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都能看到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限制性文件出台，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和对垄断的另类解读搅成了一锅粥。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中央企业2005年全年将实现利润6 000亿元，大大超过2004年的4 880亿元，但他否认了“央企的赢利大户中很多是垄断企业”，他表示，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已经几乎没有垄断。李荣融认为，央企赢利大增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这些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挑战常识的说法受到大众的质疑。
体制内对于国有企业不公与低效的指责声音并不低。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2007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高储蓄率并非来自居民个人，很大程度上来自企业，特别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应该通过征税、分红等形式让全社会都分享到他们的高额赢利。”
从决策层到民间都有强烈诉求，即独享社会资源的垄断企业应该通过税收、红利等形式还利于民。中国是否需要庞大的央企参与国际竞争、保障中国经济安全？这一争议极大的话题从未取得过共识，所有人都清楚，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低效，所谓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不过是一块不愿继续经济体制改革、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遮羞布，垄断性国有企业还有第二块遮羞布—还利于民—如同挂在民众鼻子前面天天可见却从来都吃不到的胡萝卜。
这样的迷梦因为国资预算第一年国有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国资委向航空、电力等央企大规模注资而清醒。2008年11月26日，国资委公布了2008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额为547.8亿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将下发至央企。其中，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中央企业新设出资和补充国有资本的预算支出270亿元，约占49%；用于支持特大自然灾害中损失较重的中央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的预算支出196.3亿元，约占36%；用于推进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预算支出81.5亿元，约占15%。国资委经济中心副主任李保民称，国家对央企的注资实际上早已启动，中铁铁建等企业已经获得了注资，用于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国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财政收入，4万亿元的投资主要从企业资本金上注入，以降低企业的负债结构。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程伟称，将来这种注资行为将成为常态。国资税收是不可能吃到嘴里的美食，能够吃到嘴里的将是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低效的毒药。
从性质上来看，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毫无区别，他们并非公益企业，而是致力于市场竞争已经业绩取胜的企业，之所以顶着国有制的桂冠，是因为资本来源于政府，也因为以国有的名义可以继续得到政府供应的各种廉价资源。实际上，国有企业考核制度依市场标准而行，国有企业的诉求是赢利、赢利、再赢利，与其把垄断企业当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如当做市场手段为表行政手段为里的资源与利润的掠食者，来得更符合实际。
国有企业实现赢利目标的手段，除了众所周知的排除竞争对手、获取廉价资源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无与伦比的融资能力，企业资本金用于再生产的比例。以石油企业而论，无论是上马一个大型的炼化项目，还是进行钻探开采，或者参股国外油企，所需资金动辄几亿、几十亿元。他们对资金的饥渴程度比赢利能力不遑多让，对这些企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融资，最不是问题的也是融资。一则消息可以印证这一点。中石化2007年9月表示，与福建省、沙特和埃克森美孚的合资企业“福建联合石油化工”，与内地11家银行签订300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融资贷款，人民币贷款期限为20年，美元融资期限为15年，这是至2008年底为止我国中外合资企业的最大项目融资。
2008年中国铝业宣布以195亿美元收购力拓部分资产，中铝前党组书记、前总经理肖亚庆曾表示，“中铝目前不算力拓的项目资产负债率为60%左右，固定资产2 900多亿元人民币，在这个负债率下自有的资产顶多也就1 000亿元”。国内银行成为央企钱袋，中铝不讳言并购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融资。据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资大型资源企业多个海外并购项目中，中国银行提供的融资金额累计高达136亿美元。在2008年前10个月，中国银行累计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海外银团贷款50亿美元。2008年1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并购贷款的开闸，突破了实施12年的“商业银行贷款禁止用于股权性质投资”的规定，被认为是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的另一个重要开端，同时将为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央企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8年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2002~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加1.5万亿元，销售收入年均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年均增加1 500亿元，上缴税金年均增加1 000亿元。不仅如此，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从来都是国内资本市场的主角，最有力的融资者。通过国资委大力推动央企的改革重组和资产的证券化，153家已上市央企的总市值从2005年底的1万亿元增加至2007年底的5.21万亿元。央企几乎占据了公司债发行市场。截至2008年12月底，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到15.11万亿元，比2007年末增加2.78万亿元，增长22.5%。2008年年末，企业主体债券合计为1.75万亿元。加之纳入国资预算的政府补贴，外汇储备为央企并购护航，央企并购“不差钱”是事实。我们无法逆推，如果十几万亿元的资源用其他方式进行配置，中国的经济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可以理解，央企出于自身利益以及未来长远发展的考虑，一定会在上缴红利的大限到来之前，想尽办法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大干快上各种项目，到时间，政府无利可收是个可以预见的结果。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正是有关方面大力促成的，难道他们此时会对垄断企业的产能扩张说不？谁能承担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
虽然没有上缴红利，垄断企业还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因为他们是纳税大户。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6年纳税500强排行榜，以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代表的资源性行业和以烟草为代表的特殊性行业占据着压倒性统治地位。
央企之低效率、高成本
上述赢利数据与另一组数据相互辉映，反衬出垄断企业在我国经济与财政收入的大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据财政部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在钢铁、石化、机械、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强力带动下，国有企业实现利润7 535亿元，同比增长31.5%，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5 418.3亿元，同比增长29.6%。
这些数据能够证明国有企业体量很庞大，但无法印证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造福民众的能力。国有企业走出国门的战役赢利的不多，亏损的占绝大多数。即使只计国内市场，赢利减去亏损，数字仍将逊色不少。按照孔善广先生的计算，从1998年到2005年，国有企业赢利近5万亿元，亏损近2万亿元，利润3万亿元左右。期间，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合计就达1万亿元；国有企业利用廉价资金导致市场配置负效率，共计损失1.6万亿元左右；加上财政部2003年、2004年核销的7 500多亿元的损失，事实上，垄断企业的赢利根本无法支付成本；如果加上改制成本等隐性损失，恐怕财政支出更多。
央企之外的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改制所支付的代价同样不菲，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成本在上万亿元，据估算，仅农业银行一家的改制成本就达1万亿元。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些银行通过改制可以真正提高效率，否则所有这些沉没成本将由民众共同承担。事实上，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注入大量资金、划拨地块而无力回天的情况不在少数，为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改制而设立的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最终回收率在20%左右，而这些管理公司最终演变为金融市场的垄断巨无霸。为此支付的公共财政当然不会凭空而来，要靠劳动者的税收与低薪以及高价拍卖地块等来填补。
直到现在，国有企业改制成本仍然是不堪承受之重。由谁收取央企红利的问题在财政部与国资委之间纠缠了数年，折中方案是财政部获得预算权，国资委系统掌握分红权，有关人士还提出红利使用的具体方案，设立国有独资的基金公司或者基金会，它具有公益性，目的不是从改制企业中赢利，而是帮助欲改制企业走出困境，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营利性国有企业上交的股息、红利和税收。以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名义，仍然要填国有企业改革的无底洞，红利分配中哪有社保基金、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容身之地？
顺应形势，国有企业换了一种掠食方式。在做大做强的名义下，国有垄断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得益者，国资整合大幕刚刚拉开，国资委将把央企土地、矿产资源、市场独占权等要素资源全部证券化，以便从资本市场获取最高的回报。在国资重组的名义下，在2006年的牛市中，百元左右的高价股层出不穷，这是初级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加长杠杆圈钱的常用手法，小部分是让利于民，实质是把已经出售过的资源以价值重估的名义高价向普通投资者重新出售一遍。
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紧缩周期到来之前，我们耳边不时听到对资源价格上涨的愤怒声讨，以及中国普通劳工工资数年不涨的抱怨。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劳动力资源过剩而石油等资源类产品紧缺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和通胀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挤压劳动者的福利换取高速增长，本应由国内民众分享的经济增长红利通过人为压低的货币与产品等渠道流向了世界。
直到现在，国际销售商仍然在挤压中国产品的价格，中国政府放宽出口退税的尺度，国际销售商就相应压低价格，向中国制造商步步进逼。中国无法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无法用市场的货币尺子给产品标价。
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现实决定了中国将在很长时间内被锁定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大量未经过培训、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的劳动力成为出口制造企业主力，产权保护的不完善和在世界资源定价权上的失语使得加工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步履维艰。更重要的是，过分依赖境外资源而忽视培育本土内生市场资源，以垄断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特权挤压国内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对出口导向型的路径依赖越来越严重。
随着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出口主导模式风险大增，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还在其次，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能维持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多数底层劳动者无法培育出高素质的下一代，很有可能陷入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争取生存权、为争取生存权进一步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政府已经着力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加大对企业环境保护、职工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是跳出这一循环所作的努力。
这一努力受到金融危机的考验，受到垄断企业的挑战。政府创造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环境才是关键。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1月14日发布当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预测水、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将加快推进，公用事业产品价格会陆续上调。价格上行风险引发通胀风险，最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能源价格提高、也不在于企业成本上升，而在于独享廉价资源的大企业没有能够创造出与此匹配的价值，没有让生产率同步提高。世界银行等机构总结东南亚与日本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再三强调了这一点。当然，国际资本大鳄以能源进行的资本大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旦支柱性企业如资源垄断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普遍低效，其成本必定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增加税收、压低社会保障水准等办法转嫁给全体纳税人。而在资源、碳排放权成为当今世界另一硬通货的情况下，垄断资源分配权进而提高资源价格成为经济战的常用手段。
国有企业改革是倒逼式的改革，低效的国有企业与失败的改革路径曾经使中国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现在，历史正在被遗忘，人们希望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奇迹发生，而用垄断方法不能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化的急先锋。
我们不得不用一把失去准星的尺子度量各种产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我们不得不忍受因狂热购买、企业低效而产生的资源价格的上涨。一个失去准星与分配不均的发展模式很难让人长期忍受，目前的改革之路仍然未找到新的突破口。
民营企业走在国资与外资夹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