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肩负责任，那么他必定是精神上的成功者。”
肩负责任，是我们对待自己人生的一种态度，有了责任心，我们便能在人生旅途的歧路中寻找到正确的方向。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梦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一年她25岁。她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禅僧在距敦煌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开窟造像的僧人络绎不绝，一直延续了千余年，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它以其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492个，彩塑2415尊，壁画45000多平方米。敦煌莫高窟在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璀璨的艺术明珠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长河中历经兵荒马乱，随着古丝绸之路的日趋没落，敦煌莫高窟静静地沉睡在朔风凛冽的山麓。
20世纪初叶，一批批外国探险家、考古家找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大肆劫掠与破坏，使莫高窟遭到了自建成以来最大的损失。据悉，敦煌5万件文物中，有近4万件流失在国外。
40多年前敦煌还是个小镇，黄沙漫漫、尘土飞扬。房子是用土块垒的，门还透风，冬天真没法待。喝的是井里的苦咸水，厕所又离得老远。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之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首先交通就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的情景，他们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到一辆过路车，让其顺路捎带一截。
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
她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他们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一个都跟土老帽似的。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的时候，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她平静下来后，又想，反正还年轻，还能在这里呆一辈子？有机会再调出去也不迟嘛。
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的执着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已经在这里呆了漫长的20多年。无法想象，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又是什么力量，把研究所的其他五六十名职工吸引到了这里？”樊锦诗曾暗想。
十几年磨合，她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因为家人支持，她留下了，直到青丝变成白发。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十多年前，曾有部门提议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其旅游价值。“这不是要把那些洞窟给卖了吗？”樊锦诗多方奔走，拍桌子、骂人，终于抵制了该计划。研究院要建办公楼，她告诫建筑设计师：“别想着房子能突出你的风格，只有莫高窟，没有你自己。”
她认为这些洞窟最少的有600年，最多的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已经不起过多的参观。
樊锦诗的担心也是有确凿根据的。她和同事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有的地方已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研究院曾做过测试，检测数据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会加速壁画产生酥碱、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
樊锦诗在敦煌待了48年，壁画病害防治、崖体加固、环境监测、风沙治理……但凡涉及敦煌保护的领域，她均精心钻研，从普通的研究人员一步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