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学体制的一个特征一直就是：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声望最高，长久以来它们所培养的学生占据了多数重要位置；近来，在各种有关大学工作的统计表上，牛津和剑桥大学也经常名列前茅。正如我们以上所注意到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地区性的同其他的大学试图模仿和追求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术特性与风格。后者已施加了一种吸引力，它有助于把“城市大学”拖出地方的范围，使这些大学成为一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共同的入学标准和一种共同的工资级别。一个结果就是：教授的权力已减小了（和欧洲大陆相比）。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的学监（do ns）———院士（fellow s）———所组成的法人团体实施对学院的民主管理（牛津和剑桥大学实行学院制）。只是到了最近，牛津和剑桥大学才开始按照现在英国和美国其他大学的做法，寻求更多的行政权。
就形式上讲，英国的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是随着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的建立而创建的，大学拨款委员会这一机构负责向它的出资方———财政部———系统地提出普通的公共经费的要求，并随后分配大笔的拨款。然而在那之前，大学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各种干预，包括许可状的颁发，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起的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办学目的和行政管理的检查，还有对文职人员考试改革的结果的检查等。这些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所采取的行动，它们有助于强调：在英国，大学的发展正开始成为结构分明的国家组织的一部分，并且这一组织受到中央的控制。然而，在20世纪初，主要的模式是受到国家支持的专业自治与自我管理的模式，而不是公共问责制（public ac-countability）或政策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模式。在专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模式中，就为了国家利益而确保合适的制度上的管理而言，精英人物高贵的和非正式的思想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当时还仍然是寡头政治而非普遍民主的时代，这在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中也得到了反映。
在英国，一种国家的大学体制的发展，还有针对制度管理以及目标的变革，这些都很复杂［威特罗克（Wittrock），1993］。如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现代大学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才成形。它包含三个特有的和相互联系的过程。最初，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一种重视自由教育的看法被诸如纽曼和米尔（M ill）① 这样的作家强烈地表达出来（相对来说，功利的和职业主义的观点不涉及这种看法）。和德国哲学的唯心论者不同，纽曼等人认为，通过准确和认真的教学以及与“有教养的人”的接触去培养人的品格是大学的主要目的。这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共鸣，因为不仅不列颠群岛需要持续和开明的管理，而且扩张中的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其他地方对英帝国的依赖性增加了，它们要求提供更多的行政管理的规则，所有这些就使得对受过良好教育（即良好的培养）的公务员的需求更为突出了。
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中的教师形成了许多居住区，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特征称为基于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这种别具一格且师生亲密无间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形成学生更完满的行动方式（相比较以前的大学或教堂或家庭所能做的而言）。其结果是养成了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它具有相似的文化，相对来说免受平常人的人生沉浮，并且受到爱好交际和亲密无间的社会交往方式的支持。
大学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甚至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即不断发展的专业性的职业教育的兴起。它涉及满足科学以及后来的研究的需要，这时经历了新的医学院和工程学院（schools）的建设。从一种有形的感觉上来说，大学校园变得更现代化了，它拥有教学大楼、实验室和博物馆。其结果不是学院制度（collegiate system）受到抑止，而是发展了一种更复杂的结合物（m o saic），它具有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和管理方式，这种教育和管理用一种相对互补的方式紧紧相连并起着作用。
第三个特征涉及我们以上已描述过的内容，即在英国的主要城镇出现的“城市大学”（civic universities）。这些学校是在20世纪初由当地职位高的人建立的，他们认为大学可以为所在地区带来自豪、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地位。当然，这些感觉今天仍然存在，就像在诸如林肯（Lincoln）、康沃尔（Cornwall）和苏格兰高地（Highlands of Scotland）等地大学的发展证实了这些。经常有人这样说：这些城市大学的兴起有助于在大学里发展一种更专业化和甚至职业化的课程。和地方贸易与当地经济基础的关系密切，这似乎暗示着一种选择的感觉，即一所大学打算干什么（这可能更是美国式的模式，它看来好像和传统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的模式不同）。
然而很容易夸大这些新的影响。在一种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和地位观念很强的制度中（诸如英国的大学制度），对于很多大学的领导人来说，存在着重要的强制性的东西，迫使他们适应市场领导人的各种做法。成功的尺度是在各种标准、人员招聘和研究等几方面达到优秀（研究已越来越重要）。此外，正如我们在20世纪后期所看到的，那就是学生、家长和雇主很清楚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希望与“最好的”大学发生联系。在人们的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是一个强大的、传统的和生机勃勃的概念，虽然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情况并非全都如此，有的大学可能位于都市内，其房屋也较破旧。
新的地方性大学确实都受到了这些影响。它们的发展强调了以下这个论点，即制度上的多样化是美国大学体制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英国的情况一直是在制度上具有趋同性，尽管许多政治家和其他一些谈论多样化的人的言论很动听，但他们的政策与行动似乎正相反。在有的情况下，对“城市大学”的描述也许夸大了这些学校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对它们而言，要吸引当地的资助并非易事。地方政府的成员并非都一致认识到：创办近在咫尺的大学是一件真正的好事。所以新的学校在开办之初，某些住宿条件经常是很糟糕的。
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所有大学都不得不考虑全国的（并非只是当地的）需要，尤其是要提供专业的训练和承担科学研究。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对美国模式充满热情地普遍采用和改造，所有这些意味着：在英国，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和那些想要拥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完全不能忽视这样的发展。学科和系科就是这些变化在组织上的反映，致使大学开始引进各种学科，包括普通的文科、严谨的理科和应用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科学对于军事和经济的进步与成功的重要性。这两次战争既突显了战后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突出了各国以下这种需要，即鼓励教育和训练更多的人才以面对全球的经济竞争。但是在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扩张较为缓慢。虽然具有影响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1963）主张增加学生人数，但这似乎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做法，即所需要的人才还是在传统的大学模式和结构中来培养。可是，作为非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多科技术学院和各种其他学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了发展，它们属于高等教育的公共部分（public sector higher education，PSHE），从而和现有的大学相区分。它们的发展刺激了学生人数的大量扩张。随之也产生了各种争论，即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多科技术学院中的那种更有效的、容易使用的、教学型的、职业性的、为地方服务的、多元的学习模式以及社会人员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的各种形式在大学中是否也可行？
多科技术学院获得大学的称号，20世纪90年代制订学生数大量增长的目标，所有这些对政府来说已确认了高等教育日益突出的地位和日益增加的开支，也更接受了以下的观点，即在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后工业化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经济有效的投资方式（和物质上的或有形资产上的投资相比）。但是，随着英国（和别的地方）高等教育的扩张，随着对大学的公共资助的增加，出现了所谓“保护消费者利益主义”（consumerism）的管理和一种体制，它们试图使大学在使用公共经费的过程中比以前更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