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时期差不多过尽了；年龄到了二十五岁，多数男子在这些日子里都已到达了成熟阶段。埃塞克斯却还一直保留着若干孩子气，不过他也逃不了时间的严格磨炼，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场面——一个适合于成人时期的担风险、当重任的场面——展开在他面前。
一个单独的家族凭着自身条件左右当时的局势——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不止一次见到的。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自从女王登基以来，一直位居首辅，如今过了七十岁；他不能再呆多久了；谁来接替他呢？他本人希望由他的小儿子罗伯特接上他的位置。他就抱着这个目的培养这孩子。这个矮小多病的孩子，早年请了家庭教师精心教导，曾经送往欧洲大陆各国游历，推举到下院当过议员，引入外交界熟悉外交事务，又曾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不断地用不露声色的方式将他带入宫廷，借以引起女王的注意。女王的锐利目光，没有受到家世或地位的影响，一眼就看出这个驼背小伙子具有巨大才能。一五九〇年沃尔辛厄姆去世时，她就把他的职务交与罗伯特·塞西尔爵士；这一来，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尽管没有正式名义，却在实际上成了女王的主要文案大臣。官衔和官俸不妨迟一步再定吧——她一时不能完全拿定主意。但伯利心满意足了；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儿子的脚跟已经牢牢地放定在权力的道路上了。
但伯利夫人有个妹妹，生了两个儿子——安东尼·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兄弟俩比他们的表弟大几岁，跟表弟一样，有见识，有才智，有野心。他们怀抱着远大希望走上生活道路：他们的父亲曾任掌玺大臣——法律行业的首脑；他们的姨父，在女王当国之后，是英国最重要的人物。可是父亲已经去世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小儿子应得的微薄遗产；而他们的姨父呢，尽管权倾朝野，似乎毫不考虑他们二人从本身才德上和亲戚关系上所提的要求。看来，伯利勋爵是不肯给两个姨甥帮一点忙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对于安东尼和弗兰西斯兄弟来说，很容易得到解释：为了罗伯特的前程而叫他们作牺牲；老姨父妒忌他们——害怕他们；埋没他们的才能，为的是使罗伯特没有竞争者。这种心计深浅如何，后世没有人能够讲清楚。伯利无疑是自私而且狡猾的；不过他的势力也许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像表面所见那么强大；而且，也许他确实是从心坎里不相信他那两个姨甥的特异性格。不管那原因是什么，总之是形成了深切的疏远。外表上的尊敬和亲谊还是维持着的；但培根兄弟痛苦的失望转化成为刻骨的仇恨，因此塞西尔父子就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可疑更有敌意的了。最后，培根兄弟决意放弃归向于一个比无用更糟糕的姨父，而投身于能够赏识他们才能的其他领袖人物。他们放眼物色，一下子就选中了埃塞克斯。伯爵年轻、活跃、敏感；他那烜赫的个人地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转变成为某种更加辉煌壮丽的事物——最高政治优势。他们有愿望、也有才智促成这转变。他们的姨父已经年老而日益糊涂了，他们的表弟，一颗审慎的头脑抵不上他们二人合在一起的智慧。他们将使意图把他们刷到黑暗角落去的父子俩明白，有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抓得太多了；还使他们明白，跟自己的穷亲戚闹别扭，有时是极不明智的。
至少安东尼是这样想的——一个患痛风症的青年，容易发脾气，而且很执拗；可是弗兰西斯的想像比他更复杂。他那惊人的智力，既有隐蔽的深谷，又有伪装的浅滩，两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好奇的观察者感到极端的迷惑。弗兰西斯·培根多次被后世粗略地从正反两面竭力加以描绘；可是在实质上，这类方法特别不适用于像他这样极不寻常的人物。他的心智的构成，不是出于少数几项对立成分的拼合，而是出于大量极不相同的因素的渗透。他不是有条纹的粗呢；他是闪光的绸缎。独立思考、极度自尊、敏感多疑、野心勃勃、富有精审的鉴别能力——这种种品质融合、交织、闪烁在一起，使他那神秘的心灵蒙上了一条大蛇的诡谲、闪光的外表。不错，很可以选用大蛇作为他的标记——机灵、曲折多变、危险的动物，宇宙奥秘和美丽大地所生的子息。音乐响起的时候，那大蛇竖立起来了，膨大了脖子，侧来侧去谛听，出神入迷地摇摆着身体；正是这样，这位聪明的大法官，在发挥某种高超的思维能力、写出某项重要判词的中途，似乎也会神游于纯净风格的美趣，得意忘形地憋住了气息。一个真正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于智力成就上，也表现于生活本身。他的心神可以愉快地运用于种种高深的学问和种种理论学说，但短暂生命中所能尝到的各色滋味，对他也同样可贵可爱——高级生活的豪华富丽——宫廷密谋的波谲云诡——僮仆侍者的灵敏优雅——犹如许多小块彩色玻璃上反映出来的各色光彩。他跟当代所有最伟大的人物一样，具有深邃的艺术本能。就是这个审美品质，一方面引发出他的那么许多崇高伟大的哲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使他成为文坛上最大作家之一。不过他的艺术功夫属于非常特别的一类；他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诗人。数学的美与他无缘，而当时所有主要的科学发现，也不曾引起他的注意。在文学上，虽然他的风格生动而且丰满，但他的天赋基本上是散文的。他那许多词彩庄丽而又含义丰富的文章，其所由构成的原料，是智力，而不是感情。智力！这是他精神上一切变化的共同因素；是这条大蛇的主心骨。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陷坑：愚蠢是危险的，聪明也是危险的；对别人有危险，对自己亦如此。德高学博的那位马勒谢贝[31]说：“知道自己无才是好事，我敢说人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这样一种知识是《学术的推进》的著作者[32]所忽视的。弗兰西斯·培根想像不到有什么美德可以产生于头脑简单的人。他的智力使他养成了过甚的偏见。他迷惑于智力，无法抗拒它，不管它导向哪里，他都跟着走。从思想上，从行动上，不断地走下去——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行动上也是这样吗？是的，因为五光十色的人类环境尽管是狂暴而且杂乱的，但一个人只要运用智慧，肯定可以从行动中找到出路。这位机智的艺术家是这样想的；同时他带着笑容用他精妙的剃刀刀锋，竭力设法拿感情和事实刻成轮廓模糊的坯料。但剃刀在这类偶然场合也许造成致命的伤害；用刀时也许会失手；也许会割了用刀者本人的咽喉。
悲惨的结局——这一点必然影响到我们对性格和生活的看法。但结局是蕴含在开端之中的——是天生品质的必然结果。正是造就培根写出精美散文的那个原因，导致了他在事务上的失败和精神上的堕落。不做诗人大概永远是个祸害。他的想像，尽管表面上很华丽，却是不充分的：它不能看透事物的内心。不仅看不透事物，对他自己的内心他也看不清楚。他的心理上的锐利性，不幸只是属于外部的，从来不曾向他揭示过他本人种种欲望的本质。他从来不曾想像到他自己凡俗到何等程度。因此他的悲剧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人们对他的事迹寄予深切的惋惜。人们见到这个自觉的卖友者、高傲的谄媚者，见到这种高雅的智慧陷落并且挣扎在它自身织就的蛛网里，都要别转身去不忍细看。“虽然我们的躯体生活在一眼望得见天空的地方，可是我们的精神却圈住在我们自己的脾气与习惯的洞穴里，由此就使我们产生无穷的谬误和许多空泛的主张。”他是这样写的；到了最后，大概他也是这样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一个声名狼藉、精神颓唐、在海盖特山上用雪填塞一只死鸡的孤独的老人[33]。
但这一切，对九十年代初期那些充满骚动和骚动机会的繁忙年月说来，还是遥远得很的事情。当时罗利因为跟女王侍嫔伊丽莎白·思罗格莫顿发生暧昧关系，大大激怒了女王，结果被黜并且入狱，这一来使许多问题变单纯了。两个对立的派系变得阵线分明了：新派是埃塞克斯及其附和者——持有进攻姿态和冒险精神，旧派是塞西尔父子为首的一帮，固守着古老权力所形成的坚强堡垒。这是十六世纪最后一段时间政治局势的实质；不过这局势由于当时特别流行的妥协和解与恶毒攻击两种风气而更形混乱和复杂。当时还不曾有人想到政党制度，今天所见的像执政党和反对党那样的敌对力量，那时是在共同进行的抓权斗争中平起平坐的。早在一五九三年，当埃塞克斯受命进入枢密院时，他成了他的一些敌对人物的同僚。枢密院顾问官的选择，出于女王的主裁。女王可以在听取一个大臣的意见之后，再听取另一个大臣的意见；她可以根据大臣的建议，从一个政策转变到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这是按照她自己的心意执行统治的一种政府制度。她就凭着这样的方式，充分享受统治一切的乐趣——可以运用充分的权力在两项可能发生的大事中决定哪一项，并且，凭着这权力，她可以设法保持一种永久的均衡和一个惊人的时代标记。她的臣仆们彼此争权夺势，但始终还是她的臣仆。他们相互间的深仇积怨不可能使他们背弃共同为女王效力的职责。当时没有暂时退出政府这类事情；一个人要么居位当官，要么就根本不是官了。做官失败，可能意味着丧命；不过，在没有失败之前，却是跟互争成败的危险敌人每天坐在枢密院里一起议事的，每天都在宫廷的核心圈里碰头。
埃塞克斯借着培根兄弟的帮助，很快就取得了超过一名宠臣的权位，成了政府大臣和政治家。这个青年人终于以认真态度对待他自己了。枢密院开会，他没有一次缺席；上议院的会议期间，他每天按时出现在他的席位上——早晨七点钟就到场。不过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在埃塞克斯官邸的镶板长廊和饰有挂毯的内室——在那座从河滨大道俯视泰晤士河的巨大哥特式住宅。就在这地方，那位用暖热的法兰绒布兜裹住一只脚的安东尼·培根，不知疲倦地挥动着他的笔杆子。就在这地方，商定了一项重大的计划，并且付诸实行。计划要求将塞西尔父子在他们自己认为最得手的场地上加以击败。要求将伯利一手控制了三十多年的外交事务上的权力从他们手上夺过来；要求证明他们的情报不准确，同时驳倒并撤销根据这情报所制定的政策。安东尼深信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他曾在欧洲大陆游历多年；他到处都有朋友；他曾用他的全部勤敏的心力研究了许多外国的情况，外国外交活动上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是他的学识与智慧能够由埃塞克斯凭他的地位与财富给予支持，两相结合，那就是无敌的了。埃塞克斯对此毫不迟疑；他以全部热情投入这个计划。于是一场广泛的通信活动开始了。由伯爵供给经费，向欧洲各地派出了许多密使，接着就从苏格兰、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波希米亚发回许多信件，送来精详的报告，报告上逐日记录各国君主的言论、军队调动情况以及国际阴谋错综发展的全貌。安东尼·培根居于整个活动的中心，接收、整理、交流各种消息。工作范围越来越扩大，过不多久，事务增繁到用了四名青年秘书给他做助手，其中有足智多谋的亨利·沃顿和玩世不恭的亨利·卡夫。女王随后觉察到，每逢讨论外交事务的时候，埃塞克斯对于他所谈论的事情都很了解。她阅读他的备忘录，她倾听他的建议；塞西尔父子不止一次发现，他们精心搜集的情报，女王竟不屑一顾了。到了后来，出现了一种表明那个两面性时代特征的怪现象。埃塞克斯几乎成了不居名的外交大臣了。派往各国的使节——托马斯·博德利[34]便是其中之一——纷纷依附在他的门下，在他们按照公事手续寄信与伯利的同时，也给安东尼·培根寄来同样内容而且更多机密言语的消息。政府所得的消息也许有什么可疑之处，埃塞克斯所得的消息倒是很清楚的；因此塞西尔父子俩，在他们得知这类事情的风声之后，就开始感到必须认真对待河滨大街上的这座官邸了。
弗兰西斯·培根同埃塞克斯的关系，没有像他哥哥那样亲密。作为一个律师和一名下院议员，他有他自己的事业；而且他在闲暇时间常常致力于文学写作和哲学思考。但他跟埃塞克斯官邸往来很亲切。伯爵对他有恩惠，所以在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是随时都可以用一切方式给予帮助的——向伯爵提供意见，或者为他草拟政府文件，或者替他撰写一篇满是象征字眼的精巧颂词，制作一条伊丽莎白时代的长条字谜，供女王欣赏。埃塞克斯比他小七岁，从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被这位年事稍长的人的智力光彩吸引住了。他的热情天性踊跃地欢迎培根的那种闪光才华和那种深湛智慧。他觉得他遇见了伟大人物了。他发誓说，这位才能惊人的人物，如此慷慨地为他尽力效劳，应当得到一份崇高的报酬。总检察长出缺了，埃塞克斯立即提出，应当由弗兰西斯·培根继任这个职位。培根还年轻，在专业上阅历也不深——但那有什么关系呢？他配得上更高的位置；女王可以指派任何她愿意指派的人，所以，如果埃塞克斯能够影响女王的话，只消提上一次，这位适当的人选是应该被选中的。
总检察长的位置确是一份值得领取的奖赏，而从埃塞克斯手中领到它，特别能使伯利勋爵的姨甥感到满意——这件事情表明他没有姨父的助力也可以得到高官显位；他从想像中看到一条伟大的事业道路展开在面前——法官——国家的高级官位——难道他不能在不久的将来，跟他父亲一样被派掌管英国的大印吗？一个贵族封号！——弗鲁拉姆，圣奥尔本斯，戈兰伯里[35]——他该取得哪一种响亮的封号呢？“我那戈兰伯里的采地”——这名称时常挂在他的嘴上；然后他那变色龙的心灵变换了颜色；他知道自己具有非凡的行政才能；他可以替他的国家做个舵手；全世界应当知道他的本领。可是归根到底，这一切无非是小可之计而已。多数人可以进入仕途，许多人可以成为政治家，可是唯有他，不是还可能有个更辉煌的前途在等候着吗？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以传播学问，创造一种新颖而有力量的知识，将一项重大的善行越来越广泛地扩散到整个人类……这些真正是光荣的目的呀！就他个人来说——他的想像又变了颜色——总检察长的位置确实是最为适宜的。他迫切需要现钱。他挥霍无度；这一点他知道——但没有办法。他不可能过那种迫于穷困因而不得不精打细算的俭朴生活。他那精力充沛的气质要求从物质享受中得到安慰。华丽的服装是必不可少的——还有音乐——还有气派相当的一批童仆。他非常讲究感官上的舒适；普通皮革的气味他闻了觉得难受，因此他的仆人穿的一律是用西班牙皮革制成的靴子。他不厌其烦地觅求一种很特别的淡味啤酒，只有这种啤酒才适合他的口味。他的眼睛——灵敏、活泼的淡褐色眼睛——威廉·哈维[36]说“那眼睛像蝰蛇”——需要不断地用美丽的物品来恢复精神。一大群俊美的年轻侍役跟在他身边——现在只留下一些名字了——有的叫琼斯，有的叫珀西——半是仆人半是伙伴，他从这么一群两可身份者的陪伴中得到了意外的满足。可是这群人的高贵生活骇人地增加了公馆的开支。他已经负债了，他的债主们越来越难对付了。事情非常清楚；不论从哪一点上来看，当上总检察长乃是第一等的好运道。
埃塞克斯最初深信培根可以很快就得到任命。他看到女王情绪很好；他就提出培根的名字，可是马上发现他的打算有个重大障碍。很不凑巧，几星期前，培根在下院议席上，曾经反对女王所要求的一项补助王室的捐税。他发言道，税额太重，征税时间又太急迫。上院插手干预，提出要跟下院开会商讨；培根闻知之后，指出了允许上院贵族们参与讨论财政问题的危险性，结果上院的建议就作罢了。伊丽莎白非常恼火，一个下院议员，干预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她看来完全够称为不忠诚的行为；因此她下令禁止培根觐见。埃塞克斯设法劝解，没有效果。女王认为，培根说的一些认错的话是不够的——他是替自己作辩解，坚持说他这举动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事实上，他这行动是别有用心的；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反对补助王室的发言非常聪明，不过若使没有这一番发言，也许更为聪明。今后决不许他再这样随便讲话，以至表示他独立于朝廷之外。这样明白交代，结果不问可知。埃塞克斯请求得越急切，女王提出的反对理由越多。她说，培根实践经验太少了；他是搞理论的；而爱德华·科克[37]倒是个才学更踏实的律师。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总检察长的职位还是虚悬着，而在执法首脑缺人、未付账单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人类的道德更新也就变得很渺茫了。
埃塞克斯依然满心乐观；但培根感到，倘使总检察长的任命再拖延下去，他就得破产了。他从可以借钱的地方到处借钱。安东尼卖掉一宗地产，把卖得的钱给了他。他自己也决计出售土地；但可卖的只有一宗地产，而那地产必须经他母亲同意，否则他是不能处理的。老培根太太是个可怕的贵族寡妇，住在乡下，生活上很不如意，精神上拘谨严肃。她极不赞成她儿子弗兰西斯。她不赞成；但是，尽管她使人望而生畏，她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直接表示她的意思。在她儿子弗兰西斯身上，有一种神气使她也不敢贸然惹他不高兴。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她宁可找安东尼去谈，对着他那较为温和的凝视目光倾吐她的苦恼，并且希望使这苦恼能有一部分转达到该听话的人。这回两弟兄向她提出卖地产，她的怒火上升到了沸腾起来。她用潦草的字迹写了一封怒气满纸的长信给安东尼。她说，要求她同意出售地产，为的是把钱花在弗兰西斯和他的那些不体面的僮仆穷奢极欲的生活上。她在信里写道，“当然，我爱惜你弟弟，可是，既然他不爱惜自己，却像我在当时给他点出的那样，养着那个该死的珀西，坐车做伴，睡觉也做伴——一个傲慢无礼、亵渎神明、浪费钱财的家伙，把他养在身边，我真担心上帝必定要憎恶你弟弟，必然要在名誉上，或者在健康上，使他得不到充分保佑——当然使我非常丧气。……那个琼斯从来不曾喜爱你弟弟，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依靠你弟弟过生活，尽管满口吹嘘，却没有一点感激之心。……毫无疑问，最初是恩尼，一个下流的、挥霍成性的无赖，和他的威尔士同乡，一个接着一个——因为只要你找上一个，他们就不怀好意地蜂拥而来了——就这样连续不断地带引你弟弟，可在这以前，你弟弟是个驯良的青年绅士呀，是个极有希望的虔诚信神的儿子呀。”她这样大发雷霆。她表明态度说，只有依她一个条件，她才可以将地产放手，就是要给她看到开列弗兰西斯全部债务的清单，并且要让她凭她的意思处理这些债务。“因为我不愿意，”她最后写道，“让那些贪婪的教唆犯和魔鬼派来的人凭借他的支持造作肮脏的罪孽，因此触怒上帝，并且引起他对神的恐惧。”
这封信转送到弗兰西斯手里之后，他用委婉精细的笔墨，给他母亲写了一封抗辩与抚慰的回信。他母亲在盛怒之下，将这信退回给了安东尼。“附上你弟弟的信。寻释一下他的意思吧。我不懂他那曲折隐讳，谜一般的词句。”她说，她儿子具有“敏于辨识和善于理解的天赋智慧。但我希望，并且衷心祈祷赐予他这种天赋的善良的上帝，能够使他心灵圣洁，把聪明用在正道上，使光荣归于赐给智慧的上帝，让上帝感到满意。”她的祈祷——这是做祈祷的母亲们共同的命运——只得到相反的答复。对于地产问题，老培根太太最后觉得自己拗不过两个儿子；她无条件地降服了；这就使弗兰西斯，至少在当时那一段时间，摆脱了他的困境。
另一方面，埃塞克斯毫不放松他向女王的请求。安东尼写信给他母亲说：“我无法表明，我们该用怎样的言语为伯爵对待我们两人那种说不尽的好处感谢他的恩德，不过此刻我们的事情对他正是一个紧要关头，凭着上帝的慈惠，这事不久就会取得良好结果的。”埃塞克斯在几次长谈中，竭力劝说伊丽莎白照他的要求决定任命。可是“良好结果”迟迟不见来到。总检察长的职位是一五九三年四月出缺的，现在已经临到冬天了，这个缺位仍未补上。很清楚，女王又在使出她的拖延战术来了。在跟埃塞克斯反复讨论培根资格的过程中，女王始终是操纵裕如的。她提出了每一点怀疑和困难；对每一个答复她都立即给予反驳；她突然表示犹豫，仿佛就要做出决定的样子；她借口某种细小事故拖拉每一件事；她在骤然之间发起火来；她有魅人的力量；她像在舞池里那样跳开去了。埃塞克斯不相信自己会遭到失败，有时弄得格外光火。可是女王见了却格外高兴。她用戏弄的针头挑刺埃塞克斯，观看恼怒的泪溢出他的双眼。总检察长的职位和弗兰西斯·培根的命运，纠缠到那种神秘的爱情所织成的蛛网里去了。戏弄有时屈服于意气。那年冬天，这青年人不止一次忽然不高兴了，不作通知就离开宫廷。于是阴郁和空虚降临到了伊丽莎白身上；她掩盖不住她的焦躁不安。然后，同样在忽然之间，他回来了，接着就大量听受轻蔑的责备和大量发出高声的誓言。
争吵是短暂的，和解是愉悦的。主显节前夜，白厅有戏剧演出和跳舞会。女王坐在一个高高的装饰华丽的宝座上，观看庆祝节目，身边站着伯爵，女王对他“往往有意做出亲密而宠爱的样子”。一位老年廷臣安东尼·斯坦顿在一封保存至今的书信里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景象。这是一个快乐与安宁的时刻；在满身珠光宝气和四周镶金帷幕的映衬下，这位已经过了六十寿诞、神采非凡的女王，仿佛闪耀着一种近乎青春时期的光辉。她身边的那个俊美骑士制造了这奇迹——他的笑容将惹厌岁月的漫长痕迹化成瞬间的乌有了。廷臣们用赞美的眼光凝望着，没有一点不调和的感觉。安东尼·斯坦顿写道：“以我老耄的眼光看来，她还像过去我见到她时那样的美丽。”
对于这样一次晚会中的英雄，还有什么事情可能遭到拒绝的呢？要是他决心为培根求取总检察长的职位，他是一定可以求到的吧。决定的时刻看来已经临近了。伯利请求女王不要再犹豫下去，同时他劝女王把这位置授予爱德华·科克。塞西尔父子相信女王会这样办；罗伯特有一天在跟埃塞克斯同坐一辆马车驰过市区的时候，告诉伯爵说，不到一个星期那任命就可以发表了。接着他又说：“我请问阁下，您赞成哪一个呢？”埃塞克斯回答说，罗伯特爵士必定知道，他是赞成弗兰西斯·培根的。“我的天呀！”罗伯特爵士回答说：“我不懂阁下为什么竟会这样毫无把握地或者枉费心机地拼力争取。倘若阁下说的是‘副检察长’，那也许比较容易叫女王接受。”埃塞克斯听了这话，突然发作起来。“别叫我接受这一套，”他高声嚷道，“因为让弗兰西斯当总检察长，是我一定要办到的。为了这一点，我愿意用上我的一切势力、能力、权力，还有朋友关系，而且我要拼命为他护住和取得这位置，而反对任何人的攘取；任何人要是从我手里替别人夺去这位置，不须等他弄到手，我就要叫他知道是打错了主意。你可以相信这句话，罗伯特爵士；我现在坦坦白白地把我的意思都讲了。就你自己来说，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财政大臣和你竟会想到挑选一个外人而不挑选关系这样亲近的亲戚。”罗伯特爵士没有答话；马车载送着两位愤怒的大臣辘辘前进。从此对这事情再没有什么遮盖了；两个派系彼此粗暴相对；他们要在科克与培根的选择上进行一番较量。
可是伊丽莎白的态度却比往日更显得暧昧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发表任命的一点迹象。要她对任何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对她说来原是一桩讨厌的事情。她带着一种心神麻痹的状态逗留在汉普顿宫[38]；她想还是到温莎堡[39]去；她下了去温莎的命令，但又取消了。她每天都改变主意：甚至连她要求离开还是留驻都不能做出决定了。整个宫廷的人都在叫苦，有一半是已经打好行李包裹的。负责用行李车装运王家物件的车夫，第三次受到召唤，可是在第三次上，仍然告诉他让他回去。他说：“现在我知道了，女王是个妇女，跟我老婆一样。”可巧女王站在窗口，听到了这议论，不禁放声大笑。“这家伙真混账！”她说，接着派人送了他三枚金币，叫他别再胡扯。最后她果真动身了——去往萨里的离宫。又过了几个星期。到了一五九四年的复活节。她忽然任命科克担任总检察长。
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对培根，对埃塞克斯，对整个他们这一派；塞西尔父子的势力遭到了直接的挑战，结果他们胜利了。伯爵蒙受恩宠显然是有限度的。不过，就培根来说，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挽回局面。科克的任命留下了副检察长一职的空缺，看来培根无疑是继任这个位置的人选了。塞西尔父子俩是默许了的；埃塞克斯觉得这一回必然十拿九稳；他连忙跑去找女王——可是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女王陛下态度非常冷淡；她说，她是反对培根的——理由只在于支持培根的仅有埃塞克斯和伯利两个人。埃塞克斯听了，又争辩，又解释，直至引起伊丽莎白发了火。“在恼怒中，”埃塞克斯事后立即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她吩咐我，如果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那么就该回家去睡觉。这一来，我憋着一肚子气恼走开了，临走时我说，跟她在一起，我不能不为这件事和我所深切器重的这个人向她求情，求情不行，我就告退，且待她能宽容我讲话时再来。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以后就开始为弗兰西斯·培根的命运进行又一场特别的斗争。由于伊丽莎白不肯任命总检察长历时几达一年，是否可以设想到，现在她遴选副检察长，也将拖拉到那么长的时间呢？是否有可能，她将从头开始重复她过去的一切犹豫摇摆，无限期地继续使她身边的每一个人挨受这种苦恼的悬念呢？
不错，完全有这个可能。副检察长的位置空起了一年半还多几天。在这一段时间里，埃塞克斯始终勇气十足。他执拗地向女王求恳，不管女王愿听不愿听。他写信给掌玺大臣帕克林，迫切地为培根说情；为了同样的目的，他甚至写信给罗伯特·塞西尔爵士。他对后者说：“对你，作为对一位枢密院顾问官，我写这封信。我认为从女王登位以来，不曾有过现在这样一个能干而且合适的臣仆，可以为她担当起光荣而伟大的职务，只要女王愿意任用他。”伯爵的执拗劲使安东尼·斯坦顿老人大为吃惊。他原来以为他的这位上司缺乏追求目的物的坚韧性——以为“他像学‘陀、来、米、法’的小孩子一样，必须不断有人拉他的耳朵”；现在他知道了，没有别人的督促，伯爵也能坚持到底。另一方面，老培根太太在戈兰伯里发脾气，在她看来，是“伯爵的粗暴作法把一切都弄糟了”。她认为，由于女王有一种喜欢跟别人唱反调的怪脾气，结果被迫低估了弗兰西斯的价值。也许事实就是这样吧；但谁能提出说服伊丽莎白的适当办法呢？她不止一次似乎准备同意这位宠臣的建议。富尔克·格雷维尔[40]有一次觐见伊丽莎白，利用这机会替他的朋友讲了好话，女王的表示“非常宽厚”。格雷维尔详细谈了培根的优点。女王陛下说：“是的，他开始大有成功希望了。”也许这是一句怪话；这不是用来驯服悍马的方法吗？不过格雷维尔悦服于女王的慈祥态度，深信一切都很顺利。“我可以拿一百镑赌五十镑，”他写信给弗兰西斯说，“你的副检察长当定了。”
他的朋友们尽管满怀希望，十分起劲，弗兰西斯本人却很踧踖不安。他的敏感的体质经受不了长时间的紧张，而且，拖延数月不做决定，使他逐渐濒于绝望了。他的哥哥和母亲，两人脾气差不多，却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烦躁。安东尼的办法是用大量书信抒发他的情绪，而老培根太太则是时常蛮横地发脾气，使得她身边所有的人觉得日子难过。安东尼有个仆人住在戈兰伯里，他在信里把一条猎狗的悲惨故事告诉安东尼。这狗是他带到公馆里去的，“老太太一见这条狗，马上叫人关照我，说是应当将它勒死。”那仆人当时没有照办，可是“过不多久，她叫人告诉我，要是我不把狗弄掉，她就没法安睡；因此我就真的把它吊死了”。结果却是完全出于意外的。“她大光其火，说我疯了，吩咐我回到我主人跟前去欺弄我主人，不要欺弄她。……老太太至今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我不会冒犯她惹她生气；不过没有一个人跟她一起呆久了会叫她满意的。”但这个弄不清杀狗是非的汉子，想到了一点，也就心安了。“这条狗呀，”他又说，“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不然我也不会吊死它的。”老太太在情绪稍为平静的时候，就设法想使她自己的心神，使她两个儿子的心神，不要长挂在凡人世界的一些俗事上。她写信给安东尼说：“我很难过，你弟弟隐藏在内心里的痛苦妨碍了他的健康。谁都说他的形容消瘦而且憔悴了。叫他祷告上帝吧，虔诚地听讲道和读《圣经》，求助于上帝吧，不要理会别人说的叫他留意防备的话。”
可是这劝告打动不了弗兰西斯；他喜欢把眼光落到别的方向上。他送了一颗珍贵的宝石给女王，女王拒不收受——不过讲得很婉转。他对女王说他想出国游访；女王阻止了这个打算，态度相当严厉。他思绪纷乱，心情烦躁，结果搞出了不少轻率卤莽、颠三倒四的行动。他写了一封满纸火气的责备信给掌玺大臣帕克林，认为他背弃了职责；他又攻击他的表弟罗伯特，那语气使人想到一只母猫。“现在我告诉您，阁下，我听到我的一位对您阁下毫无偏见的聪明朋友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您阁下给科文特里先生用两千枚金币收买了。……他还说，从您的仆人，从您的夫人，从看到您插手我的事情的几位律师那里，他知道您在暗中玩弄不利于我的手段。我不相信他所说的这一切是真实的。”但副检察长的任命仍然悬而未决；这就迫使急躁，莽撞的埃塞克斯用温婉的语言和圆滑的解释，替那位聪明、精细的培根消除他给自身事业所造成的损害。
一五九五年十月，弗莱明先生被任为副检察长，长达两年半的一场斗争到此结束。埃塞克斯失败了——双重的失败——失败在他简直难以相信有失败可能的地方。他自己的威望丧失严重；但他是个豪侠的贵族，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朋友，他叫那朋友空怀希望，而且，也许由于过分自信和缺乏判断，他的帮忙没有帮好。一听到任命的消息，他立即走访弗兰西斯·培根。“培根先生，”他说，“女王不肯把那位置给你，而且已经给了别人了。我知道你对自己的事情毫不在乎，但你选上我当你的助手和靠山，这就害苦了你了；你为我办事，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力。要是我不对你用财物表示一点心意，我就该死：请你不要推却我自愿赠送你的一块土地吧。”培根迟疑了一下；不久就接受了；伯爵送给他一份地产，后来他变卖得款一千八百英镑，照现在算来至少有一万英镑。
从整个利害上说来，培根在这一场倾轧中没有被缠住，也许还是幸运的。有可能遇到更坏的结果。在那个理该逆来顺受的世界里，王室拿手指一点，随时都可以叫一个人全部变成齑粉。表面上是左右揖让的大臣和正大光明的政策，暗底下却是残虐、腐败、咬牙切齿。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落到布思先生那样的地步，就算是运气的了。布思先生是安东尼·培根家里的一个门客，一个可怜的人，突然之间被大法官法庭判处重重的一笔罚金、监禁，还要割掉两个耳朵。谁都不相信他该受到这等刑罚，但确实有少数几个人，早已决定利用权力，从他的问题上捞到好处。我们从安东尼的信札中约略见到，这个卑鄙可笑的小小阴谋，正好是跟争取两个最高检察官职位的英勇斗争同时发生的。布思先生有几个朋友，找到女王侍嫔埃德蒙兹夫人，出一百英镑酬金，请她替布思先生脱罪。她立即前往女王跟前，恰好遇到女王心情畅快，容易讲话。可是不巧，女王陛下解释说，她已经答应把布思先生的罚款赏给管理御厩的领班了——“一个当差多年的仆人哪”——因此免交罚款就无从谈起。女王陛下说：“我打算想个办法处罚这笨蛋，我要把他关起来。不过，”她忽然对埃德蒙兹夫人表示慷慨，接着说，“倘使你可以从这个官司案中美美地捞一把，那么我愿意照你的请求将他释放。至于这个人的耳朵，……”说着她耸了耸肩膀，谈话就终止了。埃德蒙兹夫人完全相信，她可以“美美地捞一把”，于是把她的要价抬高到二百英镑。她甚至威胁说要将事情办坏而不是办好，因为照她所说，她不但可以影响女王，而且还可以影响掌玺大臣帕克林的。安东尼·斯坦顿考虑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所以就建议一个折中的数目，送她一百五十英镑。谈判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很曲折；不过到最后似乎取得了协议，罚款必须照付，但在付给埃德蒙兹夫人一百五十英镑的条件下，可以赦免坐牢。这就是当时的黑暗风气；小问题跟大问题一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两面性时代的特性；而在我们寻求解释大人物们的心灵奥秘和君王们的奇怪欲望不得结果的同时，对于布思先生两个耳朵的命运如何，我们可永远无法知道究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