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的日子是快乐的，李国华除了一般呆在乡政府有事情就去下乡，不下乡时就陪老婆一起在街上摆摊子，自从结婚以后，肖明华就独立在和兴乡摆摊子了，不在和肖开中一起去其他几个乡镇摆摊。
毕竟那时候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都比较少，要想一家人生活过得宽裕点，摆个摊的收入还是可以的，李国华给老婆算了一笔账，每次进些大人小孩的衣服，鞋子之类的商品，基本进价在几块十几块钱，把货进回来再到乡场上来卖，在出售的时候喊价比进价要高好几倍，买的人在讲一下价格，少一点价格卖给人家，一个乡场一天的生意下来，通常情况下还是可以赚三四十块钱，一个月算起来收入也可以了，那时候李国华的工资每个月才110块钱，并且不是每个月能拿到手，整得不好就是年底发钱。
整个和兴乡的经济不景气，支撑乡里的“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越来越少，贷款收不回来，乡里，区里，县里的各级领导也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上面领导没出来具体措施，只提出来一个要求，要求各乡必须想办法回收基金会放出去的贷款，一些在基金会有存款的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些消息，说基金会要垮了，一天就守在基金会办公室不走，要求基金会马上支付自己存款和利息。整天折腾来折腾去，搞得乌烟瘴气的。
没多久，上面关于基金会的处理意见来了――关停。因为这个事，和兴乡的农经站站长老曹“疯了”，上级通知对各乡的基金会进行彻底清理，要查清全部往来账务，资金去向。和兴乡的基金会关了之后，上面派了专门的人来清理基金会的账，基金会的两个会计就一五一十的把所有账交出来了，基金会很多账上显示曹站长的儿子在基金会挪用了很多钱，多数都是白条，数额还很大。曹站长为此得了“风心病”，整天说话疯疯癫癫的，说自己养了两个“白眼狼”。清理出来的最终结果是：基金会被挪用的钱得由曹站长来还，不仅仅还钱，还有坐牢的风险，最后结果是还了钱，人“疯”了，好像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了。
关于基金会的后续工作也有了定论，处理原则是：存了钱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从关停时间开始，不得在想得到利息，基金会只还本钱，本金多了一下子还不完的，就分期还。因为这个事，哪些在基金会存了钱的人死活不同意，天天疯了似的要找基金会兑付存款，那个阵仗是要搞暴动，害的乡里的领导都也不敢出门解释，只好派乡里治安室和全部的工作人员出来维持秩序，刚开始基金会还有人坐柜台，后来干脆把基金会办公室的大门一锁。一句话，没钱了。
其他有些从基金会贷款了人心里暗暗高兴，以为基金会垮了，可以不还贷款了，结和果想象的情况不大一样，从县里到乡里，每个机构都开办了学习班，那些借了基金会的钱不还的人，全部到学习班强制学习，到底学了些啥内容其他人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学习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不能薅社会主义羊毛，借基金会的钱是必须要还的，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说明学习内容没理解到位，就得让家里人送生活费和换洗的衣服来，继续在学习办学习，直到学习透彻了，家里人凑齐了钱还了基金会，就可以回家了。还别说，通过举办学习班的形势，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大家的社会主义意识还是比较到位，参加学习班的人基本都还清了基金会的贷款。
没了基金会，乡里的统筹费也一时半会儿收不起来，乡里财务吃紧，九八年底，基金会彻底关门，和李国华身份一样的许多工作人员工资都发不起了，全县正好大面积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很多职工被下岗分流，县里的丝绸厂为例，很多都是两口子在一个厂里，为了保证稳定，是双职工的保证一个在岗，一时间下岗工人到处都是，县城里面和各乡镇就多了很多做生意的人，开馆子的，跑摩托拉客的，买衣服的，擦皮鞋的……。
全部经济萧条，李国华工作起来也没得多大干劲了，十一月份儿子出生了，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想把乡里的工作放弃也划不来，这让李国华有些两难，和老婆商量了一下，想了个办法，就是联系妹妹李青，让她给嫂子肖明华找点事情做，李青原来是学幼师专业的，毕业以后在和兴乡的三村教村办的幼儿园，因为原来外出年轻人多了，大部分年轻人将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老人除了不冷着孩子不饿着孩子，教育方面也没刻意放在心上，随着打工年轻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尽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务工当地读书，剩下的些孩子在家里都比较注意教育的问题了。李青越来越感到教幼儿园责任重大，就干脆辞职了，和同学一道去了华省的皇都市打工，现在在一家很大的茶楼做财务管理，包吃住，工资收入也还不错。
接到哥哥的电话，李青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就问了一下李国华，嫂子是啥子文化程度，以便好找事情，李国华这才想起肖明华只有初中文化，李青说没得多大关系，只是要找个轻松点的活儿不容易，如果下力的活儿到不是问题，李国华是一个头两个大，好在李青想办法给嫂子在她上班茶楼隔壁的一个火锅店里找了一个当服务员的事情做。具体工作就是擦个桌子，洗个碗，端茶递水上个菜的。店里包吃包住，工资每个月400元。
儿子刚好到断奶的时间，李国华亲自把老婆送到义通县到皇都市的班车，末了叮嘱她：“各人在外面注意身体，看工作苦不苦，干得下来就干，干不下来就回来，也没啥过不去的。”送走了肖明华，李国华每天除了下乡，一有空就回老家带孩子，毕竟父母要干农活，每隔一周时间，李青就要给哥哥打电话，说一说嫂子在火锅店打工的情况，其中有一次，李青给哥哥说，嫂子在火锅店干了二个月了，人也混熟了，和火锅店里一些年轻人打打闹闹地，不顾及自己是结过婚的人，李国华听了冒火得很，叫李青马上安排嫂子回家。他在想自己精壮男人一个，连家都养不活，有些窝囊，咋说都不应该让老婆抛头露面去打这个号工。
肖明华在李青安排下，回了和兴乡老家，李国华在车站去接的她，接到肖明华之后，李国华心里很不爽，拿着肖明华的行李就回家了，路上也两个人没多说话，到了晚上两个人睡觉的时候，李国华说了一句话：“我的家庭条件是差点，也不至于吃不起饭，打工也不是非要巴着别人给饭吃，也不至于要去给哪个讨个笑脸，又不是要饭的。”肖明华也不和他搭话，一夜无眠。
日子又回到正规，肖明华继续在和兴乡街上摆摊子，李国华也继续在乡政府上各人的班，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春节后，乡里正式收假上班了，李国华也和大多数的工作人员一样，在乡政府里有烟无气的做事，但是心里一直在想自己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段时间，李国华在电视上看了新闻，最近国家有关精简工作人员的讲话随时在他耳边响起的，这也给他一个不好的预感。事实如此，没等到五月底，义通县的文件出来了，全县所有乡镇机构里，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人员一律辞退，李国华虽然已经在乡里工作了几年时间，县文化局也给乡里出来文件，但总的来说，没得到县人事局给的编制，都属于临时人员，同样也在辞退之列。全县整个要清退的临时人员很多，从县里到区里到乡里，主要领导亲自出面和这些将要被辞退的人员一起开会，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肯定大家的成绩，说这都是暂时的，政府部门是缺不了你们的，等这阵过去，还是得请你们回来工作，说穿了就是安抚安抚大家的情绪。
当和兴乡为所有要辞退人员准备欢送晚宴时，李国华觉得这是对他一种侮辱，说实话乡里的临时工作人员其实是承担了乡政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现在看来这些卖力工作的是费力不讨好，折了青春折了人。李国华心里虽然不平衡，但他晓得分寸，他反倒过来安慰父母亲，因为他看得出来父母因为这个事情对他非常担心，所以他大大方方的给妈老汉说：“你们放心！你儿子我不管在哪里都没臊皮过，乡里要辞退我也没啥不得了，他们请我吃散伙饭我都不去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点骨气我还是有的，这也不算好大个事。”妈老汉一看李国华这个态度也就放心多了。
除了没参加乡里请吃的散伙饭，李国华也没要乡政府给乡里辞退人员发放的礼品，而是在六月六号这天早上一早，直接从家里拿了一床单被子，运用在警队学习的打包方法打好背包，拿出原来警队发的军用挎包，装了两件上衣，一条换洗的裤子，给家里人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操心我，等我好消息”就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