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赏析
高叶青 高 嵘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是我国古代云南地区留存下来的两通墓碑，并称“二爨”。前者立碑时间比后者早约53年，但由于其形制、字数等方面都不及后者，故此被称为“小爨”。正如清末状元、云南省石屏县袁嘉谷先生所说： “碑在大爨前，反而谓之小爨，以石形别之也”。二碑灿若星辰，光耀夜空，在历史及书法研究方面均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
（一）《爨宝子碑》
爨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今陆良）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卒于东晋大亨二年（403）。19岁时就任建宁太守，世袭振威将军职。其就任建宁（今曲靖）太守时，正当爨氏统治南中，中原东晋、刘宋两朝统治者互相争权夺利，战事频仍，对爨氏统治的南中无暇顾及。爨宝子采取了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的政策，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可惜英年早逝，其属官专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这便是《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为南朝碑体之首，素有“南碑瑰宝”之誉。碑质为沙石，碑首为半椭圆，整碑呈长方形，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额题衔5行，每行3字。碑文13行，每行4字。除题名末行最下一个字残缺外，其余均基本完整清晰。
该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不久即下落不明。1778年春天，云南曲靖杨旗田村一位农民正在耕地，忽然触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刨开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石碑，他见这块碑大小适中且十分平整光滑，于是就将其运回家用作压豆腐的工具。这一压就是70多年！咸丰二年（1852）的一天，时任曲靖知府的邓尔恒无意中瞥了一眼放在自家案板上的几块豆腐，大吃一惊，豆腐上竟然有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他认出这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爨书体式。邓尔恒大为惊异，急忙叫来厨师打听豆腐的来处，得知卖这种带字豆腐的是城南数十里的越州杨旗田人。邓尔恒闻听大喜，迫不及待地派人去卖豆腐者家里协商，并将石碑用牛车运回城内府中。咸丰初年，因重修县志，首录碑文，有关人士认为有价值，才移至城内的武侯祠（今曲靖火柴厂）。截至邓尔恒发现之时，距离《爨宝子碑》刻立已经过了约1500年的时间，距此碑出土也已74年！《爨宝子碑》左下角镌刻有清代咸丰二年（1852） 七月邓尔恒所题跋文，记述了该碑出土及移置经过。
《爨宝子碑》的多舛命运并未以邓尔恒的慧眼识珠而停息，几十年之后，它又险遭毁弃。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并取代其旧军阀的统治，唐继尧在幽禁中愤懑吐血而死。随后，早就貌合神离的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胡、张发动的倒龙战争爆发，战争中心转移到了曲靖。武侯祠毁于战火，此碑曾一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遭受日晒雨淋，濒于毁损。后幸得城内一位靠拓售碑帖为生的寒士张士元发现，搬回家中，该碑才得以保存下来。
正是上述这两位有识之士，才使得滇东高原那段颇为灿烂辉煌的历史保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物证。1937年，为迎接民国“京滇公路周览团” 的到来，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曲靖中学内建“爨碑亭”进行保护。清末状元袁嘉谷曾撰一联悬于亭上曰：“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从当年刻立到掩埋于黄土之下再到被农夫刨出搬回家压豆腐，又历经数载方被邓尔恒、张士元慧眼识得，《爨宝子碑》在千年的时光里历经坎坷磨难，不由得使人顿生怜惜之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通饱经磨难的小爨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1961年3月4日《爨宝子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拨款整修碑亭，加固碑座。目前，此碑立于云南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爨碑亭的玻璃罩中，并有专人看护。
（二）《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即《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候爨使君之碑》，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 所立，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碑文为爨道庆所作。碑高3．38米，宽1．46米，厚0．25米，碑额呈半圆形，共6行，每行4字，共24字。碑阳24行，每行45字，共904字。碑阴刻官职各三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碑额上部是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即洞），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竣鸟，月中有蟾蜍。
比起《爨宝子碑》来， 《爨龙颜碑》要幸运得多了，它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磨难。
此碑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及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中就有记载。清道光七年（1827），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在陆良贞元堡即现在的薛官堡访得，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下一段跋语：“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 （按：对于阮元的这个定位，邓尔恒并不赞同，他在给《爨宝子碑》所作题跋中说：“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此碑从此闻名于世。碑原在云南陆凉州蔡家堡爨君墓前，现存云南省陆良县东南20里的贞元堡（薛官堡）。1961年，国务院将《爨龙颜碑》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拨专款对原碑室进行了整修。随后，地方政府也倍加重视，加强了保护力度。
二
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南北朝时已称雄一方，其统治中心在今天云南的曲靖。在曲靖作为古滇国中心的这几百年里，古滇国的文明得到了高度发展，汉族移民带进南中的汉文化在豪强大姓统治者中被部分地保存下来，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雄踞滇东的爨氏家族曾产生了十几位爨姓世袭刺使，独特的家族背景使当时的曲靖发展出了与中原文明相互交融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地缘文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爨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便是这种融合的结晶和爨氏时期曲靖灿烂文化的见证。“二爨”碑为研究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一）《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记述了爨宝子生平等内容，碑文系用骈体写成，文辞古朴高雅，音韵铿锵。为后人提供了南中爨氏统治时期的宝贵史料，对研究爨宝子本人以及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爨宝子本人没有多少事迹可述说，碑文大都是些阿谀奉承之词。不过，碑文还是可以为我们研究一些问题提供借鉴。
从爨宝子23岁前就官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之职，可以看出东晋时期爨氏的官职是世袭制。爨氏对晋中央王朝采取的态度是开门称臣纳贡，闭门自立天子。内地中央王朝改元为“元兴” 和“义熙”，爨氏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更迭，故仍沿用旧年号“大亨”。这个事实，就是爨氏地方政权自闭称大的佐证。而内地中央王朝对爨氏地方政权只能“遥领”，因中原大地此时正处于战乱之中，中央王朝无法干预，故此形成爨氏家族世袭官爵。“君讳宝子，字宝子”这种名与字相同的称谓，始自晋代。从这也可以看出爨氏虽远在西南边陲，文化上却仿效晋代时中央王朝之风气，可见受中原汉文化艺术影响之深。
《爨宝子碑》碑末的职官题名为研究当时的官职制度和称谓提供了实物参考资料。
碑末署名的，有主簿、录事、西曹、都督等大小官吏13人，这可以考查当时地方官吏的设置情况，以补史志之缺。
从《爨宝子碑》文中使用的异体字、增笔及减笔字可知爨氏慢慢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逐渐被夷化。当时中原大地战乱不休，但爨氏统治的古南中地区却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故而在《爨宝子碑》的碑文中出现了“物物所得” （即人民安居乐业，事事各得其所）和“山丘吐精” （即山川都有灵气） 的辉煌景象。这种安定祥和为爨氏雄踞古南中地区平安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所以在稍晚一些出现的《爨龙颜碑》中就有了“独步南境，卓尔不群” 这样的豪迈词句。据此可见南中地区当时的相对繁荣和安宁团结。
《爨宝子碑》碑文为从右往左直读的汉文化艺术特点的书刻格式，其韵文体的文辞富丽优美，辞句音韵颇具六朝骈体文的风格特点，堪称雅致。
总之，《爨宝子碑》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和滇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和汉族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珍贵实物史料。
（二）《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也是现存晋宋间云南非常有价值的碑刻之一。碑文追溯了爨氏家族的渊源，追述了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势力的强大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为后人研究爨氏家族及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碑身形制高大，碑文内容较为丰富，为研究统治南中数百年的爨氏大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曾在整理爨氏家族史资料的同时，对《爨龙颜碑》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就包括利用碑文中的官职题名来研究当时职官制的部分。《爨龙颜碑》以其碑阴职官题名的系统完整性成为举世罕见的关于南朝政治制度的实物证据，目前这方面已经有人进行过专项研究，例如梁晓强的《〈爨龙颜碑〉题名职官分析》（《曲靖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爨龙颜碑》词采富丽，文笔凝炼，富于感情，反映出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其碑文的字里行间，也非常自豪地从侧面证实了爨氏的强盛，折射出滇东这块沃土昔日的繁荣。这种繁荣既体现了边疆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也体现了边疆各族的团结与融合，这正是我们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更是研究“爨乡”
曲靖难得的一笔财富。
三
“二爨碑”是我国书法艺术从汉碑嬗变成魏碑之间的媒介，也是隶书变楷过渡阶段中的典型之作，是广大书法爱好者欣赏、学习的极好范本。
（一）爨宝子碑（图一）
《爨宝子碑》是现存书写风格最独特的晋碑之一，其碑文结体奇特，形象古拙而笔法严谨，含蓄凝练。因处于由隶到楷的转变时期，所以其点画的书写也是楷隶相杂，灵活多变，古趣盎然。又因没有成法，故奇态百出，变化万千，加以点画用刀刻于碑石，故雄强朴茂，凝重粗犷。正如陈孝宁先生在《试论〈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一文中所说：“《爨宝子碑》既无汉分的典雅，也无唐楷的谨严。它是汉分的野孩子，唐楷的不衫不履的先辈。它的一切，从用笔到结体，既无法用汉分去规范它，也无法用唐楷去衡量它。天马行空，不可羁勒，高视阔步，无法无天，无古无今，任笔写去，不避丑拙，基本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就技巧来说，它是不成熟的，甚至相当生涩，与其说它‘端朴若古佛’，不如说它像一个粗犷而讷于言语的高原男子汉，在大山一样沉默的表象下汹涌着旺盛的激情和生命力。和王谢子弟、插花舞女相比，它的美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的、蛮悍的美。完全可以说，《爨宝子碑》的美恰恰在于它不美，也无意去追求美。和敷粉薰香的美不同，这是不加修饰、不加雕琢，甚至不避丑拙的野、蛮、怪的美。”可以说，上面这段评语是极为精辟而恰当的。
《爨宝子碑》是兼有字体美、笔画美、章法美、镌刻美的碑刻艺术珍品，国学大师康有为先生对《爨宝子碑》赞不绝口，在其所著《广艺舟双楫·碑品》中称它：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当为正书古石第一”。该碑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和汉文化艺术相融合的产物，它滋养了中外许多书法艺术家和汉文字学家及“爨学” 研究者。
另外， “爨碑” 书体艺术在现今的文化艺术生活中还被用于书籍封面题签，如《爨史》、《南诏野史会证》等，古朴可爱。用于电影片头字幕也很特别，如电影《林则徐》的片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等都别有风味。
（二）《爨龙颜碑》（图二）
《爨龙颜碑》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像《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笔画圆润刚强，足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画均极为厚重。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同《爨宝子碑》一样，其碑文的书法艺术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为保护此碑而写的“跋” 中说： “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真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是研究我国书法由隶转楷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资料。
（责任编辑：王原茵 张蒙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