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五月，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多·曼奴奇欧（Aldo Manuzio，一四四九—一五一五，其拉丁化的名字是Aldus Manutius，故又译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作坊印行的书籍以一百万英镑拍卖售出，伦敦佳士得（Christie’s）公司对此表示相当满意。这些全部高出正式预估价格的书籍，都是些哲学与人文类的作品，今天只要花上几十欧元便可买到新的版本——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及普鲁塔克（Plutarch），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彼特罗·本波（Pietro Bembo）及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Erasmus von Rotterdam）；另外，还有一本至今依然显得神秘，由圣道明修会修士法兰契斯可·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所作、配上出色木刻插图的《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以及一本染发剂配方的书出现在拍卖会中。
拍出的价格非比寻常，但这个男人也非比寻常，他的作坊可是出了不少珍贵的书籍。阿尔多·曼奴奇欧，一四四九年生于维雷特里（Velletri）附近的巴西安诺（Bassiano），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印刷师傅。一四九二年，当他在威尼斯的作坊——可能位于今日的泰拉二号运河（Rio Terà Secondo）二三一一号——开始在自己的印刷机上印制令人赞叹且广为仿效的经典版本时，这个潟湖城市已经有了几十间印刷作坊，其中包括来自史拜尔（Speyer）的德国兄弟约翰（Johann）与温德林（Wendelin），及法国印刷师傅尼可拉·詹森（Nicolas Jenson）所开设的作坊。
不过，阿尔多·曼奴奇欧并不像多数他的同侪那样，只是一名制版印刷工匠，他还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对普及希腊及拉丁经典作家特别用心。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那战火横行的几百年中，艺术与学术知识依然无人理睬，重要的古代文献多半只有差劲的翻译与错误连篇的抄本。此外，中世纪迷信权威的经院神学学者只会在文字上钻牛角尖，而不在乎优美的语言。
受到像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与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等人文主义作家的鼓舞激励，阿尔多决定开设印刷作坊，尽量正确地将古代作家的作品与观念普及到全世界去。几年内，阿尔多的住处成了人文主义学者与作家的固定聚会地点，他们带给他校订过的与可以付印的古代文稿，并帮他刊印。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中，再次发现他们祖先的高等文化。在这时期，传承古代伟大遗产的自觉，仿佛野火燎原。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家法兰契斯可·德·山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其著名的《意大利文学史》中，认为这种心态上的运动有如“一种特定的电流，会在某些时代穿透整个社会，赋予这个社会一种独特的精神。在十字军时期导致欧洲迎向巴勒斯坦，后来深入印度的同一动力，促成美洲的发现，现在这股同样的动力，逼使意大利人再度挖掘出长久以来埋在野蛮灰烬下的文化世界。那是他们的语言，那是他们的知识。在他们看来，他们仿佛再度找回自己的知识与财产，仿佛再度降生在文化之中。大家称这个新的纪元为文艺复兴——一种再生”。
身为饱学之士与致力教育之人，阿尔多·曼奴奇欧认为提供各个国家的学者便宜的好书，借以深入古代知识，正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意大利对古代文化的这股狂热，很快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德国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对于出自这位拉丁化名字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其威尼斯印刷作坊小心校订印制的书籍，甚感兴趣。然而，有些意大利学者认为通过书籍印刷普及希腊作者知识的作法，并不明智，因为“蛮人”可在家中自习，不太需要造访意大利这个教化的源头。
在阿尔多的时代，威尼斯无疑是印刷技艺的中心。十五世纪初，这座强大富裕的贸易城市已有十九万名居民，当时印刷作坊已比意大利其他城市来得多，约有两百间。此外，威尼斯住有许多博学的希腊学者，他们逃离战火来到这座潟湖城市，现在可以在这对特定的语言问题提供咨询，有助阿尔多的工作。
威尼斯拥有珍贵的古代手稿这一点，对阿尔多来说，亦很重要。拜占庭红衣主教约翰诺斯·贝沙里翁（Johannes Bessarion）由于偏爱威尼斯，在他死前四年，便将他大约有九百册图书的无价图书馆赠给这个潟湖城市，其中包括大约六百份珍贵的希腊文手稿。这位一四七二年去世的希腊学者的捐赠，同时促成了圣马可图书馆的兴建。
长久以来，威尼斯这座商人与水手之都对古代文献丝毫不感兴趣。一三六六年，彼得拉克便已赠与这座城市他自己的藏书。不过，这批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手稿、价值难以估量的书籍，一百五十年来遭到冷落，直到其中许多书籍开始损毁破碎。红衣主教贝沙里翁死后，这些书籍终于被并入未来圣马可图书馆的藏书中。一五三七年起，雅克伯·山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主持该图书馆的建筑工程，死后再由维岑左·史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接续下去；后来在这座华丽的“马奇安纳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的阅览室中，立了一尊彼得拉克的大型胸像。
不过，搭建圣马可图书馆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十六世纪初，威尼斯人将圣马可广场扩建成为一座富丽堂皇、能够展示共和国权力的广场。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克伯·塔替（Jacopo Tatti），即山索维诺，负责这件宏大的工程，一五二九年起，他致力规划这座大广场及其周遭建筑达三十年之久。最后，在他主持下，总督府对面广场上建起那座华丽的图书馆。
然而，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那晚，图书馆大厅部分拱顶坍塌。没有查出意外原因，山索维诺立刻锒铛入狱，惨遭虐待。因他的朋友提香（Tizian）和阿雷提诺（Aretino）求情，才使这位建筑师免遭进一步的刑囚。山索维诺可以出狱，但薪资被扣，且必须负责自力修复损坏部分。
好在很快查出这件意外并非起先所想的那种重大灾难，只有一扇窗户和其上拱顶毁损。倒塌的原因可能因为一名建筑工人过早拆除必要的支架。海上一艘船舰炮火射击导致的震动，显然让石块松动。同样受到伤害的建筑师山索维诺在圣马可大教堂为他的两位朋友，后来也为他自己立下一个小型纪念像，在教堂法衣室的铜门上塑上提香、阿雷提诺和他自己的头像。
对当时的威尼斯来说，火炮射击一事司空见惯，不只用在欢迎国外贵宾。阿尔多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开展自己的业务，在他出版的第一批书的前言里，他便已抱怨道：
自法军入侵拿波里后，半岛上便骚动不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四处蹂躏，街上不再安全。内陆贸易中断，阿尔卑斯山道路被阻。威尼斯虽然因为地理位置，暂保安稳，但在圣马可广场上，可以听到附近敌人的火炮声响。
尽管局势险恶，阿尔多斯依然尽力供应阿尔卑斯山以北客户书籍。由于声誉绝佳，他收到许多学者来信，却因工作繁忙，无法一一回信。此外，每天都有不速之客来到他的作坊，打扰他的工作，部分因为好奇，部分出于无聊，也有部分带着自己的手稿前来，令他无暇应付：“他们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就像血蛭一样，没吸饱的话，是不会离开皮肤的。”他在给一名熟人的信中这样骂道，但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摆脱这种骚扰的方法：
不重要的信，我根本不回，重要的信，也只三言两语。没人会怪我，我有时间的话，宁可花在出版好书上。但对访客，我在自己工作间门上刻上以下文字：“不管你是谁，阿尔多斯恳求你尽量少言，尽快离开；如果你来这里，像赫拉克勒斯（Herkules）一样，在阿特拉斯（Atlas）疲惫之际，扛起他的重担的话，这里会有工作给你和所有来这的人。”
大家当时一般印制大尺寸的大字体对开书册。阅读这种并不轻便的书籍时，多半搁在桌上或斜面阅读桌上，不过寄送这种大开本书册并不容易，旅行阅读时也不方便。阿尔多斯虽然也印制对开书册，而且尽管纸张昂贵，还是留出宽大的书缘，让学者不必在文中写下他们的注记。此外，阿尔多斯也以不同方式缩小字母，印制常被阅读的拉丁文作家时，则采用轻便的八开本，配上看来类似手写体的斜体圆体字或斜体字。这个划时代的想法不仅让阿尔多斯能在单页中印出更多字母，也让他可以廉价供应他小开本的经典版本。
一五○二年起，阿尔多·曼奴奇欧有了自己的印工标记，那是一个缠绕了一只海豚的锚，中间的名字被隔成AL-DUS（阿尔—多斯）两部分。在书籍印工艺术年鉴中，这个标记被称为“阿尔多斯之锚”，象征着深思与工作迅捷。阿尔多的这个印记可能取自文艺复兴最美的书籍《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这本讽喻小说的一幅木刻插图。
阿尔多虽然取得威尼斯共和国十至十五年的特许状，而且多位教皇后来还多次展延期限，禁止他人翻印他的书籍，不过他的对手完全无视这些特许，仍将阿尔多的标记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阿尔多·曼奴奇欧印制的书籍受到高度称许，不只因为细心的校订，也因为印制的精确与美观以及纸张的质量。阿尔多的能力与严谨认真，让他很快成为一个约有四十位学者的圈子的中心人物。至少诗人彼特罗·本波、史家玛里诺·山奴多（Marino Sanudo）与神学家暨作家伊拉斯摩斯，有段时间亦在这个“新学院”（Neacademie）圈子中。
这个新学院严格规定成员之间只能讲希腊文。不能遵守规定者，会被处以罚金。不支付规定金额与不清还其他罚金者，会被这个古希腊文化研究圈子开除。如果有天意外碰上一名遭到开除的成员，那一天甚至会被视为不幸的日子。缴付的银币会被用在轻松的场合，只要金额足够一起用膳的话，阿尔多斯就该办场盛宴，在这样的日子，大家不想“像个印工”一样用餐。
一五○七年十一月初，阿尔多·曼奴奇欧收到一封信，尽管自己工作繁忙，依然无法置之不理。对他来说，这封信甚至算是一种特殊荣誉。这封写于十月二十八日的信，来自一名正好停留在波隆纳大学的荷兰学者。信中表示：
学识渊博的曼奴奇欧，我常常希望您的技艺与辉煌的字体，以及您的精神与并不平凡的学识，在拉丁与希腊文献中所展露的明亮光芒，亦能带给您相应的功成名就。至于名声，毫无疑问，阿尔多斯·曼奴裘斯的大名将在所有致力神圣科学者的口中永远传颂。正如您现在的名声一样，您的努力不仅巨大，亦十分迷人，令人感到亲切，如我所闻，您致力重新出版并推广优秀作家，认真仔细，不求利润，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相当精彩，亦能名传千古，但暂时只能帮助他人，而非您自己。我听闻，您将印行希腊文的柏拉图，而许多学者已在引颈期盼……我奇怪您为何没早些出版《新约圣经》，如果我没弄错，这会嘉惠许多读者，特别是我们神学家这一行的人……
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比阿尔多·曼奴奇欧年轻二十岁，在荷兰、法国及英国研习神学，钻研古希腊文，在神学与语言教学上已小有名气。身为英王亨利七世御医，意大利医生乔凡尼·波耶里欧（Giovanni Boerio）两位儿子的侍读，伊拉斯摩斯必须陪同两人前往波隆纳大学就读。他借此意大利之旅的机会，顺道在杜林参加神学博士考试。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首度见到活字印刷的书籍。书籍印刷成了他的媒介。将近四十岁的伊拉斯摩斯靠此发明之助，让更多读者接触与了解基督教信仰与古代知识的原始文献。为此，他想出一系列谈话，亦可同时当成优美正确的演说的教学信函与道德行为的指南。他开始收集在他看来对其当代意味深远、大半来自古代文献中的谚语与成语。由于财务因素，他经常担任富家子弟的私人教师，亦可透过这类通俗文本的例子，为其学生清楚讲解古代生活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关系。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已经印行近八百条古代文献与圣经中的格言，到了亲切接待他的阿尔多·曼奴奇欧手上时，他的汇编增加到三千二百六十条。他以长篇随笔的形式来解释个别谚语，比蒙田的《随笔》早八十年，娓娓推广着许多生活观点。为了说明伊拉斯摩斯修辞优美的叙述风格，我很乐意引用他关于“快而不乱”这个体现在阿尔多印刷字体中的谚语随笔：
“快而不乱”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坚毅果决，却矜持自制，既精力充沛，又思虑周密。这个谚语相当迷人，仿佛一个谜，因为是由两种对立的概念组成……这个说法的生动活力与细腻的暗示，因为贴切与完美的简洁，更形精炼，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谚语和珠宝的原因，其价值因而高得令人讶异。
如果我们再想想，在这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中蕴含了无比丰富、深沉、有用，适合各种生命情境的意义时，大家或许会同意，在无数的谚语中，只有这个谚语值得刻在所有的石柱上，写在所有圣地的墙面上，画在统治者宫殿的大门上，而且是用金色字母……因为对所有人来说，这个谚语重要到随时都要思索，随时都要注意，因为奉行这个谚语，可以带给所有人无比的好处，特别是王公诸侯……老天！一名君主的一个犹豫，一个急促的决定会招致何种灾难，令人类何其不幸！
随笔中的这一小段（文中还举出许多古代的例子详加阐释），即可看出伊拉斯摩斯尽管博学多闻，耽于修辞，却随时和当代保持关系。在他抵达威尼斯之前不久，他眼见基督的代理踏上战争之途，令他愤慨不已：在意大利以“恐怖朱立安诺”（Giuliano il terribile）一名著称的教皇朱立乌斯二世（Julius II）正率领他的部队进驻波隆纳，夺回被西泽·波奇亚（Cesare Borgia）从教皇国抢走的这座城市，并在大教堂中和其庞大的随从举办一场胜利弥撒。
伊拉斯摩斯在这座潟湖城市待了八个多月，对威尼斯的艺术，没有任何评论。他在阿尔多忙乱的大印刷坊里不停阅读、写作并校订文稿，在他刚刚完成的《格言集》（Adagia）付梓之际，他又开始准备新的资料。他和那位受人敬仰的印刷师傅合作无间。两位学者并未把推广“教育”视为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型构个体的途径。两人在这教育观念的工作上互补，相互彰显对方的名声。
一五○八年九月，当其《格言集》刊印完成后，伊拉斯摩斯离开了威尼斯，有了新的目标：年轻的国王亨利八世邀他前往英国。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朝北前进时，伊拉斯摩斯因为好玩，而构思出一部在今日被视为其杰作，并让他名留后世的批评讽刺作品：《愚人颂》。
阿尔多·曼奴奇欧于一五一五年去世，其子保罗（Paolo）和小阿尔多继续经营这间著名的印刷坊。在威尼斯储蓄银行后，圣帕特尼安小街（Calle San Paternian）四二一八号屋旁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阿尔多的儿子在此透过印制书籍普及了“市民智慧的新光芒”。在泰拉二号运河的阿尔多之屋处，一段铭文宣称“希腊博学之光”在此开始照亮“一般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