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定先生做巴彻斯特圣诗班领唱人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嗳，关于海拉姆地产收入的窃窃私议这时竟然又兴起来。这并不是有人见不得哈定先生享有的收入和那么适合他的那个舒适的职位，而是因为英国各地当时正谈论着这种事情。热切好事的政治家慷慨激昂地在下议院里断然地说，国教[58]的贪婪的教士们侵吞了从前慈善事业的财产，那些财产其实是留下来照顾老年人或是教育青年人的。圣克劳斯养老院[59]的那件著名的案子，甚至闹到了国家的司法机关里，而惠斯顿先生[60]在罗彻斯特的奋斗也获得了同情和支持。人们于是开始说，这种事情是应该加以查问的。
哈定先生对这件事问心无愧，又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从海拉姆的遗嘱上领过一镑不义之财，所以在跟他的朋友，那位主教和他的女婿，那位会吏长谈论起这些事情来时，自然而然地袒护教会这一方面。说真的，会吏长格伦雷博士对这件事倒多少有点儿愤愤不平。他和罗彻斯特牧师会的长老们很有私交，因此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多封信，评论那个不安分的惠斯顿博士的事。据仰慕他的人认为，那些书信准把这问题差不离全部解决了。牛津[61]那儿也知道，他是署名“祭司”的那本小册子的作者。那本小册子评论吉尔福德伯爵和圣克劳斯养老院的事，极为明确地论证说，当前的习俗不允许我们拘泥于创办人遗嘱上的字句，创办人过去十分关怀教会的利益，所以使主教能够酬劳那些为基督教作出最最出色的功绩的卓越人物，就是最照顾到教会的利益。为了驳斥这种说法，对方断然地说，圣克劳斯的创办人亨利·德布卢瓦对于新教教会[62]的福利并不大感兴趣，而且圣克劳斯的院长们在过去多少年里，也不能给称作替基督教服务的卓越人物。然而，会吏长的所有朋友们都坚决认为，甚至肯定地觉得，他的说法是毫无争辩余地的，所以事实上对方根本就没有能答复。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定先生既然有这样一座柱石来支持他的良心和议论，自然对于领取每季度的这两百镑始终没有感到内疚。说真的，他心里对这件事始终就没有那样想过。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常常谈到以前的创办人的遗嘱和来自他们产业上的收入，他也听到不少有关这些事情的话。有一个时候，他的确怀疑（目前已经给女婿的说法打消了），吉尔福德勋爵是否确实应该从圣克劳斯的收益中领取他所领的那么大一笔收入，但是说他自己拿这适中的八百镑是拿多了，——从这数目里，他每年还自动放弃了六十二镑十一先令四便士来分发给他的十二位老街坊，——为了这笔钱，他把圣诗班领唱人的工作做得比巴彻斯特大教堂兴建以来，所有的领唱人做得都好，——这种想法压根儿就没有影响到他的宁静生活，或是搅乱他的良心。
然而，哈定先生确实知道巴彻斯特对这问题传播着的那些流言飞语，所以渐渐也不安起来了。不论怎么说，他知道人家曾经听见他下面的两个老头儿说，如果他们人人拿到应拿的一份钱，他们每年也许可以拿一百镑，过得像绅士一样，而不至于每天拿这可怜的一先令六便士了。他们还说，善良的老约翰·海拉姆干脆就没有打算拿几千镑来供哈定先生和贾德威克先生生活，而他们俩私下竟然吞没了几千镑，因此他们对于一笔两便士的菲薄的施舍，没有什么理由应当感激。这样的忘恩负义，的确刺痛了哈定先生的心。两个不满的人当中，有一个叫亚伯尔·汉狄，是他亲自把他安插到养老院来的。这个人以前是巴彻斯特的一个石匠，在替大教堂干活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跌折了大腿。尽管格伦雷博士急于想安插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一个他很受不了的执事，可是在这件意外发生以后，哈定先生还是把汉狄递补了养老院里的第一个空缺，那个执事的牙齿早已都掉光了，会吏长简直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把他去掉。现在，格伦雷博士可没有忘记来提醒哈定先生，老乔·墨特斯[63]会多么满足于他每天的一先令六便士，而哈定先生却多么失策，竟然让镇上的一个过激分子钻进了养老院。格伦雷博士那当儿大概忘了，这个慈善事业就是专为照顾巴彻斯特的衰老的职工而设置的。
巴彻斯特居住着一个青年人，一个外科大夫，名叫约翰·波尔德[64]。哈定先生和格伦雷博士都很明白，养老院里出现的这种恼人的造反情绪，就是他煽动起来的。不错，还有关于海拉姆产业的那些讨厌的闲话，也是由他重新煽起的。这时候，那些闲话在巴彻斯特已经又四下流传了。话虽如此，哈定先生和波尔德先生彼此却还认识，尽管他们俩年龄相差很大，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是朋友。不过，格伦雷博士在和圣诗班领唱人谈到波尔德的时候，却十分厌恶那个不敬神的煽动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到过波尔德），他为人比哈定先生精明而有远见，脑筋又比他灵活，所以他已经瞧出来，这个约翰·波尔德会在巴彻斯特兴风作浪的。他认为应该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并且觉得不应该允许他以任何近乎友好的关系进入“阵营”里来。因为约翰·波尔德得占去我们不少的注意，所以我们必须尽力来交代一下他是个什么人，以及他为什么要支持约翰·海拉姆的受施人。
约翰·波尔德是一个年轻的外科大夫，小时候在巴彻斯特度过了好多年。他爸爸是伦敦城里的一位内科大夫，在那儿发了一小笔财，把它投资在这座城里的房产上。“万特雷之龙”那所客栈和驿馆便是他的产业，还有四所铺子在大街上。另外，在镇郊海拉姆养老院那边新造的一排高尚的别墅（广告里这么说）里，他也有一半。老波尔德大夫退休回来，便住进一所那种别墅度却残年、撒手归西了。他儿子约翰常到这儿来消磨他的假日。后来，当他离开学校到伦敦医院里去学习外科手术的时候，他也上这儿来度过圣诞假日。正在约翰·波尔德取得外科医师和药剂师的头衔时，老波尔德大夫故世了，把巴彻斯特的产业传给了儿子，而把一笔有三分息的存款给了比约翰大上四五岁光景的女儿玛丽。
约翰·波尔德决计在巴彻斯特住下来，一面照管自己的产业，一面在邻居们患病，找他医治时，照料他们的身体筋骨[65]。他于是挂起了一面大黄铜牌子，上面刻着“外科医师约翰·波尔德”。这使早就在主教、教长和驻堂牧师身上竭力谋生糊口的那九位大夫大为怨恨。此外，在姊姊的协助下，他同时又开始整理家业。顶到这时候，他还不过二十四岁。虽然他已经来到巴彻斯特三年，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他对那九位大医师有过多大的损害。说真的，他们对他的害怕早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三年里，他还没有收进过三笔诊金哩。
话虽如此，约翰·波尔德可是个精明人，只要多看几年病，准会成为个精明的外科大夫的，可是他却干起了另一行。他生活很过得下去，一直没有被迫去谋生，也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他所谓的医务工作的苦差事上（我想他指的是开业外科大夫的一般工作），他有旁的事要干。他常常替贫民阶级中赞成他想法的人包扎伤口和接合四肢——不过他那么做是出于博爱。我并不是说，会吏长指责约翰·波尔德是个煽动人绝对不错，因为我简直不知道一个人的见解一定得多么激烈，才能给很恰当地这么说，然而波尔德倒是个热心的改革家。他的热诚的希望就是改革所有的弊端：国家的弊端、教会的弊端、市政厅的弊端（他设法当选为巴彻斯特的市政议员，一连难倒了三位市长，以致第四位变得有点儿不好找了）、医务工作方面的弊端。波尔德在忧国忧民、改善人类的努力上，倒是绝对真诚的。他专心致志矫正弊病和杜绝邪恶，这种精神里倒是有值得钦佩的地方。他自以为负有特殊的改革使命，不过我恐怕这种想法对他影响太深了。如果像他这样一个年轻人稍许谦虚一点儿，稍许信任点儿旁人的诚意——如果有人能够使他相信旧的习俗未必全是坏的，而改变可能会有危险——那就好啦。然而，不是这么一回事，波尔德具有丹东[66]的热情和自信，他以法国雅各宾派[67]的慷慨激昂的态度，朝着由来已久的陈规旧习发出他的诅咒。
既然波尔德的所作所为是这样，那就难怪格伦雷博士要把他看作是几乎落在巴彻斯特大教堂的宁静、古老的教堂区中央的火种了。格伦雷博士叫人躲避开他，就像躲避开瘟疫那样，但是老大夫和哈定先生是知己朋友。小约翰·波尔德童年时常在哈定先生的草地上玩耍。有好多次，他还凝神静听圣诗班领唱人拉的圣曲，很博得了他的欢心。从那时以后，索性全部直说了吧，他几乎还博得了这宅子里另一个人的眷恋。
爱莉娜·哈定并没有和约翰·波尔德山盟海誓，她也许自己都还没有承认，她多么看重这个年轻的改革家，不过她听到人家责骂他却受不了。当姊夫那样激烈地攻击他的时候，她不敢替他辩护，因为她像爸爸一样，多少也有点儿怕格伦雷博士，可是她却非常讨厌那位会吏长。她说服父亲，使他相信，要是单凭政见便排斥掉他的年轻的朋友，那是既不公正又不聪明的。她不高兴上碰不到他的人家去串门子，事实上，她是堕入情网了。
然而，爱莉娜·哈定的确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不应该爱约翰·波尔德。他具有易于打动姑娘们芳心的种种品质。他为人勇敢、热切而又风趣，身材停匀、容貌俊秀，年轻、上进，人品从各方面看来全都很好，又有足够的收入可以养家活口，又是她爸爸的朋友，而最重要的是，也爱上了她。那么，爱莉娜·哈定为什么不应该对约翰·波尔德钟情呢？
格伦雷博士生着和阿格斯一样多的眼睛[68]，所以早就看出了好几分。他认为有种种强有力的理由足以说明，不应该让这件事这样发展下去。可是眼下，他觉得跟岳父谈论这问题还不很妥当，因为他知道，哈定先生对女儿的一切事情一向多么溺爱纵容。不过，他却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公馆里教士帐幔形成的那个神圣的幽深之处，和他推心置腹的贤内助把这件事谈过了。
我们的会吏长在那个圣地里得到过多少甜蜜的安慰，多少宝贵的意见啊！只有在那地方他才松弛下来，放下了教会大职员的架子，变成了一个凡人。在人世间，格伦雷博士从来没有丢开那么适合他的那种气派。他具有古代圣徒的全副尊严，又有着现代主教的圆滑，他总是始终如一，总是会吏长，不像荷马，他万无一失[69]。就连对岳父，就连对主教和教长，他也保持着那种洪亮的嗓音和高傲的态度，这使巴彻斯特的年轻人对他全望而生畏，而且绝对震慑住了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教区的全体居民。只有当他把那顶永远崭新的铲形帽[70]换成一顶有穗子的睡帽，把那些闪亮的黑衣服换成寻常的robe de nuit[71]的时候，格伦雷博士的谈话、外表和思想才和一个寻常人一模一样。
我们有许多人常常想到，这对我们崇高的教会长老们的妻子说来，准是一场多么严厉的信心的考验啊。在我们眼里，这些人便是圣保罗[72]的化身，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生动的教训，他们的洁净、乌黑的衣服坚决地要求我们信仰与服从，而主德[73]简直似乎就在他们神圣的帽子四周飞舞。一个穿着法衣的教长或是大主教，一准可以得到我们的尊敬；一个出了名的主教准使我们肃然生畏。然而这种心情在那些瞧见主教不穿长坎肩[74]，瞧见会吏长穿着更寻常的便服的人们的心坎儿里，怎么能永远存在呢？
我们大伙儿不是都认识一位可敬的、简直神圣的人物[75]，在他面前我们低声下气，慢步徐行吗？可是如果我们有一次看见他在被窝里伸懒腰，张大嘴打呵欠，把脸伏在枕头上，那么我们当着他便会和当着大夫和律师一样，滔滔不绝地任性胡扯了。无疑地，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我们的会吏长很听从太太的意见，尽管他自认为有权向他遇到的所有别人提供意见。
“亲爱的，”他说，一面把睡帽的许多折痕抹抹平，“那个约翰·波尔德今儿又上你爸爸那儿去啦。我得说，你爸爸太马虎啦。”
“他是挺马虎——一向这样，”格伦雷太太在舒适的被窝里回答说，“这还不是老一套。”
“不错，亲爱的，是老一套——这我知道，不过，在目前这节骨眼儿上，这样马虎是——是——我来告诉你是会怎么着，亲爱的，要是他自己不留神他做的事，约翰·波尔德就会把爱莉娜带跑的。”
“我想不论爸爸留神不留神，他都会。干吗不会呢？”
“干吗不会！”会吏长几乎尖叫起来，猛地把睡帽一推，使它差点儿盖住了自己的鼻子，“干吗不会！——那个讨厌的、多管闲事的混小子，约翰·波尔德，——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粗鄙的青年人啦！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干涉你爸爸的事情，而且是用一种最冒失——最——”他一时想不出一个顶有侮辱性的词儿，于是以主教区里牧师会议上认为很灵验的那种态度嘀嘀咕咕说了声“天呀！”，这样结束了这番表示厌恶的话。那当儿，他一定忘却了他是在哪儿啦。
“说到他的粗鄙，会吏长（格伦雷太太在和丈夫说话时，从来没有使用过比这更亲密点儿的称呼），我跟你意思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我喜欢波尔德先生——我觉得他太自高自大啦，可是爱莉娜喜欢他。如果他们俩结婚，那对爸爸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波尔德要是做了爸爸的女婿，就绝对不会操心去管海拉姆养老院的事情了。”说着，太太在被窝里转过身去。她转身的神气是博士很熟悉的，这和语言一样明白地告诉他，那天晚上她不想再谈这件事了。
“天呀！”博士又嘀咕了一声——他显然激动得安定不下来。
格伦雷博士一点儿也不是个歹人，他正是他所受的那种教育最可能造就的那么个人，他的才具使他可以在世上担当这样一个职位，而不足以使他更上一步。他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他认为超出自己的副牧师[76]范围的那份教区牧师的职务，然而使他崭露头角的倒是做一个会吏长。
我们认为，一般说来，不是主教就是会吏长，总有一个是挂名不做事的：主教工作的地方，会吏长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反过来也是这样。在巴彻斯特主教区内，巴彻斯特的会吏长主持教务。在那个职位上，他是勤勉的、有威信的，并且，像他的朋友们特别夸奖的，是贤明的。他的最大的过错便是过分相信教士的德行和权利，最大的缺点则是对自己尊严的态度和雄辩的口才太有把握了。他是个讲道德的人，相信他所宣讲的教训，相信他是在奉行它们，虽然我们可不能说，他会把上衣送给偷他大衣的人，或是准备原谅他兄弟哪怕七次。[77]在征收会费上，他非常严厉，因为他认为这方面如果稍许放松一点，就会危害到教会的安全。倘使他能为所欲为，他便不仅会把每一个个别的改革家，并且会把每一个胆敢动问一声教会收入使用问题的委员会和调查团，全投到黑暗和地狱中去。
“那是教会的收入，世俗人都承认的。教会当然会管理自己的收入。”在巴彻斯特或是在牛津讨论约翰·拉塞尔勋爵[78]和别人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时，他就习以为常地这么说。
这就难怪格伦雷博士不喜欢约翰·波尔德，而他太太提到他会跟那样一个人成为亲戚，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了。给会吏长说句公道话，他可从不缺乏勇气，他很乐意拿起任何武器跟敌人在任何战场上一决雌雄。他自信，只要他拿得准对方是正大光明地打，那么他是稳操胜券的。他压根儿没有想到约翰·波尔德当真能证明，养老院的收入是给滥用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屈膝求和呢？什么！拿一位长老的姨妹、另一位长老的女儿去收买一个不信上帝的教会敌人吗！这个年轻姑娘跟巴彻斯特主教区和牧师会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她绝对可以嫁一个稍稍具有圣学的丈夫。当格伦雷博士说到不信上帝的敌人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对教会的教条缺乏信仰的人，而是指对教会在银钱事务上的廉洁抱着同样危险的怀疑态度的人。
格伦雷太太平时并不总是听不进她所属的那个教会上层阶级的主张。她和丈夫对于用来替教会辩护的那种论调，很少意见不一。那么，在这样一件事上，她竟会甘心屈服，这多新鲜呢！会吏长在她身旁躺下，又嘀咕了一声“天呀！”，不过他说得声音极轻，只有自己听见。接着，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沉沉睡去才使他摆脱了深思。
哈定先生本人瞧不出有什么理由，他女儿为什么不该爱约翰·波尔德。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女儿的情感。也许，他心里最大的遗憾就是，生怕万一波尔德要来干涉养老院的事务的话，自己会和女儿分离，或是她会跟她心爱的人[79]分离。他从来没有跟爱莉娜提过她的心上人，没有来征求他的意见时，就连对自己的女儿，他也绝不肯提到这样一个话题。要是他认为有理由反对波尔德，他便会让她住到别处去，或是禁止他到自己家里来，可是他瞧不出有这样的理由。他大概很乐意再选一个做教士的女婿，因为哈定先生也是一心向着教会的。即使这办不到，无论如何，他总希望，这样一个近亲应当在教会事务上和他意见一致。然而，他又不愿意因为女儿心爱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和他意见不一，便拒绝了他。
顶到这会儿，波尔德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直接来触犯哈定先生。几个月以前，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他花掉了不少钱，打败了邻近一带一个征收路税[80]的老婆子。另一个老婆子曾经向他抱怨说，那一个不该收费。他找出了有关这项委托收税的议会法令，发觉他庇护下的那个老婆子是给非法地征了税，于是亲自乘车走过关卡，缴纳了路税，然后控告那个管栅栏的女人，证明凡是由某一条小路来的，或是由另一条小路去的，都是不用纳税的。他胜诉的名声四下传扬，人们开始把他看作巴彻斯特穷人权利的维护者。在他胜诉后不久，他从各方面听说，海拉姆的受施人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而事实上该由他们承受的财产，却为数很大。他受到请来打路税官司的那位律师的怂恿，去拜访了一次贾德威克先生，向他要一份这笔产业基金的报告。
波尔德以前常当着他朋友圣诗班领唱人的面，对教会普遍地滥用基金表示愤慨，不过他话里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巴彻斯特的任何事情。当那位法律代理人芬雷劝他来干涉养老院的事务时，他一心只打算针对着贾德威克先生。不过波尔德不久便发觉，如果他干涉贾德威克先生这个总管的工作，那他就必须也干涉哈定先生这个院长的事务。虽然他对自己将来在这件事里的处境很为惋惜，可是他不是一个为了个人的原因就回避自己承担下的事务的人。
等他决心来管这件事之后，他便立刻像平时那样精神抖擞地干了起来。他弄到了一份约翰·海拉姆的遗嘱，熟悉了遗嘱上的字句，查明了产业的大小，尽可能地估定了它的价值，并且根据探听出来的材料，制定了一份目前收支的一览表。接下来，他带着这些材料，预先通知了贾德威克，便去拜访那位先生，向他要一份养老院近二十五年来的收支报告。
这当然遭到了拒绝，因为贾德威克先生说，他不过是个领薪水的职员，负责管理一份财产，没有权来把有关这笔财产的事项公之于众。
“那么谁可以给你这种权力呢，贾德威克先生？”波尔德问。
“只有聘请我的那些人才可以，波尔德先生。”总管说。
“那些人是谁，贾德威克先生？”波尔德追问。
贾德威克先生很客气地说，如果这些问话只是出于好奇心，那么他非拒绝答复不可；如果波尔德先生另有用意，那么任何必要的资料也许最好由一个专门人员经由专门途径前来索取。贾德威克先生的法律代理人是林肯协会[81]的考克斯先生和克明先生。波尔德写下了考克斯和克明的地址，搭讪着说了一句这季节天气还这么冷，便向贾德威克先生告辞。贾德威克先生回答说，六月里真不该这么冷，便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出去了。
他顿时便到他的律师芬雷那儿去。说真的，波尔德并不怎么喜欢他的法律代理人，不过他说，他只要一个知道法律程序的人，愿意为点儿钱就办理吩咐他办的事。他压根儿不想听律师来支配。他向律师要法律知识；就像向裁缝要上衣一样，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能把那件事办理得非常好，而他认为芬雷是巴彻斯特最适合他的目的的人了。不论怎么说，他在有一方面的确是对的：芬雷可真非常谦恭。
芬雷想到自己的六先令八便士[82]，劝他立刻写封信给考克斯和克明。“立刻给他们一下子，波尔德先生。断然地、明白地向他们要一份养老院事务的详细报告。”
“我先去找一趟哈定先生，怎么样？”波尔德说。
“好，好，这当然好，”芬雷勉强同意说，“不过哈定先生不是个会办事的人，这也许会惹出——惹出点儿小麻烦，但是，您这样也许对。波尔德先生，我想找一趟哈定先生不会有什么害处。”芬雷从委托人的脸色上已然看出来，他要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