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泉
一
文坛曾经热烈地开展过关于爱情题材作品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结果如何呢？作家们以自己的作品作出了回答。考察近年来的这类优秀作品，有的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从生活的多种角度来描写爱情，使爱情成为生活统一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有的则直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这类内容，但作者力求从情与理的统一中把握它们的本质内涵，向读者揭示出关于爱情的种种新鲜而又深刻的底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丰富和扩展了爱情题材的创作，使它仍然成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题材之一。
无疑地，张洁的中篇小说新作《祖母绿》（载《花城》1984年第3期）属于后者。作品没有从多种角度，也没有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赋予爱情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写的就是爱情。但作者无意表现一个关于爱情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或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而是努力在人物身上深入发掘某种独到的爱情观。正是这种爱的哲学的开掘，照亮题材，使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深邃的魅力，丰富和发展了张洁的创作特色，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性，反映了作者创作上的某种窘迫。
二
《祖母绿》主要写了两女一男的爱情故事，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一度流行的“三角恋爱”或“第三者介入”的关系。她是将这三个人物组成一个显示作品爱的哲学信息的反馈系统：两位女性不同的爱，在左葳身上得到了相同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不同地作用于两位女性的爱，再通过左葳反馈到自身，最后，她们循着各自的曲线，找到了爱的坐标参数中各自的坐标点。
在大学时代，曾令儿和卢北河都爱上了风流潇洒的左葳，但这是两种不同的爱。曾令儿，这个渔民的女儿，被同学们戏称为“钢板”的姑娘，内向、深沉，她“只能用和同学比赛演算数学的办法，去博得左葳的青睐”，“她愿意为一个她所爱的人去做她所能做的一切”。这样，她为了给左葳补课，累垮了身体，在左葳溺水濒临死亡边缘时，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救出了他，为了开脱左葳，自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堕入苦难的深渊。但是她并不需要回报，她信奉的爱情是“那似乎只能是一种倾心的，不计回报的奉献”。不幸的是这一切在左葳这个“似乎天生没有爱的这根神经”的男子身上的反馈却是：起初，他接受曾令儿的爱，似乎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慷慨施舍，这样很自然地，在她被打成右派时愿意同她结婚，也只是一种感恩，一种回报，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而当曾令儿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爱并没有得到呼应，结婚之日实际上是他们爱情的结束之时，便理智地离开了对方。然而，“她只爱过一次，她的经验太少”。对她来说，左葳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恋人，也是最后一个恋人，她执着于那神圣的初恋，生命中唯一的一次爱只能还给被爱者。于是她便“用一个夜晚，走完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位没有结婚却有了孩子的女人为社会所不容，使她从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抵御着一个弱女子难以抗拒的屈辱和不幸。与曾令儿鲜明对照的是卢北河。这是一个在学校便少年老成，一本正经，一生“既不大红大紫，也不大黑大白”，颇有几分薛宝钗式的“装愚守拙”的女性。她爱左葳只是为了获得他、占有他，她在婚前婚后为左葳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得到一种回报。而在左葳，既然他将与曾令儿结婚仅仅看作是一种感恩、回报，那么，在那个非常时期他需要和一个随便什么女人结婚，便是自然的事。这样，卢北河终于得到了左葳，但是她并不幸福。她和左葳之间谁也没有爱过对方，只是各自戴着假面具，演了几十年的戏。而曾令儿虽然失去了左葳，但却生活在爱的精神世界里。这不仅是由于她执着于那一生只有一次的神圣的初恋，从陶陶的身上使对左葳的爱得到延续；更主要的是，她在经历了爱的炼狱之后，已经超越了它的具体对象、形式，而上升为一种爱的意念，即“无穷思爱”。难怪几十年后当卢北河面对曾令儿时，“忽然觉得失去了自信”，觉得自己“可怜”，“这一生并没有目的”，“她的船翻了”。她对曾令儿说：“我们多少年来，争夺同一个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这段话用来概括她和左葳的关系是适合的，而用来总结曾令儿就不适合了。对她来说，婚前的“争夺”只是占有，婚后的“牺牲”也只是为了维持虚假的家庭幸福而尽的无可奈何的责任。作为妻子，她对左葳的指责应该说是公允的，但她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爱的反馈系统失调首先在于自身，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而在曾令儿，牺牲只是一种爱的驱使，爱的完成而不需要任何回报。当她发觉爱没有得到呼应，便拒绝了以结婚作回报，从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爱。
如果以上对三个人物关系的分析大致符合作品原意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主要意图是通过对左葳、卢北河爱情生活的否定，宣扬和赞美一种曾令儿式的爱情哲学。这种哲学单纯而又深刻，明确而又抽象。在曾令儿看来，爱首先是给予，是无私地奉献，是牺牲一切，它只需要呼应，而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是这样竭尽全力地爱过，即使得不到对方呼应，也已经获得了爱的本质力量，使爱脱离了具体对象、形式，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上升为一种永恒的爱的意念，即“无穷思爱”。这也正是作品题目的点睛之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之后，卢北河对曾令儿几分羡慕、几分自怜地说：
“你已经超脱了，因为你不再爱了。一个人只要不再爱，他便胜利了。”这是对曾令儿爱的哲学的卢北河式的理解。是的，左葳对曾令儿已成过去，她已越脱了具体的爱，爱在她只是一种感觉，但她的胜利不是“不再爱了”，而是得到了“无穷思爱”，它是一种更博大，更深沉的死而复生的爱，它将曾令儿失去的爱又从更高的层次上还给她，它使曾令儿超越了自己，使“生命在更阔大的背景上，获得更大的意义”。
社会生活的发展，使人们在爱情、婚姻、家庭这些问题上面临着各种观念的挑战，刺激了更活跃的思考。因此，人们不仅要从爱情题材的作品中去读一个故事，还要获得一些哲学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祖母绿》这类小说是有着它独特价值的。
三
一位已经形成风格的作家，对某一类题材的处理和表现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这种独特方式本身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求一个作家完全没有局限性，也就无异于取消其创作个性。但是，如果这种局限性是作家刻意追求的结果，已经背离了创作个性而形成一种异己力量，那就有可能成为创作的痼疾，而削弱和损害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祖母绿》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作者不是着意于表现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努力在人物身上发掘一种爱的哲学，从这方面来说，作品获得了成功。但由于作者过于执着这种爱的哲学，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了现实的东西。诚然，作品中不乏人物性格、行为、心理的生动刻画，情节和细节的细腻描写，环境氛围的鲜明烘托，等等，但由于作品的总体构思是让这一切来演绎爱的哲学，所以它们都是经过作者观念过滤的、筛选的，受理念支配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生活本身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缺乏它们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感性形态和主动性。这样，作品有些地方就存在着明显的杜撰痕迹。如左葳这个人物就缺少自身的主动性，面目不清，好像只是为了联结曾令儿和卢北河的一条线，但实际上，这个人物在小说的爱情相互反馈系统中应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人物本身刻画来看，曾令儿和卢北河都是有性格的，但她们一旦被作者用来体现曾令儿式的爱的哲学，便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光彩。她们的行为更多地是受作者理念支配，作为某个哲学命题表现的，没有充分展示生活与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合理性，因而成为一种哲学式的爱。
《祖母绿》使人们获得了爱的哲学，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像作品中的人那样哲学式地去爱。人，首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爱情，而不是一个爱情的绝对物，在爱情中必然要体现人的现实性，以及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生活中的左葳不可能在领了结婚证书后，马上就清醒地顿悟出他原来并不爱曾令儿，生活中曾令儿也不可能对爱情那样超脱。绝对的“没有爱的神经”的人和绝对的“无穷思爱”的人在现实中却是很难找到的。
由此看来，《祖母绿》中这种爱的哲学与哲学的爱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而是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如何把握观念与现实的问题。早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就力图揭示一种脱离时间、空间，理想化的爱情，一种难以言传的，达到最高境界的纯粹的爱。但由于它主要是思辨的结果，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因而往往失去了它的现实基础。作者曾经就《爱》说过：“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是我在读了一些经典著作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作家对爱情、婚姻、道德、家庭这些方面的确具有一种严肃的、勇敢的探索精神，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她的爱情题材的作品高人一等，具有独特的价值。但在她的笔下，作为现实问题的爱情往往被推向了极端，离开了社会的人，成为一种思辨哲学。作家完全可以宣扬一种思想，但理想的爱情如果成为一种像蒸馏水一样的抽象的哲学模式，便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爱的哲学如果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而是通过哲学式的爱来演绎，就会走向贫困，作家对此的探索、思考，如果不是与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也难免有枯竭之感。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作家将对爱情哲理深刻的发掘置于坚实的生活之上，将理想的爱情从哲学的人还给现实的人。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