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二十分钟……他几次偷偷靠着那扇关闭的门，心里想着江青该出来“解放”他啦！可是，门始终没有开。小李的心凉了，像冰一样地凉了。
“徐医生，快去劝劝小李，刚才他跟江青打牌，让江青生气了，罚他站着，他还真站着，都快一个小时了，你快去劝劝他。”女护士紧张地来找医生徐涛。
徐涛过来了，他是留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同志，所以他来劝小李：“哎，别那么认真，她已经睡觉去了，你赶紧也走吧！她不是经常说政治上平等吗？”
小李平时最能逆来顺受，今天可不是那个劲了，任凭徐医生怎么劝，他就是不肯走。
“你是不是怕她没开口你就自己走了会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放哨，她一起床，我就再叫你。”徐医生好心说道。
小李紧绷着嘴，坚决地摇摇头。
“你呀！”徐医生无奈，一跺脚出去叫来了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同志，苏虽说是厅长，可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先来劝小李，让他主动去江青那儿承认错误。
“听我一句话，去吧，认个错不就完了。”
小李的牙齿咬着嘴唇，说：“我没错。我已经全心全意了……她竟这样对待我……”他哭了，是无声的抽泣，只能从一双强烈起伏的肩膀看出他心头受的天大委屈。
大伙儿谁也不说话了，留在走廊里的是一片叹息声。
这天晚上，小李从广州给我挂了长途电话，我一听赶忙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哼，她这个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泽东气愤地将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诉他别生气了，看在我的面上。让小李马上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离她远远的，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李连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江青这个人确实惹不起，毛泽东都常常不愿跟她在一起，但因为是夫妻，面子上有时还不能做得太绝，所以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离你远远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毛泽东是主席，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卫士就不行了，有时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卫士中她平时最喜欢的田云玉去陪她。江青外出总要带几件必备用品：大衣、眼镜、围脖，以及坐车用的靠垫。小田刚接班，有些手忙脚乱，那个垫子没有找着，转头一看江青已经上车了，以为是她自己已经拿走了，便空着手匆匆地追着上了车。
“靠垫呢？”江青问。
小田一听：坏了！赶忙跳下车跑到屋里找，还是没找着，无奈，他又空手回到车上。
江青大发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要去了！”
我听说后，赶忙过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不要生气了，我陪你去吧！”江青这才罢休。车很快就开了，隔着玻璃窗，我见一向在江青面前总是欢声笑语的小田，此时两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
看着小田，我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也勾起了我一段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往事……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为毛泽东与我这个人感情较融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江青对我也比较热情，打扑克时，只要我在，她总会安排我与她打对家，这一次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为党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修的六栋小楼，他们每家一栋外，我们工作人员住一栋。从1952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这八年间经常住在这里，以后就不住了。
这一天江青照例没事干，就拉着我打牌。我一坐下来就发现江青的脸色不好。又有什么事了？我心里不安地琢磨起来，可总不得要领，越不得要领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连成似的一连出错了两次牌，刚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地使劲一掷，嗓门大得吓人，她叫喊着：“不打了！你李银桥，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今天一定让你说个明白！”
江青这突如其来的发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护士、卫士们吓愣了，都不知怎么回事，但最紧张的还是我。当时我一听这话，脸刷的一下红了：糟了，她怎么知道我说这话？
原来，这时全国正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运动，江青因为自知历史上有些说不清的事，向来就反感这类查祖宗三代历史的整风运动。这不，“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她又嘴里骂骂咧咧地躲开了，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一天问我：“江青为什么一见运动来就走呀？”我随口说了声：“她躲风呗。”
这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怎么传到江青的耳朵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江青气得一个劲地喘粗气，绕着牌桌来回走着，似乎觉得气不过来，又跑到院子里气呼呼地转动。
我简直慌得不知怎么办，说也说不清，于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这一次江青是气出窍了，眼泪溢在眼眶里：“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呀！你哑巴了？”她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
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是徐秘书问我时随口说的。
“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一直在政治上保护你，你反倒诬蔑我。”眼泪从江青的眼眶里淌了出来。
我更加心惊肉跳：“没没，我没有诬蔑过首长……”
“没有？”江青哼了一声，“我听到的就这一句，没有听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呢。你说，你都说我些什么？”
我连连说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江青不知怎的搬出了这个问题，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小孩，新中国成立后，李敏跟她的妈妈吃尽千辛万苦后回到了祖国，毛泽东把李敏接到了身边。江青一直对李敏的问题极为敏感，我没有也不敢在这些是非问题上插半句话，可江青搬出这个问题，更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不想说？”江青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责问我，“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叫你派车接她回家，你就不去接？”
我想起来了，那是江青为了照顾情面，周末时让我去到学校接李敏回家，可我去后，李敏这孩子说学校有事不愿回家，于是我也没有办法地回去了，不想江青以为我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唉！
“江青同志，我是去接了，可李敏她不肯回来。”我说。
江青哪能相信我的话，喷着唾沫星说：“是你挑拨后才这样的！李银桥，李银桥，你现在自己也有家了，你知道我这个当后妈的不好当，可我哪儿痛，你就往哪儿戳刀子，你还不承认！”
这是明摆着冤枉我，我说：“这条我决不承认！”
江青见我硬起来，气得跳了起来：“你不承认？你还挑拨我和主席的关系，你也不承认吗？”
上帝，这下我可没话说了。那次吃红烧肉的事情发生后，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逼问，我不得不把江青要我那样做的冤屈讲了出来，为此，毛泽东向江青发了火，也因此他们分开了吃饭，江青能对我不记恨吗？
全完了。我知道江青心目中对我这个卫士长是怎么个看法。
别无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毛泽东，叫他老人家“裁决”了。已是下午四点，他也快起床了。我对江青说了声“主席快起床了，我得照顾他”后，便走到毛泽东住处。
“主席，我跟江青吵起来了。”毛泽东正倚在床栏上看报，我小声报告道。
“你为什么要跟她吵呀？”毛泽东不以为意地问了声。
我说：“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
“那为什么事呀？”
我就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说了一遍。毛泽东这下停止了看报，思忖后说：“看来我得出面跟江青谈谈，你去叫她进来。”
返回院子，只见江青正在打转转。我说：“江青同志，主席请您去一下。”
江青一听更火了：“你真行啊！”显然，她以为我是“恶人先告状”。
我心里忐忑不安，在值班室静候毛泽东夫妇对我的“发落”。“丁零零——”电话响了，我知道是毛泽东在喊我，便蹦起身就往里走。
毛泽东见我进了门，吐了口烟，说：“看来你得写检查，光靠我帮忙还行不通呀！”
“这……”我的右手搓着后脑勺，发愁道，“主席，您说怎么写呀？”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么。”
“我是说过她‘躲风’，可绝对没有诬蔑她的意思。”
“那你就写：话说过，但绝没有诬蔑的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怕我写不好，毛泽东又随手拿了一张纸，用手指当笔在纸上画着：“这样，开头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说到这儿，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没有。去接李敏了，她不肯回来。交代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后先交我看看。”
“是。”
看得出，毛泽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虽然现在他要当中立的“法官”，但明显是要为我“作弊”。我踏实了，心头万分感激毛泽东，于是，这份检查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得特别认真。
“嗯，可以。”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暂时得到中南海躲躲。”
“躲？”
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这一“躲”就是十来天。我心想，这事还真难，毛泽东出面了到现在还没解决，看来复杂呢！我心里不免又担心起来。
正在我犯愁时，毛泽东的值班室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到新六所。
“银桥，问题解决了！”毛泽东一见到我，就笑嘻嘻地说，仿佛为自己解决了一件大难事。“江青这两天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点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吗？”
我还能不明白？毛泽东在给我充好人呢！我一阵高兴：“明白。”
毛泽东摆摆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等候。不过，我想有毛泽东亲自安排，一切都会称心如意。
“丁零零——”大约十几分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打来的，说是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赶忙出万寿路，搭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医院。一进病房，见没人，正在疑惑时，只听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知道江青在里面。果然，不一会儿，江青擦着手从里边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跟我握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