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一场没来由的荒唐的学术政治运动。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文化学术政治化早有先例，例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屡屡兴起的“文字狱”等等。不过，这些文化学术政治运动，不仅没有促进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反而严重阻碍迟滞了文化学术的进步，并在文化学术界开了一个政治化的不良先河和坏风气。历史延续到公元1955年2月4日，一场针对中国建筑界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以中国建筑工程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为标志拉开了序幕。关于开展这场运动的起因，至今也不能让人明了，但却不能不从今天人们依然街谈巷议的所谓的“大屋顶”开始解密。
在中国传统建筑学的术语中，屋顶只有平顶和坡顶之分，并没有什么“大屋顶”之说。而这个至今还带有一种贬义的词汇，依然为人们耳熟能详。其实，“大屋顶”不过是指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中那高高隆起的屋顶而已，至于这种屋顶分什么硬山、悬山、歇山或庑殿与卷棚等等形式，人们并不曾过于注意或者明了，而是一概笼统地称之为“大屋顶”。由此可见，这种“大屋顶”应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中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构件。那么，留学美国学习西洋现代建筑理论的梁思成，自公元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开始，他一直是倡导世界主义现代建筑思想的，为何竟转身成为了推崇中国民族式传统建筑理念的“领袖”的呢？
确实，自公元1924年至公元1927年梁思成就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受教于著名的学院派建筑大师保罗·菲利浦·克雷，受到严格的古典主义学院派建筑教育和训练。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受以古典主义著称的法国巴黎美术学院艺术风格的影响，有美洲的“巴黎美术学院”之称，着重强调建筑的艺术性，并注重培养学生对古典主义形式美的把握。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公元1920年西方现代建筑运动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特别是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学派已经创立，而柯布西埃也于公元1923年发表了《走向新建筑》这一著名学术论文，密斯·凡·德·罗在这期间更是提出了玻璃和钢的高层建筑示意图。世界主义建筑所有这些新动向或强劲风暴，不仅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也对他早期建筑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公元1930年梁思成在与张锐合作完成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中，他就曾指出：“所有近代便利，一经发明，即供全世界之享用。又因运输便利，所有建筑材料方法各国所用均大略相同。故专家称现代为洋灰铁筋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筑式样已无国家地方分别，但因各建筑物功用之不同而异其形式。……今日之中国已渐趋工业化，生活状态日与他国相接近。此种新派实用建筑亦极适用于中国。”又如，公元1935年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也提出了：“所谓‘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在这种观念上努力尝试诚朴合理的科学结构，其结果便产生了近年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表。”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还对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式样即所谓“大屋顶”的北京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等建筑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
所注重的是功能和合理，建筑形式已成为内部功能的自然反映。它所体现的是二十年代刚刚得以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原则，这在当时的中国建筑中是不多见的。
到了公元1946年至公元1947年，梁思成在访美考察期间接触了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莱特、尼迈亚和沙里宁等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与他们进行了多方交流和切磋，使他对现代建筑更加深了理解。
不过，自幼深受国学传统及家学渊源滋养熏陶的梁思成，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世界主义现代建筑理论的框架内，而是希望将其与中国传统建筑思想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如何使两者之间巧妙结合的途径。例如，公元1928年即使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在创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过程中，他们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只能沿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学模式，但是梁思成这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加强中国旧有建筑以适合现代环境”的问题。对此，梁思成还清醒地认识到：“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记忆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
面对这一责任，梁思成很是担心，他说：“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确实，梁思成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欧美建筑以前有‘古典’及‘派别’的约束，现在因科学结构，又成新的姿态，但它们都是西洋系统的嫡裔。这种种建筑同各国多数城市环境毫不抵触。大量移植到中国来，在旧式城市中本来是过分唐突，今后又是否让其喧宾夺主，使所有中国城市都不留旧观？这问题可以设法解决，亦可以逃避。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特别是一些“无知匠人”，他们为了体现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这一元素特征，竟然在平面和结构模仿西洋的建筑上随意加盖“大屋顶”，使其“必有不相符之处”。对此，梁思成强调说：“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技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建筑师想保留壮丽的琉璃屋瓦，更以新材料及技术将中国大殿轮廓约略模仿出来。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在细项上窗子的比例多半属于西洋系统，大门栏杆又多模仿国粹。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有一些‘宫殿式’的尝试，在艺术上的失败可拿文章作比喻。它们犯的是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
宝的同时，能够“加以聪明的应用”，“不必削足适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而是“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为此，梁思成举例予以说明：“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也就是说，梁思成这时希望并相信中国建筑师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
梁思成这种看似矛盾的建筑思想，其实是他积极探索中国乃至世界建筑思想和理论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建筑思想日趋成熟的具体表现。
不料，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苏联提倡“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建筑理论的输入，以及“一边倒”国策方针的提出，使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信任的梁思成，不能不“紧跟形势”，积极改造自己的建筑思想。当然，梁思成多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研究，也使他痴迷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魅力。不过，究其根本，个人的力量毕竟不能与整个政治环境相抗衡，何况纯粹而单纯的学者梁思成这时丝毫也不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在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梁思成对于其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极为认同。随后，也就是公元1950年4月5日他在致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说：“我们很高兴共同纲领为我们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正确方向：今后中国的建筑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二十余年来，我在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中，同若干位建筑师曾经在国内做过普遍的调查。在很困难情形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前的华北、东南及抗战期间的西南，走了十五省、二百余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过的汉、唐以来建筑文物及观察各处城乡民居和传统的都市计划两千余单位，其目的就在寻求实现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既然如此，梁思成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弃原先的现代主义建筑的“旧”思想，积极回归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新”理论中来呢？
特别是随着“反对结构主义”苏联建筑专家团的到来，在他们激愤地批判西方国家“毫无民族特色的”现代主义建筑声浪中，梁思成认可了他们积极提倡的建筑的“民族形式”理论。而当苏联专家团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在建筑理论、建筑思想领域里的反映”，即将这种学术理论引进到政治领域之后，就使原本属于学术领域的正常讨论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可悲的是政治思想单纯的梁思成，不仅没有辨别出这种风气将会对中国建筑学界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而且他也将纯粹属于建筑领域的学术理论上升到了“党性”和“阶级性”的高度上来。例如，公元1953年10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专题报告，在其中“建筑艺术的阶级性或党性”一节里他这样写道：“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在中国，这阶级斗争还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毛主席给我们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在今天的中国，在建筑工作的领域中，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还在进行着斗争，而这斗争是和我们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要具有我们民族特性而适合于今天的生活的新建筑的创造必然会和那些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世界主义的丝毫没有民族性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的建筑展开斗争。我们还先要肃清过去盲目崇拜西洋建筑的心理。在中国的一些所谓西洋建筑所具有的民族性是别的民族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和我们过去的文化没有发展的关系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硬搬到我们的土地上来，并用来抹杀我们自己建筑的传统的。它们所反映的正是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文化侵略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文化侵略的不良影响，梁思成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筑语言学和建筑可译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建筑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同样地有一套全民族共同沿用共同遵守的形式与规则，在语言文字方面，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民族的词汇和文法，在建筑方面，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对于每种材料、构件加工和交接的方法或法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也就是说，“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
那么，在中国民族的传统建筑元素中，除了斗拱无疑就是“大屋顶”最能代表其特色了。于是，梁思成反思了自己过去对宫殿式建筑的指责，认为“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接着，梁思成于公元1954年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强调说：“只有在我们被侵略，被当作半殖民地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中才会有各式各样的硬搬进来的‘洋式’建筑，如上海或天津那样。”同时，梁思成在文章中还画了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所绘建筑包括35层的高楼，在其顶部也都有中国式建筑屋顶造型——“大屋顶”。对此，梁思成解释说：“第一，无论房屋大小，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梁思成这一思想的转变，还来源于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例如，公元1949年9月当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与梁思成相见时，就提出建筑“要像西直门那样”，并在纸上画出了箭楼的样子。
其实，梁思成原本并不赞成“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他认为除了重要建筑可以采用这种形式外，其余建筑形式还是要与其实用性结合起来。为此，梁思成还曾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对北京协和医院一类“宫殿式”建筑予以批评，他说：“‘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也许是基于这种原因，梁思成在与陈占祥合作完成的“梁陈方案”中，依然沿用他提倡的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建筑的特征，在结构方面是先立构架，然后砌墙安装门窗的；屋顶曲坡也是梁架结构所产生。这种结构方法给予设计人以极大的自由，……这是中国结构法的最大优点。近代有了钢骨水泥和钢架结构，欧美才开始用构架方法。现在我们只须将木材改用新的材料与技术，应用于我们的传统结构方法，便可取得技术上更大的自由，再加上我们艺术传统的处理建筑物各部分的方法，适应现代工作和生活之需要，适应我们民族传统美感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民族的形式，而不是盲目的做‘宫殿式’或‘外国式’的形式主义的建筑。”
而当梁思成接受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以及苏联专家团一味排斥西方现代建筑理论之后，他不仅抛弃了把中国传统建筑精华与西方现代建筑合理元素相嫁接的有益尝试，而且也开始向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一边倒”了。用新华社一位记者的话说，梁思成这是将他原本积极有益的探索，如同放在“洗澡水”里的“婴儿”一样被一同倒掉了。不仅如此，这位学识渊博但政治思想单纯的学者梁思成，最终竟然被他曾经借用过的“阶级斗争武器”所打倒。这不能不说是梁思成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说到这，20世纪50年代以“大屋顶”为标志对梁思成所开展的批判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翻检历史陈迹，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国际形势或直接说与苏联国内的政治变化有重大关系。公元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于第二年11月便召开了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他针对国内情况从政治的高度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从而在苏联建筑界发动了一场批判复古主义的学术政治运动。既然苏联老大哥已经作出了榜样，向苏联的中国小兄弟自然不甘落后。特别是听到了“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乌龟壳子”的有关指示后，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召集中央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的共产党员，决定“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严厉的批评”。很显然，这场针对“大屋顶”的批判首先是在党内进行发动，然后才准备对“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的建筑“大屋顶”采取“围剿”行动。
对于在建筑界展开的这场批判，虽然梁思成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8月30日也就是苏联召开那次建筑会议之前三个月，时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成员的陈干便联合其弟、时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会计科长高汉，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的商榷》一文，对梁思成有关建筑民族形式的论述进行了针对性的反驳。关于《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是梁思成于公元195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专题发言，后来这一发言被刊登在公元1954年2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在梁思成的这一长篇发言中，他不仅再次将建筑艺术赋予“阶级性”和“党性”这些政治色彩，而且通篇不是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论述，就是借用苏联有关专家将建筑艺术提高到政治高度的原话。在这一发言中，梁思成虽然提出了不乏真知灼见的见解，但他基本放弃了自己原来极为谙熟的建筑“文法”，而是运用并不熟悉的政治语言和阶级斗争词汇。这不能不说是梁思成这位本应该属于纯粹学者的失策了。
其实，在此之前梁思成在强大而浓烈的政治环境中，似乎早已忘却了最初选择建筑这一远离政治专业的初衷，或者说在那滚滚政治洪流中他已经辨别不清自己的来路。特别是建国后，通过对知识分子开展的思想“洗澡”运动，以及全球社会主义建筑强势——苏联专家团灌输的政治建筑理论，梁思成实在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些思想。于是，梁思成渐渐地融入其中不能自拔，这通过他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章中不难看出。例如，公元1952年12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发表在公元1953年第14期《新观察》杂志上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公元1953年5月下旬写就的《我对苏联建筑艺术的一点认识》，以及这篇他出访苏联回来不久后写出的《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等等，都是梁思成积极融入建筑“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见证。不过，梁思成终究只能算是一位学人，他在政治上的悟性远远不及他的父亲梁启超。所以，当陈干和高汉两兄弟联袂抛出那篇针对他的“檄文”时，梁思成一时还没有洞察其中的真正玄机。这么说，不仅是因为这篇“檄文”批驳的“条分缕析”，用词凌厉，而且似乎至今也没见到梁思成对此所做出的反诘。
在陈干和高汉的这篇“檄文”中，两兄弟这样写道：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只看见语言与建筑相同之点而忽略其相异之点；只看见‘法式’对于材料的约束性而看不见材料对于‘法式’的决定性，因而把‘法式’强调到‘约制’一切的高度。这可说是本末倒置的‘唯法式论’观点。”而对于梁思成关于建筑艺术阶级性的论述，两兄弟认为：“梁先生对于建筑艺术阶级性的问题的理解，是比较抽象而混乱的。原因首先在于梁先生没有从正确的立场出发，以一定的观点和方法来批判自己过去的认识。”对此，两兄弟还旧事重提，举例予以说明：“我们果真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天安门广场，将毫不犹豫地主张拆除东西三座门，而绝不主张将伟大的内容束缚于这已经失却效用和妨碍生活的形式之内。因为生活是主要的，首先的，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艺术形式只能处于为它服务的地位。……四合院虽好，却有一个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建筑的主要立面都朝向院子，而在街道上只有墙，甚至连窗子也难得开一个。而今天要求把建筑的主要立面朝向街道，朝向城市，朝向人民。”之所以梁思成将建筑形式与人民生活这一主要内容“本末倒置”，“可能是由于梁先生对自己的建筑思想尚缺乏严格的，历史的，系统的批判。”既然如此，由“人民大众”来帮助梁思成纠正这一“模糊观念”的建筑思想，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当公元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开始正式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进行批判之后，陈干和高汉两兄弟，随即又在公元1955年第1期《建筑学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对梁思成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建筑理论进行猛烈轰击。两兄弟在题为《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梁思成先生所鼓吹的，关于我国旧建筑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是一种不易理解的形式主义的说教。……他是割断了建筑与社会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理解旧建筑的；同时，他是割断新建筑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生活状况的关系来理解新建筑的。……梁先生所谓的‘祖国的建筑’（除赵州桥而外）基本上只不过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对作为祖国建筑的根基，那千百年来直接地普遍地为劳动人民自己服务的民间建筑，竟装聋作哑毫无论述。”
为了对梁思成关于建筑理论那“不易理解的形式主义的说教”进行彻底批判，陈干和高汉这两兄弟可真是下了大功夫，当他们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从中共北京市委听说要彻底解决梁思成的问题必须从解决“法式”着手时，这两兄弟似乎恍然大悟，竟然下决心要“从头研究‘法式’问题”。果然，这两兄弟“历时一年终于搞清了产生‘法式’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而于公元1955年12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第三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并将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梁思成的扛鼎之作——《营造法式》研究。在这篇题为《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一文中，两兄弟这样写道：梁思成“歪曲了‘法式’的本意，阉割了‘法式’的精髓。……他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以及一些苏联专家的著作中寻找论据，以他们的词句来装点自己。就这样他以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堂皇的形式，终于形成了一股片面强调‘民族形式’的逆风。实质上这正如某些同志说过的，他已经把‘适用、经济和可能条件下的美观’的党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改造成为‘美观和可能条件下的适用和经济’。这是梁思成先生隐藏在写着‘民族形式’和‘法式’这几个大字的幕布后面的实质。”对此，我们不能不对陈干和高汉这两兄弟的智商表示“钦佩”，因为梁思成穷其一生也不敢说研究透彻的《营造法式》，他们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参悟”出其中“精髓”，并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对梁思成展开如此“深刻而彻底”的批判。
其实，陈干和高汉这“门外汉”两兄弟不仅没能从理论上批驳倒梁思成，而且也没有真正把握住“上边”批判梁思成的脉搏。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参加中共北京市委批判梁思成的一次会议上，曾这样指示说：“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没有汽车，所以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可是一把刀子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拿出一把刀就可以看出是日本的腰刀还是缅甸的刀；又如话剧，我们国家没有，按理说应该没有民族性的问题，由田汉等人从日本带回的话剧，开始有点学西洋，比如表示惊诧一耸肩，而这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看了就笑，就不能接受。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很显然，“上边”的意思是从“大屋顶”所造成的浪费对梁思成展开批判，并不主张在对建筑理论还没有研究成熟的时候对其开展这方面的批判。然而，这样的批判还在继续。1955年10月2日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一文，他在文章中分为这样五个小标题对梁思成建筑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驳：1.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2.梁思成所提出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3.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4.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5.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时，这篇批判文章也老调重弹，对当年梁思成与陈占祥合作的“梁陈方案”及“北京城墙保卫战”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面对这些“对建筑理论还没有研究成熟”的批判，梁思成可能会一笑置之，但对于与他密切合作共事10多年的“战友”刘敦桢发表的批判文章，他就不能不感到十分震惊或漠然处之了。刘敦桢于公元1955年发表在第1期《建筑学报》上题为《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义建筑思想》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梁思成“片面强调艺术忽视适用和经济的错误偏向”，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关于保护古代建筑纪念物方面，梁先生提出所谓‘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方针，而在实际工作中几乎为保存古物而保存古物，不顾今天人民的需要与利益，反对改变原来城市的面貌，严重地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定其中确有投机者，否则为什么后来在“文革”中对梁思成的批判不断升级的，竟然都是来自清华大学内部呢？这是后话。
迫人家盖大屋顶或其他滥用职权的事情进行严肃的检查和处理。于是，除了上述那些“散兵游勇”的零星批判之外，在中央宣传部专门派员协助下，中共北京市委专门组织了由几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底，驻扎在颐和园的畅观堂内按照市委负责人的具体指示，很快便完成打印出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虽然按照市委负责人的指示，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要认真学习研究，不要说外行话，但“上纲上线”和“外行话”仍在继续。
面对这些“上纲上线”说“外行话”的风雨般的猛烈批判，坚贞的学者梁思成似乎也不屑于反诘。后来在市委领导的耐心说服下，梁思成不得不表示他承认自己缺乏“经济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并“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者送给他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这两顶大帽子，同时也表示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对于梁思成的这种“妥协”行为，我们认为除了当时政治环境的迫使之外，还在于中国士大夫那种讲求“内圣”精神的熏染，特别是其父亲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批判昔日之我”的内省精神，使梁思成在思想“洗澡”中能够“悔过自新”。当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出于他至真至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思说：“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民翻了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我像一个对学校没有信心的母亲一样，‘不放心’把自己的‘宠儿’‘建筑’交给党……”
要求重新写了一篇检讨，并打印成小样分送批判会进行讨论。随后，也就是公元1956年2月3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梁思成宣读了这篇检讨。在这篇检讨中，梁思成这位学者的语言竟然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特色，不能不摘引如下：
……七年以来，我对于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莫不衷心拥护，对于祖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的每一伟大成就莫不为之三呼万岁。但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
我对自己的错误是长期没有认识的。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中存留着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假古董”，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接受这种“趣味”，让他们住在一个“保持着北京原有的‘城市风格’”的城市里。我对于建筑的认识又极端缺乏经济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又由于解放以来我兼职多，社会活动多，没有系统地、好好地学习，所以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得提高，思想方法错误，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走上错误的道路。
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不幸，去年整年我都在医院和休养所中度过，未得参加那次会议和会后各设计单位和学校的建筑思想批判学习。但是党并没有忘记我。到去年年底，当我的健康——也是在党的关怀下——康复了以后，又大力帮助我，为我组织了几次座谈讨论会。这样我才初步认识了我的建筑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并挖出了它的根源。
我之所以走上错误的道路是因为我的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为人民带来了损失，造成了祖国建筑的障碍。这才使我体会到技术是绝对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脱离了党就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党，所以党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又领导着我们在社会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战线上赢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这一切光辉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
脱离了党的领导，就必须犯错误，为人民带来损失，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对于我自己，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公开检讨之后，梁思成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几天后，他便委托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感情真挚的长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经过许多领导人的同意，终于在公元1959年批准梁思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针对梁思成关于“大屋顶”的批判算是基本结束了。那么，这场学术政治化运动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呢？
公元1970年，梁思成在弥留之际曾这样追忆说：“我既无股票，又无房产，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梁思成对于所谓“大屋顶”造成“浪费”的指责也许能够接受，但对于这场没来由的学术政治批判他是心有不甘的。不仅如此，这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做法，迫使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把建筑科学纳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政治标准取代了科学的学术标准和经济标准，最终也必然导致建筑学术理论的停滞不前。同时，这场学术政治运动还使建筑学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思想困境，也就是说那一代建筑师们既害怕凸显民族风格而陷入“复古主义”泥沼，又担心学习西方现代建筑特色而成为效仿“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在让那一代建筑师们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对此，梁思成的一名学生后来这样回忆说：“当时也闹不清梁先生错在哪里，把钱浪费在大屋顶上的确不对，虽说在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梁先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不是梁先生一声令下，全国就都能照办，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吧？中央的政令要自上而下地贯彻，也不会这样快当吧？纵观世界建筑史的复古现象，自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乃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各种折衷主义，各种回潮，热闹非凡，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40至50年代的苏联，乃至解放后的中国，都有历史的回潮。这个道理，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指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需要有自己高大的形象，但一时没有现成的手段，只好到历史的仓库里借用些现成的道具来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大多数解放后的中国人，想要在世界面前表现自己的高大形象，而且是使中国人可以自豪的形象，在最富表现力的建筑艺术上使用自己传统的艺术语言，那份狂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确实，在那个一切以“政治挂帅”的年代，本来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上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探讨和争鸣得以解决，并很好地促进学术思想的进步，但政治压力不仅将学术思想捆绑得裹足不前，被挤压到了社会边缘，而且还在思想学术界开启了政治化的不良先河。毫不讳言，这种遗毒至今在一些思想学术领域里也不曾消散。当然，如果一定要挑拣出这场关于“大屋顶”批判所取得的“成果”，那就只能说因为这场学术政治运动使梁思成表面上“换了脑筋”。但是，也因此在随后开展关于知识分子的“鸣放”运动中，为梁思成增添了“大鸣大放”鲜活的素材罢了。而关于这场鸣放运动，对于梁思成来说又是一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梦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