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名言出自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这句名言所体现的人民军队建军总原则和核心意思却由来已久，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追根溯源，还得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说起。
★ 人民军队成立之初就标明了自己的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创立一支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的求索。
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也由此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同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9月，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由法国回到广州，不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军队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周恩来，在总结孙中山从事军事斗争屡遭失败的原因、旧式军队最大弱点并研究苏联革命成功经验时，得出一个启发：“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推荐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到军校和各军中担任重要职务。1924年11月初，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在广州负责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的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都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生中选调的共产党员。这支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1925年11月之后，周恩来等人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以铁甲车队的100多名队员为基础，在广东进一步组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的一些营长、连长和各级领导，是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而且从团到连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亲自过问团干部任免、调动、人员补充和军政工作。叶挺独立团，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
从1926年5月起，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一路担任开路先锋。出发前，周恩来还专门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担负起北伐先锋的任务。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一路冲锋，向湖南省中部挺进，先后攻克汝城、攸县、醴陵、平江，夺取汀泗桥、贺胜桥，为北伐军扫清了沿途的各种障碍，一直登上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由此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同样是北伐军，为什么叶挺的队伍能够所向披靡，建立卓越功勋？铁军到底“铁”在哪里？就是因为它是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军队，冲在最前面的大多也是共产党员。它一改中国旧式军队的习气，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视沿途群众为父母的作风。后来朱德作过这样的评价：没有这支共产党人领导的“铁军”，就不可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这支铁一般刚强的军队，也就成为后来红军的榜样。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就是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的过程中，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一路同行。后来聂荣臻回忆：“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对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更加足够的认识的呢？那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的事。
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随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上井冈山后，毛泽东就将这支队伍的性质在一首词中定了下来。
《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旗号的标志即代表番号的属性：“镰刀斧头”，工农的武装。一语道破，就是共产党的武装。
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退下来的队伍，再次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中央红军的底子。这支队伍的番号怎么取？毫无疑问，共产党的色彩就决定了它的番号：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之所以把起义后合编的第一支红军武装叫“红四军”，用的就是叶挺“铁军”的威名。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的历史。
无独有偶，贺龙在参加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央指示回到湘西建立根据地，于南昌起义一周年之时，也将共产党所领导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称为“红四军”。“红四军”成为当时根据地工农革命武装的统称。
毛泽东等人领导的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明确标明了自己的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一经成立，就确定了它必须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之时，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不久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井冈山的斗争”，其中讲到这支军队的特点，特别强调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体制，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命力。
★ “党指挥枪”的曲曲折折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党要指挥枪，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井冈山等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红军内部也逐渐蔓延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红军中有人试图以军事机关代替党的领导，提出：在组织上以军事工作机关为主导，不以党的组织对外，而是“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原则变成“枪指挥党”。毛泽东发现这种苗头以后，果断地指出：这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在红四军要绝对建立起党的领导权。他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这两点情况后，他说：
“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
正因为“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这样地难改”，“总是抗分”，所以毛泽东决定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就是古田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说：“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还特别提醒说，绝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红四军中党的绝对领导问题由此基本解决。
回过头来再说叶挺。如果光有勇猛的军队和善战的将领，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行不行？这恰恰是叶挺在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大困惑。
叶挺是大革命开始后的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既是北伐名将，也是中共最早的一员战将。1927年分别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左”倾领导人不公正的责难和冷遇，脱离党组织，侨居海外。离开党组织的叶挺，既失去了“同志”的称呼，也没有了党的属性，时常感到“空虚或不足”。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怀着民族大义回国投入抗日大业。恰遇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在商谈改编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事。国共双方都在为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左右掂量：南方游击队是中共自己的队伍，自红军长征后在千难万苦中坚持斗争，好不容易迎来“出头之日”，自然要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国民党蒋介石早就想彻底消灭中共武装，无奈最终要联合抗日，只好谈判合作，但先是趁和谈之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全面消灭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图谋未果、不得不同意保留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其“腹地”留存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此，国共双方在任命谁为军长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僵持。叶挺的出现，给双方打开了僵局。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晤刚刚回国的叶挺时，曾提议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但蒋介石方面正式直接任命叶挺为军长的目的，却是想利用叶挺这一非中共党员的名将来执掌新四军，达到其削弱中共对新四军领导权的目的。
叶挺入主新四军，虽然有助于形成南方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但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不断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方面较量，并面临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核心问题。蒋介石正是在这一核心原则问题上，始终想置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于死地。
在叶挺获得任命之后，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到过延安。在延安期间，他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却没有接受有关人员提议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叶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治军思想，与中共中央的主张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叶挺的完全信任。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王明等人的一些杂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要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批评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在如何处理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两大问题上，给了大家明确的解答。他说：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党指挥枪”的口号，就是这样呼之即出的。
再回过头来看新四军的命运。新四军成立后，其领导权和指挥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就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蒋介石很快感觉到失控，即便任命了叶挺，也不能掌控这支部队，最终使得他下决心发动“皖南事变”欲消灭新四军。1941年1月，叶挺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不幸身陷囹圄，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后来辗转被囚于广西桂林和湖北恩施。这期间，中共中央不断设法营救未果。抗战胜利后，叶挺被押至重庆，失去自由达5年之久。在中共中央无数次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下，最终才把叶挺救了出来。
1946年3月4日，叶挺出狱。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作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立即申请重新入党。3月5日，叶挺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申请：“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共产党。”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8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复叶挺电：“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斗争，经历了种种严重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在叶挺这番波折中，在他与党的关系中，使用“种种严重考验”和“无限忠诚”两个词，不是一句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话。叶挺终于成为党中央称呼的“亲爱的叶挺同志”。
回到党的怀抱中的叶挺，完全像个孩子似的，“开始了新生”，他连夜给刘少奇和任弼时回信说：
“晨写此信时，我的热泪不时泛起，不可抑止。我分析这种眼泪的成分，首先是感激与喜悦的，再则是痛苦和郁闷的，它们并泻并交流，结束我的过去，开展我的新生！但我自知，痛感自己过去所获的浅薄知识，决不足以应付中国复杂的局面。就目前而论，不问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我都不敢自信的。如何学习，补其空虚或不足之处，尚祈考虑指示为幸！我噙着眼泪写这封信，一则表示感激党中央对我的殊遇，再则请求帮助我解决学习问题。至于我的最后一部分自传，当即赶写奉上。我很高兴，从此之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一句“不问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我都不敢自信”的话语，一部叶挺与党的关系史，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确立“党指挥枪”理念的曲折发展史。
★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根本原则和军魂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锤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牢牢地建立了“党指挥枪”这条首要原则，再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条原则，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此，毛泽东感触最深。1944年4月11日，他委托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在修改报告时特别加写了这样几句话：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加上这几句话后，他还专门交代谭政将报告送给当时在延安的周恩来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看。这一时期，“党指挥枪”的原则，不仅是个实践层面的问题了，已经被提升到理论层面，并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值得总结和永远坚持的优良传统，得到党内、军内的完全认可。
从革命战争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民军队的官兵，都深深地懂得：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领导的队伍人数有多少，都不能与组织对抗，更不能与党中央对抗、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党中央的权威。
“党指挥枪”这条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军队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强调，不断提请党内、军内同志注意，尤其是提醒军队高层将帅，要时刻牢记，不能居功自傲。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中央决定由朱德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闭幕词。朱德的闭幕词稿事先传给毛泽东看过几遍，其中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随同毛泽东在杭州的人建议加上几句话，毛泽东欣然同意，特意嘱咐朱德和彭德怀，加上以下几句话：
“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
1958年1月，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加写了这样的内容：“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1962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35周年的时候，朱德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最能表达他的心声：
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
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枪。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之时，回想起38年前的斗争岁月，也深有感触地与随同的人谈起“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然而，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包括党和军队的关系，曾一度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总结军队内部出现的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和一些老帅深刻地意识到：自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乱了，乱就乱在偏离了党中央的意志，拉起了山头，搞起了派性。
1971年10月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整顿军队问题时，叶剑英反复强调：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决不能让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得逞。
1975年初，邓小平在主管军队整顿工作时，毛泽东又特意交代他：“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针对林彪等人“把军队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句句切中要害：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
“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拨乱反正以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和军事战略，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其中就包括：“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伟大斗争，面对国内外一些人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言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提请军队的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要管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早已根植于人民解放军不变的军魂和传统之中。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不断提醒党内、军内同志对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重读一下2012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两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新形势下党和军队的关系：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有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守不住，军队就会变质，就不可能有战斗力！”
“支部建在连上”
“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支部建在连上”与“小组建在班上”，是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一大发明。“支部建在连上”这种组织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项制度，起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1927年10月，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经过一年的努力，无论是军队工作、党的工作，还是地方工作，都取得了大的发展。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已初具燎原之势。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一年多来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在谈到军队中党的组织时，他说：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的组织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 九陂谈话：“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
我们这支军队，从成立之初就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是，如何在军队中建立行之有效的党组织，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毛泽东提到的由我们党掌握的叶挺部队，尽管成立了党的组织，但实行的却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11月建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铁甲车队，两任队长徐成章和周士第、党代表廖乾吾、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三个排的排长也都在铁甲车队里加入共产党。不久，廖乾吾调走，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来许继慎、杨宁等一批军事干部到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始建时，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次年1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官兵2100多人。
在叶挺独立团建立的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叶挺独立团支部，以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为支部书记。当时，支部领导不叫支委会而称支部干事会，干事有叶挺、吴济民、董朗和周士第。建团之初，有中共党员20多人，后来发展至100多人。独立团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周士第、曹渊、贺声洋、许继慎、杨宁、张伯黄等都曾任过党小组长。
军队中设立共产党的组织，这在其他军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对共产党而言，也是第一次。但这种做法也有不足，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虽然设了党的组织，却不易掌握部队，因此也没有实现党的统一领导。正如毛泽东所言：“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严重的考验在大革命失败后接连而至。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伪装，举起屠刀，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下手了。我们党只能拿起武器，在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其中比较大的一次。但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让所有起义部队退往文家市集中，继而向罗霄山脉进发。
1927年9月21日，毛泽东等人率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后，一路上都在思考起义失败的原因。在独自思考的基础上，他同时也需要和别人交流，恰在此时，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何挺颖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知识广博，思维活跃，看问题也很有见地。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平时对连指导员都很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
当部队行进到九陂的时候，毛泽东与何挺颖进行了一次长谈。据说，他们当时的谈话是这样的：
“工农革命军走到今天，也算是经磨历劫吧！俗话说，一个人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样方为好汉。一支队伍也要胜得起，败得起。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毛泽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何挺颖略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有针对性地回道：“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上只剩下这么一些人枪。我看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挺颖，你说的是呀！”毛泽东亲切地叫着对方的名字，继续说，“你说的正对我的思路！我也在考虑党如何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毛泽东接着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暴露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你说的问题对头，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下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显然做过深入的思考，但他还是想听听别人的看法。何挺颖声音不高地说：“恐怕要从部队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想法和毛泽东正好契合，毛泽东继续追问：“挺颖，你在部队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没有想到，何挺颖的想法和自己不谋而合，毛泽东兴奋地说：“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毛泽东继续说，“另外啊，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最后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谈话的细节已不太容易考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一定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在自己的心中有了较为成熟的想法，也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别人的意见，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核心问题是改变支部建在团上的制度，变为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包括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重大问题要经过党支部、党委讨论决定，等等。这个方案，只等合适的时机来付诸讨论并实施了。这个合适的时机，在部队到达三湾后产生了。
★ 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这是自秋收起义后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将心中的想法提了出来。
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人员不足1000人，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由于雇佣军队的影响还存在，再加上作战失利，一些人开始动摇。面对军队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并正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主张。以师长余洒渡为代表的一些人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对此提出了各种异议。毛泽东则耐心地作解释，说“支部建在连上”，才能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最后会议通过了这些提议。
第二天，部队在三湾枫树坪集合。毛泽东站出来鼓舞大家：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部队中党的组织结构也按照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定，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改编后，军队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的书记，专做思想政治工作。
“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从此确立起来。这个制度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实质上就是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整合，有效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特别注意了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了，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三湾改编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党员没有那么多。有的连队只有一两名党员，成立党支部有困难，班排设立党小组更是难以实现。毛泽东此时提倡，要发展出身工农家庭、作战英勇的士兵入党。并解释说：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连队都开始发展工农骨干入党。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赖毅原来是造纸工人，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和农民自卫队，后来由于国民党通缉，逃了出来，找到了工农革命军。
三湾改编后，赖毅悄悄找到副班长刘炎，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告诉刘炎，并要求：“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毛委员革命到底。”刘炎说：“你想入党，是件好事，你可以去找连党代表谈。”后来，赖毅找到了连党代表，谈了自己的想法，党代表说：“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希望你好好工作，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1927年10月13日，部队到达酃县水口休整。到水口后，党代表何成匈把赖毅叫去，递给他一份油印的入党志愿书，要他马上填好，同时通知他，晚上跟他一起去团部开会。
15日晚上，在水口的叶家祠的阁楼上，毛泽东主持了赖毅等6人的入党仪式。傍晚时分，赖毅上了阁楼，阁楼里几条长凳上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还有几个班的班长，毛泽东也来到了会场，正和一营党代表宛希先谈话。会场前面放着一张小长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桌面上压着两张下垂的红纸，一张写着入党誓词，一张写着“CCP”3个英文字母。赖毅心中很高兴，他知道，今晚就要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自己就要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与会人员到齐后，毛泽东便站起来宣布开会，他讲完会议议程后，就让各个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入党对象的简历和表现。接着，毛泽东走到6名宣誓人的面前，依次询问了许多问题。毛泽东走到赖毅面前，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赖毅回答说：“要革命，要翻身，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入了党就更有力量。”毛泽东笑着说，讲得好。紧接着，毛泽东叫6名新党员来到方桌前，带领大家宣誓，他读一句，新党员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洪亮、庄严的声音在阁楼中回荡。
宣誓结束后，毛泽东亲切地握着6名新党员的手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赖毅是秋收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随后，连队的党员人数逐步增加，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真正得到了落实。
★ 靠什么有力量：“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
“支部建在连上”这套制度，保证了连有支部、班有小组，使我们党牢牢地掌握了这支军队。这项制度确定了军队基层党建的根本原则，对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影响极为深远，也使人民军队在团结统一方面威力极为强大。
邓小平在1972年重游三湾时，也颇为感叹地说：
“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的重要，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南昌暴动、秋收起义以前我党的军队，都是团以上才有党代表，营、连、排都没有支部，军中的士兵党员也很少，这样就不能抓住部队。毛主席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亲历三湾改编的罗荣桓元帅对改编前后部队的变化印象深刻：
“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995年12月1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时，还特别回顾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的这一历史功绩：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建军原则，把党的组织建立在基层，从而使党得以切实掌握部队。”
“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光荣传统，早已成为我军的一个基因，代代传承下来。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重提这条组织原则。
2013年7月，习近平在讲到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时，不无感慨地说：
“在我军初创时期，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工农革命军中健全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同志后来指出，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2014年10月，习近平又对“支部建在连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一整套制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党在军队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排有小组，连队有支部，营级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
“几年前，我去委内瑞拉访问，查韦斯总统问我中国共产党这么有力量靠的是什么，我就给他讲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个例子。他非常赞赏这一点，这是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越是在重大考验面前越能显现作用。从中外历史和现实看，在有些国家，军队指挥官甚至一个中下级军官就可以把队伍拉起来造反。然而，在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军队来达到其个人目的。当年，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想带着人马另立山头，最后变成孤家寡人，出逃时连个警卫员都带不走。林彪当了‘副统帅’，权力够大的，但当他走向反面时，只能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文革’期间，‘四人帮’总想抓军队，但军队不听他们的，他们在垮台时也哀叹没有抓住军队。”
这就是毛泽东的首创。这一根本性的组织制度，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继承和发扬，凝聚了人民军队的巨大力量！“支部建在连上”这套制度，保证了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保证了人民军队有力量。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毛泽东在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时加写的文字（1944年4月11日）
1944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的话中有这样两句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前一句讲的是人民军队早就创设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后一句讲的是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据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名将胡琏受命重建十二兵团，因纵容部下抢掠百姓和强拉壮丁而被另一些国民党高官弹劾，一肚子委屈面见蒋介石诉苦：整顿纪律，非不敢为，乃不能为；重建的十二兵团一直没有经费接济，部队每人每日只能由驻地县府发放5个铜板做菜金，不偷不抢，难道让士兵喝西北风去？
这位当年参加过“围剿”中央苏区的胡琏大概不知道，每人每日5个铜板的菜金，比起红军当年在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条件已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涣散军纪、丧失信仰。他更不明白的是，共产党的这支革命军队，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 “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要说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其开山鼻祖理应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黄埔军校，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他迅速在军队中“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经验”，在政治部建立起新型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秩序。周恩来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政治工作局面，一下子使政治工作活了起来。就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下，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来先后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举行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政治思想工作鼓动起昂扬斗志的黄埔学生军，成了一支克敌制胜的胜利之师。两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也是同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出色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有过一段回忆：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
周恩来开创我军政治工作的先河，也带出了一大批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人才。这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时，谈到政治工作的历史，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
“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真正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格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打下的基础。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每一个连队里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告诉战士们：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话也要有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中，有一位叫郭天民的人，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打仗很勇敢，也很有军事才能，当时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大队长。因受旧军队习气的影响，郭天民有时体罚战士。以前打战士，战士是不敢反抗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后，战士们将郭队长打人骂人的情况反映给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毛委员。毛泽东立即对郭天民进行了严肃批评，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违反纪律的。在毛泽东批评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体罚战士的毛病，开始用说服教育的办法通过做政治工作来管理部队，结果很快重新获得了士兵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在战士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高了许多。
三湾改编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人民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工作秩序。这一方针和秩序一直延续。尤其是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给弱小的红军部队带来了无限活力。对红军的生活环境，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里这么好。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讲到“军事问题”这部分时，特别分析和强调了军事斗争中的政治工作。他举例说明了政治工作在提高红军战斗力上的威力：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毛泽东还讲到，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为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这些士兵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进一步讲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通过政治工作而树立起“为工农作战”“为人民打仗”信念的红军，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9年1月29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攻占井冈山小井，包围了那里的红军医院。130多个伤病员被赶到一块稻田里，四周架起了机枪。敌军团长宣布说：只要口头声明不当红军的，站到一边，发给银洋放走，不声明的马上处决！任凭这个团长跳着脚叫喊了几十遍，红军伤员们始终沉默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敌人的机枪终于响了，伤员们全部倒在血泊里，鲜血染红了那块稻田，又流到溪水里……这就是我们的红军！
自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就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始终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专门点明：单纯军事观点一个要害是“政治水平低”，“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人们：红军和白军根本不同，就在于红军把党的政治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懂得了政治工作，官兵就有了精神，打仗也就有了办法。请看《星火燎原》丛书收录的原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回忆：
1931年6月，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了“避敌主力，打敌虚弱”的方针。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必须以急行军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
这是一次艰苦的进军，全程1000多里，又正逢盛夏时节，烈日下行军的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硌得人钻心地疼。粮食也不足，部队只好喝稀饭充饥，病员也开始增多，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在不断扩大。
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志民回忆说：
在行军行列里的鼓动工作，十分活跃。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红军的高昂士气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得到了隐蔽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作出了全面肯定：
“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周恩来、朱德等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说明：“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 如何抗战，毛泽东提议蒋介石：“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
强化军队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胜仗的一个基石。
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立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他在1937年7月23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给蒋介石提供的“一整套的办法”，第一条里就有这样的内容：
“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政治工作如此重要，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做不到。这恰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特点。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时，回答了这位英国客人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好奇心。毛泽东毫不掩饰地介绍说：“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清楚地介绍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告诉外国记者，这样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优势。
毛泽东认为，这套办法和这种优势，是国民党军队学不来的。因为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独有的。1940年8月，毛泽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就对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说过我军这种政治工作的“独立性”：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抗战期间，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可是八路军的军纪却没有因长时间分文未领的困窘而松懈。
一次，领导山东抗战的罗荣桓带领部队来到一个村庄外面，村里的群众因担心军队扰民，不许部队进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在野外休息。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乡亲们却主动过来邀请部队进村休息。罗荣桓惊讶地问村长：“群众放心吗？”村长笑着说：“不放心能开寨门吗？”罗荣桓又问：“谁给你们解释清的？”村长指着长满了大葱的地说：“那不是？是它们把事情说清了。”
原来，我们的部队就坐在大葱地边，山东人都爱吃大葱，可是部队早有政治工作做在了前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的东西不犯秋毫。这就是居然没一个人拔葱吃的原因。村里的群众据此断定：“这决不是欺男霸女的军阀部队。”
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政工人员，也搞政治宣传，可是国共两军在遵守军纪方面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毛泽东又在红军时代已打下的基础上，对政治工作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论断，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明确提出来的。
1944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和委托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准备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读。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修改是在4月11日。他加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经毛泽东加的这些文字，真是画龙点睛！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谭政的报告“既继承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而毛泽东亲自为这一报告加写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这段话，更是高屋建瓴地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作了极精辟的概括。
★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经毛泽东等人修改的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后来对我军打败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让我们看看这份报告的一些内容。
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用“王道”与“霸道”作比喻，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末，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末，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的发扬。
人民群众的对人民军队衷心拥护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在谈及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的改进时，详细论述了用政治工作克服军党、军民关系中所存在不良现象的各种办法：
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
谭政的这个报告，许多是毛泽东口授的，基本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经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不仅毛泽东自己做了修改，加写了3000字左右的内容，他还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审阅修改，还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了意见。这个报告，后来还被中央列为整风文件和部队学习教材。
毛泽东在修改中，特别强调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民军队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特意强调：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这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人民军队的历史经历一样，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战史告诉人们：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工作就是力量源泉，就是胜利保障，就是生命线！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再次得到了验证。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解放战争时期，一到危急时刻，解放军部队中的党员总要站出来以身作则。行军时，把别人的枪、背包加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要扫一眼队列看看谁身上多了背包和枪，就知道谁是党员了。战斗时更不用问，冲锋时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党员，撤退时留在后面负责掩护的也一定是党员。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都说：那时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原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潜入沈阳做地下工作，成功策反了一个沈阳国民党军“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这个译电员为何选择投向人民阵营？
他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远的不说，单说我那个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两个坏蛋，一个肥的像猪，一个瘦的像猴，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捣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太。在所里，会拍马的爬上去，不会溜须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无论是投诚做地下工作的译电员还是掉转枪口炮口的“解放战士”，都认为国民党军与人民军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民军队的世界是让人向往的光明世界，国民党军队是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背后是缔造了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两大政治团队——国民党与共产党。
处在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似乎都不懂得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强于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却在自己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中，短短3个月就走向节节败退。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总结解放军3个月来的战况时，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3个月经验证明：
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几十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依然自信地告诉外宾这样一条经验：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