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琰墓志》中的相关史料初探
周 郢
当郑和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之后，这种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在中国再未继续，盛极一时的海船修造业也由此而衰替。虽在此后的大明宫廷之上，也有两次重下西洋之议———一次是在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复辟伊始，“欲遣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另一次是在成化九年（1473），明宪宗索郑和下西洋水程，意欲重启使番之役，但均为禁海派大臣所阻，而未能重起征帆，致“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航海伟业，终成历史绝响！
然近读史时发现，先于上述两次重下西洋之议，早在正统一朝，明廷便有一次“督造下番海船”之役，其役实与下西洋的拟议密迩相关。
兹先引录新发现的《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郭府君墓志铭》（以下简称《郭琰墓志》）上的一段记载：琰，府公讳也。字瑰宝，生于永乐甲申四月二□□日。及长，以礼部送郡庠中。宣德十年，乡举经魁。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吏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墓志中所述之郭琰（1404～1458），明山东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人。宣德乙卯（1435）举人，历官贵州思州府知府，卒葬故里。乾隆二十五年（1760） 刊《泰安县志》卷9《古迹附冢墓》载：“郭琰墓：在（泰安） 城西孔道北。” 民国时出土王圭所撰志石，原石今佚，文字被民国泰安学者王次通录存于《岱粹抄存续编》卷4中。
墓志历叙正统间郭琰在福州同知任上，曾受委督造“下番海船”。查明黄仲昭等纂、弘治四年（1491）刊《八闽通志》卷31《秩官》“福州府·国朝文职” 同知下载： “郭琰：正统间任。” 可知墓志所述志主任职及时间均无讹误。何为“下番海船”，至为关键，宜先作诠说。当时称南西亚各国为“番国”，如巩珍记诸国风土之书，即名《西洋番国志》；航海出访各国，则称之为“下番”，在明代典籍中， “下番” 之词屡见，如《明成祖实录》卷120载诏谕：“下番一应买物物件……暂行停止。”如此，则郭琰所造之“下番海船”，应是用于出使西洋各国的航海船只。在《明仁宗实录》卷1上所载仁宗即位诏中，便径称郑和出使船只为“下番海船”：“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 得此佐证，乃知《郭琰墓志》中所云“下番海船”，当即明廷之下西洋海船。
这次修造“下番海船” 的工役，由福州同知郭琰主持，当是兴工于福州等地。这是因为福州是明代南洋航运的重要根椐地之一，与海外通商的海船多在闽江口修造，时称为“福船”。据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部分船只，即是由福建船厂承造。据《明成祖实录》卷20上及卷27所载：永乐元年（1403） 五月，成祖“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继之又于二年正月，“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直到正统四年仍有若干供下西洋用的巨舶存放于福建。福建即是船舶修造的重要基地，墓志中称其工役由时任福州府佐的郭琰承办，其记录应是真实可信的。
不过，根据正史的记载，明廷早在正统元年（1436） 便明确颁诏停造下西洋海船。
《明史》卷82《食货志》云： “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 而至正统八年，又重启这一造船工程，其事正史未书，其录弥足珍贵。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郭琰墓志》中记载的承造海船数量之大， “上命……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公为八府提调官”，动用的力量多达“八府”，参与的军民吏员多至“万计”。关于此次海船的数量，可以郑和七下西洋的船数作为参照。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在福建长乐所立《天妃灵应之志碑》中自称： “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 又清代蔡蒹秋《西山杂志》云： “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舶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人……从苏州刘家港入海。” 据郑鹤声先生的研究，郑和出使船队数量最多的一次为二百零八艘，其他各次也在百艘上下。而本次由郭琰修造的海船，数量一次便多达一百二十艘，几与郑和使船规模相当，称得上是一支大型远洋船队。这点足以说明，正统八年修造“下番海船”，不会是日常的造船事务，而很可能是一次明廷出使西洋的准备工程。
明英宗是一位对出使西洋抱有热情的君主，除去天顺元年（1457）欲遣马云出使一事外，天顺二年（1458）及三年九月，司礼监太监福安曾两度向其建议仿照先朝遣使西洋之例，前往海外诸国收买诸宝物：“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乞照永乐、宣德年间差内外官员往西洋等处采买”。这时的明朝已是经历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非常事变，早已“国势寝弱”，而明廷君臣尚不绝启帆西洋之念，那么在英宗统治前期———正统八年，为英宗亲政的第一年，上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英宗开始摆脱羁绊，亲理政务，当时国力尚强，英宗也有意振作，在这种情况下，其产生过重下西洋的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正统八年的“下番” 拟议，不仅发之廷堂，而是已付诸实施。据《郭琰墓志》所载：“不□ （数） 月，海船□ （工） 完。” 可谓下番之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么，这次远航何以戛然中止？再者，对这一次工程浩大的“下番海船”之修造，《明实录》等官方史籍为何无一字载录？如《郭琰墓志》中提到的“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事，在各史中只述及焦宏以户部侍郎往沿海备倭（《明史》卷10《英宗前纪》记正统七年六月壬子，“户部侍郎焦宏备倭浙江”），未言造船使命。《明英宗实录》卷18虽载焦宏奏言“浙江及苏松沿海卫所修造备倭船”事，却也无只字道及同期修造于福建的下番海船。种种疑点，令人迷惑。据笔者揣测，正统间的这次海外远航之议，由于外患（负责造船的焦宏同时负责备倭，可见局面的紧张） 与内忧（据《郭琰墓志》船工数年之后，便有福建“延平贼寇二万余人以叛，河道不通”，可见境内局势也不平稳）而最终偃旗息鼓。此后数年间，禁海派得势，明英宗思想也转向保守，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其因福建巡海按察司佥事董应轸奏报，濒海“居民往往嗜利忘禁”， “私通外夷”，英宗即“命刑部申明禁之”。因而史官在纂修实录、国史时，便有意芟除了这次大造“下番海船”欲重航西洋的记录。
《郭琰墓志》相关史料的发现，可藉以对有明一代的下西洋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在郑和下西洋之行中止之后，明廷有多次重启使船之议。早在正统间明廷便大修“下番海船”，意欲重航西洋，只是因故未行。天顺初“英宗复辟甫数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十年前的“下番” 旧事重提。复次， 《郭琰墓志》的相关记载也为明代船舶修造史的沿革提供了新证。曾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宣德朝以后，随着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的结束，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亦随之大为减少，打造众多的巨型海船已无用武之地，遂不再制造。” 将海船修造业的下限设定于宣德朝。今知迟至正统一朝，福建船厂还曾承造“下番海船” 百二十艘之多。此役虽最终未能远航西洋，却可视为明代大规模修造远洋海舶的一次余响。
附：王圭《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郭府君墓志铭》天顺三年冬十月朔后五日，有神州郭氏孝子三人，身被衰麻，手执行杖，来于予前，跪而泣曰：“我父灵柩在家停久，今卜良辰，安葬祖茔之中，丐先生为文，以志我父之行止，可乎？”予感此言，不容有辞，谨按行状所载，以道其实迹。
府公祖讳原，字良陈，故不仕；祖母吴氏。考讳居仁，以府公旧职赠奉政大夫、修正庶尹、□ （福）州同知；妣赵氏，赠宜人。子四人：长曰恕，次曰琰、曰皀、曰…琰，府公讳也。字瑰宝，生于永乐甲申四月二□□日。及长，以礼部送郡庠中。宣德十年，乡举经魁。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
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吏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十三年，延平贼寇二万余人以叛，河道不通，府公运粮万石以□军。十四年冬，总兵官宁阳侯陈懋、保定侯梁瑶、平江侯陈豫统士兵十万至城，以剿贼，时府公独负任事，□米供需不乏。都布按三司咸具本，奏保福州府知府，未允。景泰改元，宁德县贼寇聚众无算，蒙委府公率士兵千人，夜半至贼所，厥明与贼交锋，连战皆捷，贼遂败走，擒获者千余人。时刑部尚书薛希琏镇□□□及布按二司具结以闻，上嘉其功，遣礼部验封司主事余子英赍帑、帛四段以□之。二年，将满，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闽县等□□三县军民复保府公知福州府事。三年秋，遂以九载通考至京；冬十一月，升直隶池州府知府。而考为□ （最），□受诰命，封赠如仪。未几，丁内艰，守制，还家。六年，服阕，改知贵州思州府知府。七年，民遭苗寇之扰，府治皆焚，府公立松山寨以救民，而民复业来归者千数。是年，民艰于食，赋税不完，遂以请于上，蠲免者万石，民方得苏，远近称扬。天顺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五，三年十月十九日葬于祖茔。呜呼！古之人有大功德于民者，后世子孙必食其报，今我府公出身勤劳如此，其不矜不伐又如此，将见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易》不云乎：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况府公次子名者，中乡举，任陕西巩昌府儒学司训，近闻府公丧，守制回家。余子曰盈、曰云，亦皆聪明俊秀，有可用之才，此非余庆而何哉？予也既志其实于前，仍系以铭于后。铭曰：伟哉府君，早入黉宫；经魁多士，名冠山东。及任府佐，秩满无过；平贼有功，未尝稍挫。文武兼全，莫与争先；我思古人，亦可骈肩。功勋赫赫，本于一德；欲知其详，观此石刻。
时天顺三年冬十月十九日，石匠作头李眅菖刊（责任编辑：陈根远 樊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