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及时购股，言出而行，意在说明上市公司控制的大非与参股的小非们不同，是有责任感的一族。
上行下效。地方政府与地方国资委提前布局，坐收双重之利。2008年8月初，重庆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市政府已向市国资委明确提出，控股相关上市公司的重庆各国有集团，对自己持有、管理的“大非”，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不得减持。国有大集团在现阶段不仅不应减持，而且应合理规范地增持相关上市公司股份，或由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规制订股份回购方案，以维护股价稳定。2008年9月19日，上海国资委表态支持和鼓励出资监管的国有企业增持下属上市公司股份，支持所属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并率先表示，市国资委出资监管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大小非”股份。
机会主义的理念必然产生机会主义的操作手法，央企增持行为可能导致大股东高抛低吸，人为把股价稳定在某个区间，为了解决大小非问题，资本市场进一步演变成庄家下场亲自参赌的不公平赌市。投资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在重庆市政府下令“大非”暂停减持之前，重庆国投这位重量级“大非”疯狂减持，从2007年1月开始，重庆国投分22次减持了包括华神集团、四川美丰和重庆路桥3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获取10亿元以上的资金，重庆国投屡次高位减持，大股东地位照样坚不可摧，而在低位增持，还获得了响应号召的美名与市场伦理偶像的光环。
人们当然有理由质疑，这样的增持到底是为股市稳定，还是利用大资金的力量，赚取差价。中国的股市主要不取决于证监会，而取决于国资委，救市的号召者就是国资委，增持与回购的主力是国有控股公司，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政府救市使大盘蓝筹股力挺股市站在2 400点左右摇摇欲坠的高位。政府信用担保能支撑到什么时候？这些信用能否以合规、透明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以往曾经有过市场参与者不诚信的教训，政府的信用是否给游资庄家接了盘？或者，政府资金是否会成为高抛低吸的庄家，在低位买进，等6个月之后看时机在高位抛售，赚取真金白银？
央企增持不过证明了中小投资者边缘化的地位。中国金融机构的最大救助者汇金公司是政府的“准平准基金”，最后托底人是政府；央企大股东增持，其实是国资在左右手互倒。每一轮救市，都增加了大股东的权利，导致市场公平的天平更加倾斜。这是资本市场长期的资源输送形成的既定格局，我们可以要求改善某些技术细节，却无力在一夜之间改变股市的基础，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资本市场都会是央企改革的工具。如果有人从根本上质疑资本市场定位，他们也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好的路可能是退出资本市场。
有企业愿意配合政策增持，但很少有上市公司愿意回购，因为回购多数时候要把回购的股权注销，上市公司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就算不注销，也会丧失分享红利的权利。而上市增持虽然暂时付出部分现金，却能在未来得到加倍偿还。
不仅如此，由于增持是维护稳定、响应号召的自我牺牲，央企增持可以要求政府在其他方面予以补偿，最重要的是获得金融支持，堤内损失堤外补。从2008年中报来看，绝大多数公司的现金流都很紧张，能够拿出大笔真金白银来增持的还是少数，因为上市公司通常信奉规模扩张战术而不是提高内部治理结构的战术。在资金有保障的情况下，做大总比做强要轻松得多，也更容易显示成绩。
李荣融在鼓励央企增持和回购时，特别提到金融支持。有关部门心知肚明，央行在2008年4月中旬到6月底发行中期票据，规模远超公司债和企业债。证监会也对一些大型公司发行公司债大开绿灯，如果央行以中期票据向大型央企提供资金支持，公司既获得了低廉而畅通的融资渠道，又可以增持股份待价而沽，对于央企大股东是极大的利好。实际上，这相当于央行以扩张政策，通过央企控股股东之手为股市托了底。
一手向政府要钱，一手稳定股价，国有企业又不会因此减少一份股权，减少一分红利。既然如此，上市公司有什么理由不增持呢？不过，增持左手倒右手的游戏一旦被看穿，就很难继续玩下去了。
增持最终异变成为庄家坐庄、大小非出逃。不断披露的事实让人联想到庄家拉高出货这一A股市场的传统戏码。只不过，以往庄家是机构投资者、是成群结队的私募游资，而现在转变成从产业资本家向金融资本家转身的大小非。表面上是上市公司增持，背后却是大小非出逃。
有实力的大股东垫出真金白银掩护大小非出逃。金风科技炒作新能源，股价大涨，有人认为是大股东推高股价高位抛售，而金风科技频频传出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等负面传言，却被新能源题材偷偷遮盖。很快，有认真的媒体披露，部分公司增持公告的背后有小非通过大宗交易大量出逃，比如美的电器、中联重科、山西焦化、建发股份、新大洲A等公司。不仅如此，回购第一股的天音控股以及紧随其后的海马股份等，都被市场人士质疑为限售股和债转股铺路。
虽然增持从手段上来说更阳光一些，但上述做法本质上和那些庄家找个托拉抬股价的做法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大非为小非铺路，机构为个人铺路。说白了，不过是因为某些大小非的钱能够找到真正的主人，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非常常是钱无头、债无主，在二级市场形势不佳时，普通投资者或者深套其中，或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迟迟不跟进，代表产业资本的其他大小非又急需现钱，实在也找不出比让无主钱垫背更好的办法了。
机会主义应急救市法之二
这边厢大小庄家在炒作大小非解禁题材，反常拉高出货，那边厢境外市场对于大小非解禁的股票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判断。
不顾2008年年底的承诺，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通过投资银行中介向国际机构投资者转让了建设银行股份56.2亿股，占建设银行全部股权的2.41%。美国银行抛售建设银行56.2亿股H股，每股作价3.92港元，与1月6日H股收盘价有12%的折让，稍高于A股价格。美国银行一抛售，两天时间建设银行的H股股价就暴跌15%，拖累中资银行股全线杀跌，1月7日国有企业指数下挫4.63%。可见，就是国际投资者也害怕大小非，A股市场的三层估值体系十分清楚，A股市场高于H股，H股高于大小非。大小非一发威，H股市场也只能低头认栽。
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熊市，普通投资者不接盘，政府基金只好买单求稳。美国银行抛售，建设银行成交量暴增，有理由怀疑，类似于汇金这样的政府基金，又充当了为限售股铺路的冤大头，低价卖出，高价接盘，维持稳定。
在增持与回购效应逐渐减弱，负面新闻渐出、炒作逐渐被淡忘之后，另一类机会主义呼声响彻市场—用社保基金承接大小非。经济学家李稻葵提出，“让社保基金通过某种制度性手段来接手大小非，既能有效缓解大小非减持难题，又能把社保基金做大做强”。
听着很美，实则难行。这个建议是将国有股大非主要部分行政划拨给社保，以达成三个目的：一是补充社保基金。社保基金2007年年底总资产为5.000亿元左右，李稻葵先生认为，社保基金至少需要3万亿~5万亿元，才能比较好地运转起来；二是让大小非不流通，冻结大小非对短期市场的冲击。把一部分的大小非，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大非的“大头”，通过某种形式注资到社保基金里，通过制度安排要求社保基金能够比较长期地持有这些股权，既解决了大小非难题，又为社保基金进行资本准备。最后一个没有明说的目的，是稀释国资委手中所持股权，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市场化。
把部分国有股权划转入社保，无论是发行特殊国债也好，还是股权直接划拨也好，划入社保可能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加市场化。国有控股部分划入社保，实现了国有企业红利属于全民的纸面承诺，起码社保基金不会像个婆婆，直接干预企业的运作。
但以为国有股权划转入社保就能解决大小非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人在重蹈国有股减持的覆辙。不管是国资委，还是社保基金，都是准政府部门机构。社保基金得到大小非可以暂时不减持，不过，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国资委也能做到，不仅不减持，还能象征性地增持一些。
把国有股权从国资委划转到社保基金，从本质上来说，与国有上市公司一样，同样是一场准政府资金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把大非划拨给社保基金，命令社保基金延长大非减持期，普通投资者受到的损失从总量上来看，并没有变化。拉长大小非的减持周期，无非意味着中国股市在社保减持之前，永远处于定价失误的状态，普通投资者头顶永远有无形的手加以左右，这样的市场更没得玩。
令人费解的是，弥补社保基金的巨大缺口，却屡屡以破坏中国股市的公平和诚信为代价，这种破坏还加上了一件社保基金为国为民的华丽外衣，动不动就是市值减持，让股市投资者哑口无言，大吃哑巴亏。
市场会说话，当初周小川先生任证监会主席时，从财政部到证监会，众口一词推进国有股市价减持充实社保，认为对股市、股民有益，结果是连续数年的大熊市。而后周小川先生从证监会主席回到央行行长任上，不会对股市轻易下减持之药，而国有股减持时代的财政部长戴相龙先生成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难道会再次在社保基金救市的幌子下，破坏股市定价体系？股市轮回，事隔10年，不料国有股市值减持挟带了大批小非的私货，重返证券市场舞台的中心。
什么平准基金接盘、社保基金接盘等等怪招，说到底，不过是想找到一个无主的冤大头替大小非买单、替制度性高溢价买单罢了。没有学者愿意正视源源不断的大小限，虽然这是A股市场最可怕的病症。如果大小限不解决，新股发行不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就难以承受最后一根稻草的冲击。以社保基金解决大小非，大小限该怎么办？大小限不解决，解决大小非意义不大。
最后，救市迫切之急，有关方面索性对于2008年年底开始的大规模信贷有可能进入股市眼开眼闭，中国《金融时报》还在2009年4月9日发表了一篇颇为自得的分析文章《流动性之惑，仍是推动股市的主要力量》，文章似乎在说，只要央行扩张货币，大家就买股票吧。救市用上了终极手段，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体制内的市场分析人士有意无意之间替所有不愿改革新股发行机制的人代言，只要想在仕途上进取的人都无意触碰中国股市公平竞争这根市场最敏感的神经。
撇开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奢谈救市
机会主义又一次撞上南墙，无论是创业板传闻，还是政府的积极财政计划；无论风言风语的平准基金，还是让资本市场摆脱颓势，管理层都只能向新股发行机制这一症结动刀。
新股发行机制从源头上制造出估值泡沫，新股发行慷慨给予上市公司及利益代表发行溢价，又给予无可置疑的控股权，还让他们拿到日后利益可以翻上十倍甚至数十倍的大小限筹码。既然大小限从新股发行机制而来，撇开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就是奢谈救市。
首先要解决IPO与增发限售股过多、成本过低的顽疾。以中石油上市为例，其总股本为1 830亿股，如果按20%的比例计算则有366亿股上市流通。如果以其每股高达48.60元的上市首日股价计算，则需要1.7万亿元资金，如此市场必然无法承受，估值中枢必然下降，中石油的巨大泡沫必然变成小泡甚至无泡。岂止中石油，我国大盘股上市几乎都是中石油的翻版，一个巨型泡沫连着另一个巨型泡沫。
从源头上改革大小非、大小限的办法是改革新股发行机制，或者对大小非、大小限征收累进制资本利得税，或者对于新股发行机制部分中的限售股减持进行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