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理由对宗庆后提出如下质疑：一个妻女都在国外、为了商业利益才脱离美国国籍的人，会真正为国家经济安全着想吗？一个将财富转移到离岸公司的人，会是民族企业的标志人物吗？一个连依法纳税都做不到的人，会是现代公民的代表和合格的人大代表吗？
达能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从道德上搞臭高举正义大旗的人，可谓釜底抽薪。这就相当于“文革”时期从男女关系方面搞臭政治对手一样，动机十分可疑。如果有关人士真的想为净化中国法律环境出力，不至于在宗氏偷逃税10年之后的今天才公布相关材料。两个高举道德旗帜的对手，道德上都经不起推敲。说白了，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说明中外资企业都已经被逼到了民族主义的墙角。
2006年，全国工商联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其中述及了“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等几方面问题。同样是在“两会”期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也呼吁要警惕外资对我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并购。蒙牛遭遇毒奶粉事件后，中方持股股东遭遇现金流危机，2008年11月，蒙牛精神领袖牛根生抛出涕泪俱下的万言书，让内资企业的企业家们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纷纷从精神到物质上伸出援手。
牛根生在这封广为流传的万言书中说：“股价暴跌，导致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也面临被出售的危险。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方面编织谎言，一方面张口以待……能不能及时筹足资金，撤换回被质押在外国机构里的股份，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公开信披露：“得知蒙牛所处的窘境，为了防止境外机构恶意收购，柳传志总裁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事实上，新东方的俞敏洪、当时还是分众传媒掌门人的江南春、中海油的傅成玉或者送钱救急，或者表示声援，中国有企业业难得的一次集体行动，针对的就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鳄摩根士丹利，他们把蒙牛当成了一面捍卫中国企业地位、颜面的旗帜。
牛根生信末的感谢是虔诚的：“一个犯过错误的企业、犯过错误的行业，一旦重新站起来，那就不再是‘旧我’，而是一个千恩万谢、千思百虑、千方百计向全社会赎罪的‘新我’”。
牛根生与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抢救、集体救赎行为并没有换来国内民众同等的感应，这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神经已经迟钝，而是蒙牛触动了底线，结石儿童是难以磨灭的画面，测试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道德底线，与法律的公正底线。
到最后，与宗庆后一样，内资外资的界限也模糊起来，让民族主义者的感情无所依托。中国企业主或为享受优惠政策、避开法律困扰设立离岸公司，或自己或者亲属披上外籍人士的大衣，此种企业主的集体国籍大逃亡不仅暗示了本土市场环境的恶劣，产权保护的不完备，同时也让他们的民族主义诉求从根基开始腐烂。
2008年蒙牛中期业绩报告的抬头写道：“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从一开始，蒙牛就是一个“开曼群岛公司”，实际控制人就是摩根士丹利。这是国际金融巨头的传统手法，在最为宽松的免税岛进行资金运作。2002年6月5日，摩根士丹利在开曼注册了两家壳公司：China Dairy Holdings（中国乳业控股）和MS Dairy Holdings（摩根士丹利乳业控股），第一家作为未来接收自己对蒙牛投资资金的账户公司，第二家作为对蒙牛进行投资的股东公司。几天之后，中国乳业控股在毛里求斯设立了全资子公司China Dairy（Mauritius）Ltd.（中国乳业毛里求斯有限公司），而这个公司恰恰控制了后来所谓的“蒙牛股份”。通过这样的设计，2004年上市的主体根本就不是“蒙牛股份”，而是注册地点在开曼群岛的中国乳业控股。“蒙牛股份”只是其境内的一个孙公司，是个车间。这就决定了，这些参与国际资金对赌的企业，实际上身份暧昧不清，他们很可能只是国际资本建立中国乳业王国的一枚棋子，拿着对中国乳业控股的投资计算“蒙牛股份”的股价就变得毫无意义。
与此次事件前后呼应的是美国凯雷收购徐工案被三一重工搅局等事件。人们怀疑，外资在以强大的实力威胁中国产业安全，而可口可乐在2008年宣布收购汇源，似乎凿实了此类指证。在中国每年的并购案中，民营企业大多数是被并购者，而外资则是并购方，外资几乎消灭了中国的日化行业，消灭了中国大豆行业，让中国企业家心意难平。
每次外资收购都会被阴谋论所笼罩，而阴谋论到最后被证明不是空穴来风，粗糙的阴谋论掩盖了中国企业主国际视野的不足，竞争力的疲弱，也反映出企业主对于资金不足、制度供应不足等国内市场制度性顽疾的深恶痛绝。
利益源源不断流向国际投资者
如果说很多国人对产业争夺战还能冷静作壁上观，面对外资入股中国最具垄断地位的公司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就再也坐不住了。最近的一波收割大潮起自于2008年年末，既体现了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困境，也体现了国际国内金融机构估值差距之大，让中资金融机构成为肥硕的绵羊。
从2008年12月31日开始，中国金融机构遭受暴风雨般的减持考验，外资机构投资者折价大笔抛售股价：瑞士银行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抛售了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美国银行2009年1月7日抛售56.2亿股建设银行H股，同日，香港李嘉诚基金配售中国银行20亿股股份。与此同时，坊间传出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将加入减持行列。事实上，早在2007年11月，淡马锡公司就曾先后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H股及2.8亿股建设银行H股，据估算获利在30亿港元以上。那些焦头烂额的外资机构以中资银行股为现金奶牛，缓解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
此轮抛售潮中，通过抛售中国银行股票，瑞银集团获利3.49亿美元，李嘉诚基金获利2.21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获利8.10亿美元。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70.96%、75.48%、51.51%；年复合投资收益率分别为19.57%、20.62%、14.85%。
更令国内普通投资者气愤的是，这些境外战略或者财务投资者在初始入股时，入股价大多在每股1~2港元的区间，以净资产估值，中国金融机构的无形资产都未评估在内。
中国大型企业IPO几乎都在上演相同的悲剧，中国石油的内外发行价更是相差10倍，所以中国石油一上市，巴菲特就赚了数百亿元，瑞银集团也赚了数百亿元，而投资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却被套资金接近3 000亿元，相当于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的10倍。这条路径是，向外资输送利益，国内高价发行，解决了大型企业的资金瓶颈，由国内投资者买单，中资企业得到美元或者购买高价资源，或者因为外汇风险敞口贬值，或者进行名为套利保值实则购买结构性投资产品的投资活动，比如国航与东航等航空公司在航油上进行套保亏损上百亿元人民币，将所获资金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奉还给外资。
有种种理由为当初的廉价辩解，比如，当时中资金融机构处于技术破产边缘；比如，在国际市场上市，定价权主要掌握在国外机构投资者手中；比如，只有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才能在境外成功发行上市—这些理由客观存在，但这些事实无法遮盖住如下疑问：为什么在国内资金并不匮乏的前提下，要把定价权让给外资？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什么要把廉价期权出让给国外金融机构？以净资产评估定价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让国内投资者分享？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我们吸引外资希望达到的引资与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双重目的是否已经达到？很难说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建设银行，其公司治理水平在没有引资的招商银行之上。说到底，如此定价是对内生的资本市场与治理机制没有信心，必须假借外资之手来实现。
2005年，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成立10周年的年会上，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平表示，在中、建两行的引资谈判中，有五大问题成为制度性折扣的原因，主要包括：历史和体制因素给国有银行造成的社保问题、沿袭数十年的国有银行高管的行政任命方式、频发的经济丑闻、政府干预和外方不能控股的限制，都成为海外投资者谈判时要求折扣的筹码。反观银行业改革历程，高管官员化、政府干预、运行成本过高、外方不能控股，这些症结时至今日仍未解决。而汇金与外资投资者同获厚利的事实证明，我国金融机构大小非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权益，看上去像极了专门的利益输送渠道。
理解外资获利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经济殖民的阴谋论，一种是内部市场机制不健全、技不如人论。经济殖民理论之所以受到追捧，不仅仅因为这种理论最为煽情，而是因为这一理论毫不留情地刺破了中国经济的脓疮。但是，他们指出现实，却无力解释这一现实。
中国的不幸，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历史名将左宗棠曾经仰天悲叹：一个李鸿章，抵得上十路法国大军。现在则是几只美国鹦鹉，就能影响中国70万亿元金融资产的去向—这样的解释实在过于晚清化，过于义和团化，过于苍白。
抨击贱卖资产论、抨击汉奸和买办最严厉的张宏良，大谈中国金融正在殖民化，“比资产流失更可怕的是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的控制，要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殖民化改造，主要有两条途径，就是控制这个国家的产业和银行，明确外资金融机构正在有条不紊地沿着这两条途径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改造”，路径是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美林证券、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金融集团控制中国产业。
金融集团扫荡中国产业，由于它本身不是产业集团，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先进技术，它们控制中国产业买卖中国有企业业，完全是在炒中国资产升值，一旦达到升值目的，它们就会立刻脱手，把中国产业摔得粉碎。由于这些公司中每一家的自有资本至少都超过千亿美元，那是任何国家的产业资本都无法抵挡抗衡的，扫荡中国产业如同巨型航空母舰扫荡小小扁舟，目前中国的28个产业中已经被这些金融巨无霸控制了21个，很快就会控制全部。所谓“市场换技术”完全是买办精英集团为外资扫荡中国所作的舆论欺诈，误导了中国决策，蒙骗了13亿中国人民，而最终悲惨买单的却是13亿中国人民。
现代金融集团如同一只硕大无比的财富章鱼，触角伸入各个产业内部，和各个产业融为一体，形成整个社会经济的唯一龙头。从2007年12月11日中国提前一年开放金融市场时，控制中国银行的过程就开始了，有人会认为控制中国银行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会看到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在逼近的现实，目前全国金融资产是60万亿元，其中银行资产是 44万亿元，按照巴塞尔协议①8%的规定（我国一般5%就可以控制），有3.5万亿元的资本金就可以控制这44万亿元银行资产，而控制着3.5万亿元资本即便按照最高控股率51%（由于股权的日益分散，实际控股率很低），也不过是1.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也就是2 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用2.000多亿美元就可以控制中国的银行，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2 000多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花旗、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任何一家公司的自有资本都超过2 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别说是现在这些金融巨无霸都已经进来了，即使是进来一家，在财力上就能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
张宏良先生所说的惨状在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美国金融集团正在经历凤凰涅的剧烈震痛期，华尔街投资银行成为历史名词，截至2009年2月，美国前四大金融机构在道琼斯指数中所占的比例只有3.6%，还比不上一家沃尔玛，而中国的银行也都有外资入股比例的限制，中国金融机构庞大的非流通股，决定了任何取得控制权的努力都是白搭，除非是政府有意为之。
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国门，但成功案例甚少，许多企业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买单者。民营企业发展期积累的自有资金无法找到更适宜的投资渠道，在市场低迷期又难以得到税收、资金等各种市场资源，国外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之类惩罚越来越多，这就逼迫中国民营企业放弃国内大市场，转战国外。但国外一个小小的规则变化就能让中国企业面临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