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兄弟毕生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其弟子们也薪火相传，并集大成，使程朱理学终于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700余年的官方哲学，至今仍在海内外产生余响。
“程门立雪”，理学接力道南行
“春风和气纯乎纯矣，烈日秋霜正者正也。”
这副对联是对二程的个性概括性描述。所谓“纯”、“正”是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春风和气”说的是大程子程颢，他讲学时，和颜悦色，与师生们相聚一堂，自由讨论，妙趣横生，魅力无穷，被弟子们称之为“如坐春风”；而小程子程颐的教学则注重师道尊严，他庄重严肃地坐在堂上，也要求学生毕恭毕敬地听他传道，否则，你就会尝到他“烈日秋霜”的厉害。
“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程颐与弟子杨时身上。
不过，早在1081年，杨时是拜程颐的哥哥程颢为师的。程颢多次对他进行面授和函授。
当时，二程兄弟的直传弟子有很多，较有名的有80余人，而其最得意的门生是“程门四先生”：杨时、吕大临、谢良佐、游酢。
那天，二程兄弟在伊皋书院专门谈及了杨时之求学情况。程颢首先说：“据我所知，杨时比你小整整十岁，他于皇祐五年（1053年）出生在南剑州西镛龙池团（今福建将乐县北门）的龟山下。系汉太尉杨震后裔，祖籍陕西华阴。其支派始祖杨荣，乃唐末镛州（今将乐）司户，因其以此为家，后世子孙繁衍，分布于将乐、明溪、顺昌、南平及福建省内各地，杨时为杨荣五世孙。”
“我曾听弟子游酢、也就是杨时志同道合的同乡挚友说过，杨时自幼聪明过人，受学于将乐及邵武一些名士之门。他常常就一些问题与学者秉烛夜谈，什么事情他都好刨根问底，而且反应机敏，口齿伶俐，长大后专心攻读经史，终于功成名就。但他戒骄戒躁，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海遨游。”程颐说。
“游酢所说不假。有一次，一位青年学者前往杨家拜访，见这位熙宁九年（1076年）及第的进士仍然聚精会神地伏案博览群书，衣服胳膊肘那地方都磨破了，便好心相劝，希望他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那他是怎样回答对方的呢？”
“杨时却对他说：‘我两肘不离书案三十载，方觉学问有所长进；学如逆水行舟，我如若放松自己，势必落伍矣！安敢有丝毫的懈怠！’”
“的确，杨时跟一般文士不同，他淡泊名利，几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一心致力于理学研究，渴望达到高深的境界。在元丰四年（1081年），他虽然受任徐州司法。但他听说你住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便毅然决定弃官不就，千里迢迢前往颖昌拜你为师。”
“我记起来了。当时还是在弟子游酢的陪同下，杨时以弟子礼前来见我的。似乎弟子谢显道也在场。”
“不错。曾记否？他受学后，你见其悟性过人，又彬彬有礼，曾称赞曰：‘杨君最会得容易。’”
“如此美好一瞬，早已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岂能忘却？在他学成辞归之日，我们不是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吗？在为其送行时，我还满怀信心地赞叹曰：‘吾道南矣！’”
“是的。我曾在杨时送给你审定的《龟山语录》中，清楚地记载道：明道在颖昌，先生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宁，出入潞公门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无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从之。’因使人送明道处。志宁乃语定夫及先生，先生谓不可不一见也，于是同行。时谢显道亦在。”（《程氏外书》卷十二）
程颢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到了元丰五年（1082年），杨时曾两度寄书于我，询问《春秋》中的有关问题。我曾以函授的形式一一予以解答。”
“对了。也是这一年，我上书太尉文潞公（彦博），希望将洛阳城南十公里处——龙门山胜德庵上方寺附近的‘荒芜无用之地’，拨给我们作为学田，以供著书讲学之用。”
“文潞公欣然把自己在伊川鸣皋之庄园赠给了我们。”
“是呀，我们在文潞公所赠的庄园上建立书院，正房5间为讲堂，东西厢房各3间，是弟子居住的地方，大门一间，还有你题写的匾额‘伊皋书院’（现为伊川书院）四个大字。”
“我们招收生员后，通过讲易经、授理学，求教者日夕盈门，名儒云集。伊皋书院一跃成为中原三大书院之一。”
“就是这年冬与次年八月，弟子刘绚（字质夫），先后两次专程以师礼来见。”
“是的。刘绚此间分别在《戍冬见伯淳先生洛中所闻》与《亥八月见先生于洛所闻》（《二程遗书》卷十二、十三）的送审稿中，也清楚地记载了两次受学的详细经过。”
后来，尽管宋徽宗下诏禁止程颐进行教育和讲学，否则，“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但程颐仍然坚持在伊皋书院讲学，有的学子慕名自千里外赶来拜师求学。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元丰八年（1085年）夏，程颢被宋哲宗皇帝召为宗正寺丞，可是，还没等到弟子杨时前来为先生饯行，他就作古了。
杨时顿时感到特别悲痛，发誓要把先生的理论发扬光大。为了掌握理学的精髓，他决定再度北上洛阳，拜程颐为师。
元祐八年（1093年），杨时在好友游酢的陪同下，不辞辛苦，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来到洛阳，天已经黑了，他们在一家小店住下。当晚，杨时和游酢很晚才睡，把需要请教的几个问题整理出提纲，写在纸上，第二天，他们沐浴后，换上整洁的衣裳，奔伊皋书院而来。
一路上，刮起了大风，很快又飘起了鹅毛大雪。
洛阳城外，茅屋竹窗深锁，柴门轻闭，四周静寂。天空压抑得像有厚重的棉被裹住胸口，寒冷冻僵了杨时的手脚。
他们赶到伊皋书院程颐的住所时，正巧程颐在案头打盹。杨时和游酢就恭恭敬敬地站在窗下，没有贸然上前推开半掩的屋门，只是恭立门口，静候屋内小憩的老师程颐醒来。
纷飞的雪花，打在杨时的脸上，堆满了头巾，铺白了原野。他们俩冻得全身哆嗦，却连跺跺脚都不敢，生怕惊动了先生。
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认为自己已经是“老童生”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杨时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人前来，我不反对，你今天是应我之邀，对先生必须像当年刘备聘请诸葛亮三顾茅庐那样的谦恭态度。
风越刮越急，雪越下越大。
不知过了多久，当大雪已经漫过脚踝的时候，程颐才慢慢醒来，他的声音从门内传向门外：“天色已晚，弟子还没走么？”
当他推门出来，顿时愣住了：却见两个弟子双脚早已深埋雪中，立成雪人。
程颐被弟子诚心求学的精神深深打动，忙把他们请进屋里。亲自给他们拂去身上的雪花，倒热水为他们暖身子。
从此，程颐让杨时在伊皋书院中求学，并将自己毕生所学，毫不保留地教授给他们，并希望他们宣传与推广理学上大有作为。
杨时和游酢则不骄不躁，尊师敬友，勤学好问，潜心研究，后来都成为厚学之士。
与此同时，杨时、游酢还不负恩师的重托，以振兴理学为己任，杨时选择了武夷山做为他们传播理学的宝地，在武夷山合力开辟了八闽理学的先河。相继创办了荐山书院、豸山草堂和皖山书院等。在继承二程理学的基础上，还形成了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杨时一生著作颇丰，其传世之作有《校正伊川易》、《三经义辨》、《列予解》、《经筵讲义》、《辨学治说》、《四书解义》、《周礼》、《毛诗辨疑》、《杨龟山先生集》42卷、《龟山语录》、《二程粹言》、《春秋孟子义校正》等。
游酢则于元符二年（1099）在武夷山五曲接笋峰下筑水云寮，作为著述立说之所，撰《易学》、《诗二南义》、《论孟杂解》、《中庸义》、《游廌山文集》等。 正是杨时、游酢“载道而南”，虔诚授业解惑，终于把理学吹得震天价响，“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
杨时在传道授业的同时，还效法程颢的哲理诗笔法，在武夷山吟咏了《游武夷》、《武夷纪游》等诗篇。其代表作长诗《游武夷》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武夷山水的神奇、传说的诡谲，并叙述了归隐武夷的经历，还巧妙地深寓着理学的玄机。长诗是这样开始的：
函关崎岖走秦鹿，天下共逐争群雄。
扶云翻空折鳌足，黔黎窜伏如寒蛩。
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踪。
长诗从秦末群雄角逐中原，高人雅士避祸武夷等虚构情节谈起，然后逐步展现这座名山拥有的新特景观：九曲清溪，亭亭玉女，玄妙的道观，清彻的井泉尽在他笔下——
龙泓东注海波涌，玉女翠拥秋云松。
赤霄真骨写虚壁，通泉凡笔惭非工。
杨时对武夷简直入迷了，他对山中特有的景观、经过了3000余年风雨侵袭依然无恙的百余具架壑船棺，加以重笔渲染：
藏舟浮梁跨绝壑，隐见似与天河通。
当时鸡犬不复见，空岩依旧烟霞笼。
不仅如此，历代学者还将杨时的接力棒代代相传。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无锡东林书院，正是杨时长期在此传播理学，使之成为著名书院。他在东林讲学前后达十八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不仅是问学的直接开创者，而且对南宋理学的其他派别也有很大影向，故而后世理学家称其为“南渡大师”。
到了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曾任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文选司郎中等职，后因“忤帝意”被削职返乡的明代无锡“东林八君子”中的领衔人物顾宪成，发起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定期在此讲学和集会。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顾宪成才华横溢，与其弟允成皆主程朱之学，各地学者、名士纷纷慕名赴会，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呼应”，“东林党”由此得名，顾宪成也成为东林党领袖之一。
明熹宗时，阉党专政，宦官魏忠贤借机打击东林党。天启六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不少东林党人也遭到迫害。明崇祯二年，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顾宪成著有《小心斋札记》、《泾皋藏稿》等，后编成《顾端文公遗书》共16种。他在城区东林书院讲学时所作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心怀远大抱负之名联，被广为传诵，成为许多学人、志士的共同心声和座右铭。
宋室南迁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二程的弟子将洛学流传推广到南方。其中对正宗洛学南传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杨时。杨时在武夷山与寓居武夷山麓五夫里的胡安国及其子侄胡宁、胡寅、胡宏、胡宪，以及刘勉之等名贤切磋学问，交往甚密，并经常相邀游览武夷山。他们切磋学问之余，经常相邀游览武夷山。
他是这样描绘舟游九曲的情景的：
我来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丛。
天容洗净雨初霁，云幔四卷清无风。
掀篷进棹穷异境，注目想见流残红。
舟游尚未惬意，索性杖履作圣山游，此时适逢北宋朝廷遣使在武夷山冲佑观投送“金龙玉简”，藉以祈求国富民强。杨时睹此盛况，又联系到传说中仙凡共乐的幔亭盛会，心中深感未被朝廷所重用，辜负了自己的才学，不禁独自嗟老叹病，归隐武夷之念油然而生。他写道：
回舡杖履蹑幽径，松竹窈窕环琳宫。
翠琬温辞耀华袞，金榜大字缠蛟龙。
自怜病骨挂尘网，幔亭高会何由逢。
解衣归卧钓矶畔，仰看明月穿疏蓬。
这是一幅绝妙的杨时归隐图。
作为二程高足，杨时则将《中庸》着意标出，认为“《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龟山文集·中庸义序》）《龟山先生年谱》载：
“熙宁以来，士于经盖无所不究，独于《中庸》阙而不讲。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故为之训传。藏于家，初不以示人也。”
杨时对自己所撰的《中庸义》也非常看重，认为是他推进洛学的重要工作，他在《中庸义序》中讲：“追述（二程）先生之遗训，着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以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
杨时以为，从一己之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有规则可循，“而皆以诚意为主”。（《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因此，所谓格物在反身而诚，是在诚意。杨时强调：“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同上）
杨时逝世后，他的弟子与学者纷纷以不同形式悼念一代理学大师。与他同代的学者谢应芬在一首纪念他的诗中说：“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门雪。”后人就用“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典故，来赞扬那些为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杨时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代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学界称之为白水先生的刘勉之和罗从彦（字仲素）。
刘勉之以乡贡入太学时，蔡京禁元祐书，伊洛之学不传。刘与乡人胡宪秘藏和传抄程氏之书，并潜心研读，后辞离太学，拜理学家杨时为师，筑草堂于故乡崇安五夫里读书吟诗，耕耘自给，淡泊功名，与胡宪、刘子翚讲学论道、研究理学，讲学武夷山中，各地学者接踵而至。
罗从彦的弟子朱松临终时，嘱咐儿子朱熹拜好友刘勉之、胡宪、刘子翚为师。刘勉之著有代表作《草堂文集》等，他不仅倾心教育朱熹，并以女妻之。
朱熹19岁中进士，24岁赴泉州同安任主簿时，路过南平，拜访了其父生前好友、罗从彦之弟子、学者、理学家、教育家李侗。初出茅庐的朱熹竟大讲自己有关佛学的心得体会，以炫耀自己近十年来出入老佛的全部成绩和感受。但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劝朱熹好好看儒学的圣贤书，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当时，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到绍兴三十二年，朱熹曾4次到剑浦拜访李侗，登门求教。李侗也曾于隆庆元年（1163）两度到崇安五夫里紫阳楼看望朱熹。朱熹因此在思想上实现了从主“悟”到主“静”，而后主“敬”的转变，并逐渐构建起理学的思想体系。
正是朱熹以二程学说为本，兼取诸家之长，最终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对旧儒学的改造。
这样，自二程到朱熹经过众多弟子的传播和发挥，终于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
南宋宁宗末年，统治者开始尊崇理学，程朱理学取得正统官学地位，成为取代汉以来传统旧儒学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中的“心学”一派，如“陆王心学”，基本上导源于程颢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的联系。《龟山学案》中是这样评价程颢说杨时“道南”的：
“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光大，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
不仅如此，杨时的名声还远播海外，宋宣和年间，傅国华出使高丽，高丽王问龟山先生今在何处？蔡京为收买人心，特荐其为迩英殿说书。金兵包围汴京时，杨时任国子监祭酒，俨然已为学术泰斗。
此外，在理学南传方面，17岁入太学就受二程洛学影响的二程门人胡安国（1074一1138年，谥文定）的贡献亦很突出，学者全祖望称：“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四《武夷学案序录》 ）清代学者在考察经学史时说：“言《春秋》者莫众于宋人。”而在宋代《春秋》学中，又以《胡（安国）传》最为符合理学准则，故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皆以之为本。《春秋传》是胡安国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其特点是继承自孟子至孙复、程颐的儒学传统，力倡“《春秋》大义”，强调儒家纲常礼教，突出“尊王攘夷”的正统观念。
伊皋书院更名为伊川书院是元代延祐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