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上烙下深重印迹的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佳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薪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2005年、2006年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屡屡见诸报端，2006年年底，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已高达1 000亿，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高达72.2%，仅有6%的农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我国出口主导型经济以压低生产要素、压低价格战胜他国产品，劳动力价格被一压再压，这使得农民工多年来处于仅够温饱，而无法满足对自己及下一代进行投资的困境，形成低级打工者代际传递的贫困链条。
迄今为止，农民工仍受缚于土地，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得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千万农民工受惠初级医保，与两亿基数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更恶劣的是，一些沿海城市政府要求工厂为农民工缴纳社保，当农民工离开当地后这笔钱却落入地方政府的腰包。
如今中国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农民工群体遭遇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是失业冲击，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年底时会有1/4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引起500人失业计算，将引起87.5万人失业；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
农民工失业不纳入官方失业率统计口径，从表面上看不会形成严重的就业问题，事实绝非如此，农民工就业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几乎大半壁江山，如今卷铺盖回家种地，只能说明我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城市化进程遭到梗阻，而我国制造业缺乏专业的生产者，制造业升级遥遥无期。
面对经济下行，有关方面作出预案，防止突发事件发生。2008年10月28~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率先来到广东，调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就业问题。陪同此次调研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人士透露，“国家希望广东方面积极稳妥做好倒闭企业的劳动保障工作，地方要做到预警并做好应对”。不到一周，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于2008年11月4日下发《关于积极稳妥做好我市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紧急通知》，意在保证在出口经济失速、大批工厂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保障失业农民工不被欠薪。在通知中，深圳市劳动保障局要求对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要打“提前量”，想方设法与企业共度难关。深圳方面正在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劳资纠纷潮开辟“绿色通道”，以加快解决劳资问题。
稳定社会很重要，对于中国经济与城市化而言，更重要的是让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链条的农民工有光明的就业前景。政府担心的是突发性事件，对于社会影响更大的是绝对贫困阶层的增加。农民工的就业前景、国民财富增长的前景在哪里？让他们沉默地回到农业社会忍受贫困，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是这个社会的倒退。
目前，政府已开启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大门，在铁路、轨道交通等领域投入巨资，解决经济失速与就业问题。在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中，能否考虑农民工就业指标，是否能给予吸纳90%以上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是否以降低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转型的办法拉动内需，使农民工不至于成为土地与工厂之间的无巢候鸟，是否将那些有名无实、徒然增加企业负担的保障缓一缓，让企业有喘息之机，这些，才是根治目前农民工失业冲击波的治本之策。
诸侯市场、血统工资造成极大的风险，使无背景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低工资将从农民工等最弱群体向大学毕业生就业人群、并且迟早会向所有没有权贵资源的就业人群蔓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雄辩地证明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国家统计局曾经有一个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在大比例上升，2001年为115万名，2002年为145万名，2003年为212万名，2004年为280万名，2005年为338万名。
全球金融危机重压下，2008年中国已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个“就业岗位蒸发”。不仅如此，本来应该成为消费中坚力量的毕业大学生面临饭碗问题，致使我国潜在失业率增加而消费景气下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中国2008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超出登记失业率的两倍还多，2009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这还不包括100多万名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
中国社会调查所在上海、北京、深圳、石家庄、郑州、成都、沈阳、武汉、厦门、哈尔滨、西安等地抽取1 000位应届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到2009年2月底，2009年大学生就业率整体为35.6%，之前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力争2009年大学生就业率达到70%，现在距离目标完成尚有一段距离。
政府了解2009年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困难，想出种种应对办法。湖北等地希望返乡的农民工能够自己创业，比如发展草药种植、养牛养猪等，不过，这只是一时之计，养殖业风险极高，也无法解决土地大规模使用等问题，手中无钱的农民工不可能成为农场主。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正在各县市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对入园农民工创业者给予培训、场地、税收、贷款等扶持，计划两年建设300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每年扶持10万名农民工自主创业。这是对中小企业的典型扶植方法，从以前的经验看，除了养活一批基层干部之外，效果不会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社会花费大量资源培育学业与现实脱节的大学生，将培训资金撒胡椒面撒到各个农村，而对于市场急需的技术工人等投入却极端匮乏。
政府如此大手笔撒钱，还不如踏踏实实给予中小民营企业公平待遇。如果政府能够意识到在中西部发展中小企业的战略意义，将东部地区的市场规则推广到中西部，而不是只盯着政府项目，中西部的数亿农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各地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都是中小企业。在美国，约有2 500万个小企业，全美67%就业者的第一份工作就始于这些小企业；在欧盟，1 800万个企业中，小企业占93%；我国台湾省，小企业就业人员占总数的78%。我国新增的就业人口同样由民营中小企业消化，按照2006年的数据，近年来民营经济所吸纳的劳动力占城镇就业增量的80%左右。在农村地区，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在民营经济中就业。
发展中小民营企业，鼓励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零门槛创业，比给予数万优惠措施要实用得多。政府繁忙的手使社会自主创新精神被放逐，大学生的理想是当上旱涝保收的公务员，社会激励机制出现逆向选择，这就意味着，未来政府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负担，创造更多的公务员职位，来满足大学生的就业所需。
一个社会，公务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政府成为人才聚集地，和人才闲置所，这个社会的未来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