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赵顼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他眼下却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皇上都要给文武百官赏赐银两与绸缎，表示皇家对群臣一年辛苦的犒赏。然而，赵顼接手的国库已是空空如也，因此，他只有不好意思地免去这笔赏赐。
面对朝廷的日子难过，1068年年底，引发了王安石（字介甫）与司马光（字君实）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场唇枪舌战。
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无奈地接受任命的。
司马光与王安石第一次同事是在群牧使包拯也就是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胜酒力，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十足的倔脑袋。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介甫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心里难免总有些眷顾同僚情分。
这次在朝堂上的争论，双方为着各自的理念使出浑身解数，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王安石首先进言：“启奏陛下，造成国库亏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奋起反对：“皇上，王大人之所谓善于理财者，只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此言差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朝变法必须借鉴前人的经验，而今世道变了，有圣上明君，有群臣群策群力，尤其是你司马大人的监督，难道今日变法会重蹈桑弘羊之覆辙吗？”
“怎么不会？当年桑弘羊不也是打着增加国库收入来骗取汉武帝的信任吗？他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而王大人这次变法，几乎是全盘照搬桑弘羊的做法，就连名称都没变。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对，此次变法与桑弘羊有着本质区别。时下，抚内、御外，需要充盈的国库作支撑，所以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理财，而理财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就要解除生产者的疾苦，抑制兼并，为生产者提供方便条件。改革差役法的目的就在于此。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务。”
老实说，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他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那则是望尘莫及了。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随着他们两人争论的不断升级，进而引发成一起震撼朝野的政潮。
王安石除了在朝议时力排众议外，还以国家“积贫”、“积弱”为由，上疏非改革不可，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他把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归咎于朝廷没有“法先王以政”（《王文公文集》卷一）。
他认为，只有根据先王之政的精神实质，结合北宋的实际，实行变法革新，才能“兴利”，摆脱危机。所以，他提出了以经世致用的功利事功之学为理论基础的改革，即“熙宁变法”。
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总方针是“理财”、“通变”，变革的具体措施是通过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的推行实施，以抑制为富不仁的地主与富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税收，达到国富民强之目的。一言以蔽之，他就是要实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的变法治国。
王安石的“法古变今，理财足用”变法令神宗心动，每次朝议过后，神宗总要单独留王安石面谈一番。
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视安石为诸葛、魏征，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君臣畅谈甚欢。难怪有人说，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
司马光则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希望神宗进一步发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他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程颢虽然也主张改革，但在改革的内容与措施上，却明显倾向于司马光。
不过，他们没有笼统地否定王安石的变法。诸如他们都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主张进行财政改革。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
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
有一次，神宗特地单独召见司马光和程颢，当问及王安石时，他们的回答竟不谋而合：“外人言介甫奸邪，未免过毁，但他个性太执抝，不明事理，实为一大弊病。”
二程兄弟以忧国忧民的时代危机感，不论是自己上书或代表吕公著上书，还是程颢与宋神宗在《南庙试策五道》的对答中，极力谏言：要“救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即要想摆脱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当务之急的改革是“尚德”。即以正心诚意的性命道德之学为理论基础，通过行仁政、重礼义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统一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尊从皇权的自觉性。
总而言之，二程强调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德治国”。当然，他们也不否认“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法者，道之用也”，“为政之始，立法居先”（《二程集》P720）。
与此同时，面对土地兼并导致大量“游手”“浮民”的存在，时时威胁着尚嫌脆弱的北宋政权基础。二程先后提出抑兼并、制民产、劝农桑、禁浮游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极富伦理色彩的经济主张。
神宗看了程颢的上疏后，特地召见了程颢，经过一番畅谈后，他觉得程颢的确是一位饱学之士，其主张也不失为治国之良策。同时，希望今后能经常与他共商国是。
当时，在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直接纵容下，大地主官僚疯狂地兼并土地。或是廉价买进，或是依势强占，全国肥沃良田几乎被掠夺殆尽。一方面是占田过多，无力使全部土地适时耕种，致使“膏腴之田，遂成荒地”；另一方面是大批农民无地可耕，被迫到处流浪，成为新的浮民游手，导致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衰退。不仅使“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而且也直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国用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二程看来，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中强调，只有通过“酌古变今”的改革，改变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公允现象，有效抑制无度兼并，逐步实现“均多恤寡”的社会诉求，才是挽救充满累卵之危的宋王朝的根本出路。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口授田”、“正经界”、“均井地”等一系列改革主张。
饱读诗书的神宗，虽然也觉得司马光与程颢的进谏言之有理，但他认为其“尚德”的主张似乎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他也知道，尽管二程兄弟提出的“均多恤寡”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但反对豪强兼并，企望耕者有其田，使严重的贫富对立有所缓解，这种愿望的良好特性是不容怀疑的。
不可否认，王安石也是出于“以民为本”的基本指导思想，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
面对大臣们意见相左，皇帝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两点：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行了；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熙宁二年（1069年），不论是赵宋王朝，还是程颢个人，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二月，赵顼力排众议，任命颇具开拓精神的王安石为执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此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变法运动。
在宋代，枢密院是宰辅机构的组成部分，枢密院正副长官与副宰相一起并称“执政”。枢密院分掌军政，与中书对称“二府”。“二府”的位置，依照制度，有高下之分，枢密院地位低于中书，枢密使位序在宰相之下。 宰相名义上“总文武之政”，依照制度，宰相可以插手枢密院事务。而枢密院长官则专掌军政，职掌相对狭小。
王安石（号半山），后人称王荆公。赵顼之所以大胆起用王安石，不仅因为他乃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在诗、文方面均“绝妙一时”，为大宋帝国文坛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异彩。还因为他相继担任着知鄞县事、知常州、江西提点刑狱等地方官，具有地方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厌故喜新、具有锐意改革精神，又善于领会皇帝的旨意。
早在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曾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未摸清皇帝的想法，随即答道：“以择术为始。”他所说的“择术”就是希望宋神宗“每事当以尧、舜为法”（《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在此后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科举和吏治问题仍被置于首位，而“理财”则居其末。
不久，王安石终于摸清了宋神宗改革的真实想法，即多次训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于是，王安石的思想就来一个“急转弯”，极力主张熙宁变法“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正如南宋时吕中所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
熙宁二年，当宋神宗再次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
王安石从容将自己“兴利”的想法和盘托出：“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在这里，王安石强调“风俗、法度”的重要，并力劝神宗“诚欲用臣，恐不宜遽”。王安石善于俯就、迎和了当朝君主的意志，并不惜与反对派针锋相对，当然能赢得主子的欢心。再加上神宗问三朝元老文彦博，文亦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宋论》卷六《神宗三》）故神宗正式决定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熙宁变法即由此开始。
与此同时，王安石仗义执言也是神宗看好他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邵州武冈知县郭祥正因功升了官，他见王安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臣，为了讨好王安石，特地上书朝廷，希望赵顼以后“专听王安石的计策，一旦发现议论有异于王安石者，即使是封疆大吏也应当屏黜”。
赵顼深感此表章甚为“辨畅”，就以试探的口吻问王安石：“你认识邵州的郭祥正吗？”
王安石立即对皇帝实话实说：“臣过去在江东时认识他。这个人很有点政治家才能，善于察言观色行事，但心术不正，请皇上绝不可重用！”
当郭祥正得知自己在赵顼和王安石那里露馅后，就赶快辞官回家去了。赵顼因此更加信任王安石。
同年三月，鉴于程颢既有地方工作成就，在赵顼即位后，也表现不俗，王安石也很欣赏他，他因此被钦定为变法改革的主要智囊之一，出任条例司属官。
四月，王安石将行新法，亲自点将，特派苏辙、程颢等人作为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检查农田、水利、赋役等新政实施情况。
程颢领命后，微服私访，摸清了新法贯彻的真实情况。回朝后，他将自己在基层所见所闻一分为二地向赵顼和王安石作了汇报，希望能慎重地推进变法改革。
程颢在中央政府的初露头角，深受重臣吕公著的首肯，经他推荐，当年八月程颢被授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这种“提拔”与“重用”，并没有使程颢昏昏然而得意忘形，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从政的道德品质，勤奋敬业，踏实办事。史书载曰：“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p401）
程颢极为欣赏王安石的文品与人品。
他觉得王安石的诗文刚健爽利，直抒胸臆，内容多涉时弊，见解高远精深；他的填词虽数量不多，但词风豪放，“一洗五代旧习”。他认为，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胜过万语千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勾引出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前来考据与赏析。
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一起闲聊，谈到了他们青年时期崇敬的周敦颐。王安石不禁感慨万千地说，年轻时，他曾三次登门拜访周敦颐，均被其拒之门外。于是，他愤然发誓：“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从此，他从“百家诸子之书”，到医书、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对释老书，也作深入钻研，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后来主编《三经新义》、《字说》，创建新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安石功成名就后，在生活上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这也许是一心想重振大宋雄风的赵顼对他言听计从的又一个原因吧。
他极度不修边幅。常常长时间不换洗衣服，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在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只是王安石极高的官声与文名，掩盖了他的这些缺点。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虽然是位其貌不扬的胖太太，但他从不嫌弃她，夫妻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