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题解
《计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也是全书的思想总纲。它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筹划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作者孙武生活在干戈扰攘、征战不休的春秋末年，目睹当时无数亡国绝世的惨痛事实，首先提出了重战、慎战的观点，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众的存亡。君主将帅们切不可贸然发动战争，穷兵黩武，将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也不可废兵忘战，一旦敌国打上门来，只能束手待毙。正确的做法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五事七计”为内容，预测战争胜负，谋划战争全局，比较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采取适当的战略战术。在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应充分发挥将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使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为此，孙武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争实施原则，揭示出战争活动的特点是诡诈奇谲，劝告人们不要拘泥于所谓仁礼道德，不要相信堂堂之阵、正正之兵一类的陈腐说教，要根据“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靠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等诡诈战法来取胜。他提出的“诡道十二法”，精辟阐述了诡道制胜的具体原则，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推崇。
逐句注释详解
【1.1】
孙子曰：兵[1]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
[1]兵：本义为兵器，后引申为兵士、军队、战争等义，此处指战争。认识到“兵者为国之大事”，即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并非第一人。《左传·成公十三年》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其中“戎”指战争，而“祀”既是指祭祀祖先和自然神灵，同时还包括在祖庙里决定国家战争大策（即庙算）的内容，也与战争颇有关系。在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期，烽烟频起，战火常燃，正如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孙子兵法》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堪称中国古代“重战”思想的经典表述。
【1.2】
故经[2]之以五事[3]，校[4]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5]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6]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7]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8]者，智、信、仁、勇、严也。法[9]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所以，要从敌我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道，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相一致，从而叫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都不畏惧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时的更替。所谓地利，就是指地势的险易、路途的远近、作战地域的广狭、对攻守的利弊。所谓将道，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坚毅、严于律己。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的编制、将校军官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都不能不了解。了解它们就能够打胜仗，不了解它们就不能打胜仗。
[2]经：本义为度量、衡量，在这里指分析预测。
[3]五事：指下面所说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孙子兵法》以“五事”为线索，对敌我双方进行具体比较，来预见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这种战争决策的思路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指导和战略研究的基础。下文中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则被称为“七计”，是从另一角度对决定战争胜负基本因素的表述，所涉及的范围与五事差不多。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在发生变化，决策方法不断丰富发展，但就方法论而言，仍离不开抓住战争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思路。
[4]校：校量，比较。
[5]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道理、规律等。在这里，它是指统治者的为政情况。《孙子兵法》认为“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只有统治者实行开明政治，体现仁爱信义，“令民与上同意”，使国君与民众意志统一，各级将吏与士卒和睦团结，“上下同欲”，打起仗来才会奋勇向前而不退缩。
[6]天：在这里主要是指时令、天气，即本书中所说的“阴阳、寒暑、时制也”。时制指的是一年四季时令的更替。
[7]地：通常指地形、地貌等与军事行动相关的自然环境条件，也指军队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即“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形、地貌如山头、高地、天堑、天井等，直接关系到军事行动的难易利弊，所以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应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军队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如死地、生地等，则表明军队安全与否。《孙子兵法·九地篇》在面对毫无退路的死地时，提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原则，并进一步引申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心战原则。
[8]将：将领的素质，也就是下文所说“智、信、仁、勇、严”的将之五德。中国古代兵家对将帅的素质要求大体上与孙武的认识差不多，唯在不同历史时期要求的重点不同。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领袖要具备尚武精神、强壮的体力和勇悍的斗志，才能为部落成员所信服，所以勇敢是对军事领导者的第一要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战争形态日益复杂化，对将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的说来是要求他们文韬武略兼备，尤其要长于谋略，善于用兵，而不是靠着匹夫之勇，自己赤膊上阵交锋去夺取胜利。此时，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就不是最主要的要求了。《吴子·论将》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学家普遍把智放在将帅素质的首位，同时还强调信，即对人真诚，不虚伪；仁，即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勇，在这里除了指将帅本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起到榜样的作用外，更多的则是强调将领勇毅果敢的决策作风，即杜牧注《孙子》时所言“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即严格治军，执法一丝不苟。
[9]法：即军法。当时的军法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军事法律、法规的意思有很大不同，除军队的纪录、赏罚规定之外，主要还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曲制）；各级军官将领的职责划分、统驭管理制度（官道）；军需物资、军用资金的供应管理制度（主用）。
【1.3】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10]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所以必须通过对作战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取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据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可以得到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根据这些方面，我们就可判断谁胜谁负了。
[10]兵众：这里的兵指兵器，众指士兵。
【1.4】
将[11]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它指导战争就一定会取胜，我就留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必败无疑，我就告辞离去。
[11]将：学术界关于这个“将”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是助动词，可读jiāng，意为假如、如果；另一种认为是名词，读jiàng，指将领。按第一种解释，可理解为如果听从（或不听从）我的计策，那么我就留下（或不留下）。按第二种解释，可以理解为如果将领听从（或不听从）我的计策，就留下（或不留下）使用他。本文从第一种解释。
【1.5】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12]，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13]也。
筹划有利的作战方略被采纳，还要造成一种态势，用来辅助战略计划的实现。所谓态势，就是凭借有利于自己的条件，灵活应变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12]势：战争态势。势是中国古代关于军事实力的表现、使用和发挥的重要兵学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力，这个力不是静止的，而是要在运动中获取最大的能量，发挥最大的效力，如同《孙子兵法·势篇》中所描绘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势在不同的军事领域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在军队编组上表现为分数，在阵式队形上表现为形名，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为奇正，在军事实力上表现为虚实。对势的把握和运用是将帅作战指挥艺术的重要一环，将帅只有懂得识势、造势、任势，才能使己方在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最终因势利导去战胜敌人。
[13]制权：制，即随从；权，本义为秤砣，引申为权变。
【1.6】
兵者，诡道[14]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15]，不可先传也。
用兵打仗就是实行诡诈。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装作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他；敌人易怒，就刺激他；敌人卑辞慎行，就设法使他骄傲；敌人休整良好，就要使他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设法离间。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这是军事家们指挥的奥妙，是不可事先讲明的。
[14]诡道：诡诈、变化的方式和行为，目的是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兵者诡道”的思想是《孙子兵法》的重要观点。它直接针对着西周礼乐文明所提倡的“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用兵原则，深刻地反映了军事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不能提倡仁义道德和透明化，而要以欺骗和佯动，隐真示假，迷惑敌人，隐蔽企图，以达到军事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这一重要军事观点曾高度评价说：“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同时古代兵家也明确指出，诡道只能用于对付敌人，用于战争之中、战场之上，而不能用于对付自己人。如《十一家注孙子》就强调“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计篇·王皙注》）。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学讲权谋而不离正道的传统。
[15]兵家之胜：军事家们克敌制胜的奥妙。胜，奥妙，佳妙。
【1.7】
夫未战而庙算[16]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17]。
未打仗之前就预计能够获取胜利，是因为筹划周密，获胜条件充分；未打仗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是因为筹划不周，获胜条件不足。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获胜条件不足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任何筹划，缺少任何获胜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来观察，谁胜谁负也就显而易见了。
[16]庙算：在中国古代，国君将帅在打仗之前，要在庙堂上举行仪式，制定战略，预测胜负，称为“庙算”。古人认为，这种战争决策方式不仅可以集中众人智慧，还可以弥补将帅个人能力禀性的缺陷。“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商君书·战法》）。秦汉以后，“庙算”一词逐渐从兵学领域淡出，为“略”“兵略”“战略”等概念所取代。算，本为“筭（suàn）”，是中国古代计数用的筹码，通常以竹子制成，在这里是计算的意思。
[17]胜负见矣：胜负的结果就显而易见了。见（xiàn），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