一些。《水在时间之下》描写了一个女“戏子”的成长过程。从主题学的角度来说，《水》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在《啼笑因缘》《秋海棠》，乃至《舞台姐妹》中，作家们都塑造了不少在舞台上光彩照人、饱受社会压迫的“戏子”形象。《水》的女主人公水上灯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的宿命色彩：水上灯乃一大富人家庶出，她出生当天父亲被杂耍演员误杀，婴儿作为煞星被送走；数年后，养父被凌虐至死，水上灯不得已卖身葬父，随小戏班子到乡下演出，14岁时被地主老爷强奸；数年后，水上灯成为大武汉的汉剧名角，在汉口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水上灯与几个性格、背景各异的男性有情爱纠葛，武汉沦陷期间坚持不为日本人演出；抗战结束后，水上灯重登汉剧头牌地位，在名声最盛之时退离舞台、孤独残生，一代名伶隐没在“时间”之下。与《啼笑因缘》等作品不同，《水在时间之下》基本上摒弃了反压迫、反封建等主题，作家着重描述的是女性的成长史，“因为长期的压抑至重，才导致反叛愈烈愈浓，这是女性解放自己的一个必然的过程”。水上灯的一生，既是她与男权不断抗争，又妥协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美被摧毁的过程——被男性威权、被恶的势力、被宿命的力量不断摧毁的过程。因而，完全可以把《水在时间之下》视为一部女“戏子”的个人史。
然而，笔者并不愿意把《水在时间之下》看作是一部单纯的女性写作的文本，应该说，《水在时间之下》所体现出的“叙述”的气度，在方方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气度，首先体现在小说纵横捭阖地将武汉的城市发展史楔入到女性个人史的叙述中。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武汉的发展黄金期，水上灯、玫瑰红这些女艺人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光彩，与现代都市市民文化有直接联系。各种演出场所的开设、地方戏剧的兴盛、市民阶层的兴起，都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城市的标记，这些在九省通衢的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水在时间之下》牢牢把握了“武汉”这个核心语词，将女主人公的独特人生与城市的发展史联系起来，使得作品的意味格外丰饶。
《水在时间之下》的“叙述”的气度，还体现在小说与历史感的衔接。在方方此前的创作，比如《武昌城》中，作家已经在深度切入历史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不同的是，《水在时间之下》以长篇小说的鸿篇巨制展现了抗战前后的武汉的历史，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等历史事件，在作品中都得以表现。这样的描绘，不光表现了小说人物的生存布景，也是极大提高小说的历史况味。小说还特意写到了田汉在武汉募捐、文艺界同仇敌忾的情景，既有细节的真实，也有历史的真实，历史中的武汉和小说中的武汉交融在一起。这或许在证明，方方开始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打造武汉的城市史，笔者认为，这于中国当代的都市文学来说，是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方方的创作目前还处于一个变动期，以她的实力来说，创作高峰应该还没有到来。我们大抵可以对方方未来的创作持以较高的期望。
参考文献：
【1】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2】孟繁华.“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J].探索与争鸣.2008，（5）.
【3】洪治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J].探索与争鸣，2008，（5）.
【4】方方.叛逃的路能走多远[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原载《理论月刊》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