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各类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对物质、能量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又尚未找到满足需求的有效途径所造成的。
从世界人口总量增长速度来看，1800年全世界有10亿人口，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5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1999年达到60亿，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从人口增长分布来看，增长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将产生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如粮食供给不足，就业问题严重，人民生活贫困化，妨碍人力资本形成，产生持久的环境压力等。人口增长过快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各国之间是不相同的，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的过快增长已成为威胁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威胁人类生存的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短缺是人工自然扩大所面临的又一严重问题。自然资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所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称，是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自然资源在传统上可以分为可更新和不可更新两类。前者具有可更新、可循环、可再生的特点，后者为不可再生、不可循环、不可更新资源。值得指出的是，任何资源只要利用率超过循环再生能力都会变成不可更新的资源。由于人工自然的急剧扩大造成的生产速度按指数规律的增长，产生了对资源要求的逐年上升，使资源短缺以致面临日益枯竭的现象也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环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物质来源；另一面，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果。从历史长河看，自然环境一直在不断变化和自我演化着。
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成为人类发展的历史主题，同时也成为现代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资源的消费，同时伴随产生了环境的严重恶化。“温室效应”加剧；海平面上升；土壤过分流失与土地沙漠化扩展；森林资源日益减少；臭氧层遭破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淡水供给不足，水资源严重污染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空气污染、有害废弃物危害着人类健康和安全等。这些环境问题已扩展成区域性、国际性甚至全球性问题。
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的恶化又为自然灾害的肆虐推波助澜。事实上，地球上的自然变异，包括人类活动诱发的自然变异，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当这种变异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时，就构成了自然灾害。恶化的环境系统不仅对自然灾害的成灾频率和强度有着直接的增强作用，同时也降低了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使人类在自然灾害中遭破坏的程度加剧，同时还可导致更具广泛性和灾难性的恶果——一种严重的、全局性的、缓变的自然灾害。要想挽救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人类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一系列问题，又反过来严重地影响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活动，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并透过这一现象揭示出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它迫使人类意识到生态环境系统正在向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化，意识到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
2)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能性
寻根求源，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从根本上讲，是人类对联结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纽带——实践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这一基本原理没有全面理解与落实所造成的，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无视人的受动性的一面而对能动性滥加发挥而酿成的苦果。
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能动性是主体(人)具有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一种体现，受动性则是客体(自然界)制约主体的一种表现。从理论上讲，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去正确地认识和协调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关系是可能的，这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根本特征，也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从主体方面看，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全球问题的产生，就在于后一个能动性没有以前一个能动性作为基础，在于人类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推进对于自己无法摆脱的受动性的认识。此外，价值取向也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使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受动性的存在而盲目膨胀，与之相应，就有了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但是，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提醒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人类从自然的报复中受到教育，认识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进而调整人和自然关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从主体的角度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进展。如植树造林、设立自然保护区、重建人工生态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开展环境教育、制定和健全必要的法律来约束各种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等等。
从客观方面看，全球性问题所揭示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并非意味着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已达到不可挽回的极限。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完全无疑的程度，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远没有达到自然界的极限。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能够利用的自然资源的范围将无限扩大。纵观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历史发展，从柴薪→煤炭→石油→核能→……的燃料发展系列，从石头→青铜→钢铁→合成材料→……的材料发展系列，都揭示出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恰恰表明了人类对自然资源认识和利用的历史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将开发出新的可被利用的资源，即使是已经利用着的资源，其利用率也会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或浪费的减少而大大提高。
造成自然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的环境污染现象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这方面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主体更多地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效应造成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观念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在重新建立自然平衡方面，人类也已经作了多方面努力，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都表明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操作上也是可行的。只要不断地推进人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不断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不断完善人工自然界，科学地拓展人工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必将实现。
3)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全球问题的出现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适当地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反思。通过反思，人类认识到要把自然和人作为社会生态的整体系统加以对待，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不仅要注意自然变化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的近期后果，而且要注意到它的长远结果；不仅要注意对人有用的变化，更要注意对人不利的变化；要改变试图主宰和统治自然界，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的倾向，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新观念，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尽管前面分析了这种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了，而是表明人类通过努力可以解决这些矛盾。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和社会方面全方位改进。
首先，从理论方面，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整体的系统观念，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在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是人工自然扩大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的责任者。正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奇所强调的：“未来只属于人类，也主要取决于人类。”树立人和自然应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的观念，是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前提。
其次，依靠科学技术来合理地调节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实践活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最直接的有效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揭示的自然规律，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存在、发展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而且也为调节、确保自然环境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必要的手段。通过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合理地组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三，解决好人类社会问题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保障。人类与完全属于自然界的动物不同，它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双重性。人的主体性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共同属性。人的一切需求，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需求，现代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社会调节的。人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人和人之间的不协调，必然会阻碍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因此，只有在使社会不断进步的道路上，只有合理地解决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种不协调关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找到实际解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钥匙。
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前提(对社会的改革)、方式(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和原则(“最小消耗”、“合乎本性”)，为综合解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人类已经在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矛盾，这给在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坚信，人类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找到并实施人对自然的合理的作用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4.3 可持续发展观
1.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
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南北问题、裁军与安全、环境与发展，联合国成立了以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瑞典首相帕尔梅和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首的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分别发表了“我们共同的危机”、“我们共同的安全”和“我们共同的未来”三个纲领性文件。文件中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为了克服危机、保障安全和实现未来，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战略的结论，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间相互关系的共同发展战略，是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可持续发展”一词是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