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教徒“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专为你们而设。”杨同志首先在学习班上讲话，以便说明今天同这班人坐在这里的目的。“设这个学习班目的何在？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在班内畅谈教会内的一切事情，揭发教会内一切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事情。你们不知？有人会这样说，但，不要紧，我们的同志会邦你们。很耐心地邦你们回忆，邦你们摆脱教会加在你们身上的任何束缚。你们自己说就最好，不说呢？怎么办？无紧要，我们有的是时间，会等待你们自已开口说。当然咯，越快说出越好。否则，要我们“邦”，那就麻烦多了。有人心里会问，这个学习班会办多久？哈哈！好答复，谁能干脆利落地坦白说出教会的一切，交待清楚，即“讲清楚”，就可以立即出去，“毕业了”。但如果老是顽固不化，用钳子也撬不开咀吧，那就待在这里吧！三、五、七日，十日八日，一头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我们奉倍，坐下去，让你交待。当然咯，我们不可能长期等下去。对于态度恶劣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七斗八斗地斗他过来，我不相信会有人硬得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
杨政委无怪他是政治委员。他在部队中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使他有一套完整的思维，就是用毛泽东思想作政治攻势，政治攻心，又骗又吓，软硬兼施，连消带打。这种方法，不管用在士兵，抑或今天搬来用于知识分子上，看来还是十分有效的。因为眼前这班知识分子为主的人，从来与政治无缘，根本就不想过问政治。以前院党委为了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加强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每星期必有一晚安排政治学习。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随大流，“操正步”，“上面”印发下来的讨论提纲，大家都按统一的调子发言，思想上很少对政治感到有多大的兴趣。除了部分积极分子之外，他们只热衷于钻研业务，而无暇分身于深入去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立场。当然咯，在纭纭众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些人满口马列主义，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不过，这些理论，对于他们，就如同一堵墙，外面用五颜六色的、美丽的墙纸，给它包装得使人一看，便觉得舒服自然吧了。可是现在政治管到他们的头顶上来啦！原来政治是这样的！孙中山曾经讲过：“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大概孙中山那时不懂得阶级斗争，不懂得用斗争的观点去阐释政治的含义。毛主席就不同了，在他伟大的一生中，都是从斗争中渡过的，他对政治的阐释，与孙中山大相径庭。政治就是斗争的哲学。甚么事情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个天翻地豆，斗个你死我活！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斗来斗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绝无妥协的余地，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这么着。他们根本预料不到，听了杨政委那一番话之后，吓得六神无主，他说的话中有话，连软带硬，真不知所措。
“今天，你们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一边学习，一边联系自己、考虑自已的问题，一边写交待。其他的事情，不必去考虑。家庭问题、个人问题，一律不要去想。如果你们真的为了家庭着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迅速交待问题就可以了。否则，自绝于人民，家庭也邦不了你的忙。”
甚么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名堂听起来，顾名思义，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存在于四卷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语录。学来做甚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为甚么要学？就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举个例，就拿今天这些教徒来说，目的是要他们交待教会的人和事，那么学习毛著，就是要你从毛著中找答案，找到要你交代问题的准则，使你自动地交代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起任何标准都要标准的标准，比起圣经还要宝贵的宝书，它的里面，用林彪副统帅的形容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二十个教徒，面面相腼。
在这里，毛主席的著作与圣经进行较量，毛泽东选集必定要战胜圣经！
二十个教徒，拿着红面的毛主席语录，或软皮封面的毛泽东选集，是在看？或是在沉思？反正，都是呆呆地坐着。他们全都集中在门诊三楼，原是会客室。
这是一个颇大的房间。有梳化，有台有椅，随他们坐在那里“学习”都可以，但不能自由出去。大小便都要请示，并且由专政队员跟随。
“李彼得，出来！”现在是专案组、负责宗教事务组组长的何景耀，站在“学习班”的门口，大声地喊。与他在一起的有工宣队的一名队员陈彬。
被喊的李彼得，五十七、八，满头花白，消瘦，有点儿驼背，戴了一副老花眼镜，脸颊下凹，下巴尖尖，是一名典型的怕事老头子。他听到如此大声的叱喝，不由得心惊胆颤地应了声：“系！系！……”
“出来！”何景耀再次叱喝。他颤颤抖抖地，拿着他那“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称呼），一步一抖地行出门口。
“跟我地来。”工宣队陈彬语气较缓和地向李彼得说。陈彬虽然是一个机械厂的钳工，受教育不多，是一名典型的工人大老粗。但他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见到这个老头子李彼得那副怕事的模样，先有几分同情，所以，他没有像军代表那样，或是何景耀那种吓人的威势，改用和缓的口吻，使李彼得略略好过些。
他们三人到达另外一个小房间，那儿有另外一个人，她就是原来内科毕业不久的护士，现在被抽调出来专案组，专门做资料整理的，她的名字是曹丽华，一个梳两条长长双辫年青的女孩。坐在那里专门为了做记录。
陈彬入门之后，随手关了门。
“你知唔知到今天为甚么要叫你入来？”何景耀擘头第一句就问，语气仍是既生硬，又粗鲁，就像一个严厉的法官，在审问一个快定罪的囚犯那样。
“唔…唔…知。”李彼得越是心慌，越口疾。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是不是？”何再问。
“对…呀…。”李彼得一听，原来是问他在美国的事，更加害怕，那是美帝国主义啊！虽然回国之后，也曾同组织上谈过美国的事，可为甚么现在又挖出来问呢？他更加怕了，更加口震震地回答。
“你是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何更加利害地问。在何景耀来审问李彼得之前，他的顶头上司，军代表杨政委教给他一个锦囊：就是对待敌人，一定用“泰山压卵”及“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先使敌人害怕了，手足无措了，无还手的余地，然后再用一轮“政策攻心”，敌人就会“弃械投降”。
杨同志是打仗出身的。多少个战役，都是用大兵团作战，用猛烈的火力，逼使敌人抬不起头来，然后一轮冲锋，必胜无疑。今天，他也是这样用运动战加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来教这位原是做政治老师的何景耀，使他打盈这一政治仗。
果然，李彼得这个“假想敌”，被他一开口，就吓窒了。何景耀内心满心高兴，老杨确有一手，按他的教导下，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一个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他充满信心，满怀希望。不过吓窒了他，并不就是取得胜利。要胜利，就得要他开口讲。
“我…我不是美帝的走狗呀，何同志！不…不…不能这样讲呀！”彼得更怕了。
“先不要叫我是“同志”！谁是你的同志？美帝国主义！国民党走狗！才是你的同志。”他这句话，目的是划清界线，系与唔系都好，先将他抛到美帝一边，让他害怕了，交代了，才再算下一步：“好吧，你说“不”，那么你详细地讲，你在美国的一切，好好交代，我们有记录，不容你抵懒！”
李彼得父亲很年青就过了美国，其后回国娶了他的妈妈，刚生下了他，就携同他母子一起到美国去了。也就是说，他是在美国纽约长大的。在他懂事开始，他只知到父亲开了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养活了他的一家，也给他供书就读。然而，他的父亲对于中国，怀有一份热爱自已国家的浓厚感情，没有因为自已到美国多年而淡薄了对祖国的情感。因此，对于他的儿子－－彼得，除了在美国学习时读英文之外，还必定亲自教他中文。于是，他的中文－－包括讲粤语，写中文，都非常流利。是一个中、英文都能应付自如的华裔男孩。
由于他承受父辈热爱自已祖国的思想，他从学龄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关心起中国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新闻：从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七七事变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他都清楚了解。这个华裔青年，按理，当他成长以后，他应该在父亲的餐馆中做一切可以做的事－－侍应、大厨，以便日后能接替他父辈的生意。
他父母都是基督徒，很自然地，他也在基督的环境中，成了一名热爱上帝，督信主的基督门徒。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激于义奋，离开了自己的餐馆，放弃了在纽约的产业，回到祖国来，希望能为饱受日本拆磨的祖国，做点有益的贡献。回来之后，因他精通英文与中文，于是到了阳关医院，为乡里们做些与加拿大医生沟通的翻译工作，也包括收费、登记及病历资料保存等工作。其后，日本人占领了蓬江，也占领了阳关，医院也沦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也跟随张院长及王淑英医生，暂时离开医院，与助产士的妻子，在四乡为农民治病、接生，作张院长她们的助手。
然而，他生性懦弱怕事，使他无勇气去投笔从戎。
他，简短而不复杂的历史，虽然懦弱，却是一个有中国人骨气的历史，并不使到何景耀满意。
在何的眼里，一个在美国有如此好生活的人，怎么会抛弃原有好的餐馆，好的收入，回到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么辛苦地捱世界呢？按他的想法，他做人的世界观，这是违反人的生存原则，是不可信的！
他的妻子，助产士八姑，也是在阳关医院妇产科的产房内工作，也是一个基督徒。也进了基督徒学习班，正在接受另一批专案组的查问及“邦助”。
“就这么多？这样说来，你是很热爱祖国的喇？我不相信！你的父亲在美国是一个资本家，你有大把钱，你有产业。有谁原意这样有钱的人，会跑回中国来作一个医院的翻译，一个病历保管、兼收费员？你骗谁？你一定有更大的隐瞒。”何景耀的语气残酷而又凶恶，继而，他转换了声调：“我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坦白交待还未算迟。你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长期加入基督教会，长期受资产阶级的熏陶，长期受教会的欺骗，你！加入了一些甚么样的反共组织？参加了些甚么样的美国情报局的组织？应该如实地、老老实实地、竹筒倒斗地，一古脑儿地，交代出来。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何景耀毫不放松步步紧逼这个老人。
他低头不语。他没有再能讲其他甚么东西，要讲的，都讲了。
工宣队的陈彬做好人，劝他：“好好考虑，慢慢讲，不要急。”
何景耀仍继续做丑人。一好一丑，两人唱起“双簧”，从早上九时，只在中午吃午饭时休息了30分钟，又再继续。
中午饭，他无吃，只是呆呆地坐，面对一盒饭，怎么也下不了咽：“我甚么时候参加过美国情报局组织？我甚么时候参加过特务？无啊！无啊！委实没有！
”。他望着墙上卦着的那幅毛主席像，喃喃自语地说：“你是最伟大的人，你说，我似美帝国主义者的间谍吗？我似特务吗？”。
“你怎么了，吃啊！万大的事，也是实事求是呀！”他的爱人在午饭时也回到“学习班”内，一起进餐，见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劝他：
“他们也叫我交待，交待甚么呢？我才不怕，有就有，无就无，有甚么可怕！
”八姑虽是女流，却有女流的胆色，不像他那样凡事都怕。
“可是，我无参加间谍、特务组织，他硬逼我交待！”他痛苦地喃喃地说，尽管他讲得很细声，但八姑仍听得很清楚，毕竟夫妻一场，沟通会比别人容易。
“我讲过，没有的事，他们强逼不了你。你可以很坚决地否认。如果他再讲下去，你也可以拖住说：考虑考虑，这种考虑是无止境的，就是这样。让他去等吧！去查吧！没有的事，是不怕他查的，无就无，有就有，不能将无的，说成“有”，那样他可以反咬你一口，说你提供假口供，欺骗组织，到时你会一身蚁！”八姑讲得很对，可是彼得仍是一愁莫展。
“你讲得虽然有道理，但他苦苦相逼，逼呀逼，我怕！”
午饭后，李彼得又再被何景耀喊出去了。这回没有了工宣队，也没有了记录员，只有何景耀及李彼得两人，真是面对面地“短兵相接”。
中午食饭时，杨政委曾了解过何景耀的情况。这也是作为领导的责任。何景耀如实向他报告了：“李彼得很顽固，除了讲下自已在国外长大、读书、在餐馆做工之外，甚么也不谈。”
“如果这样，下午你单独和他谈话：一是以威严的态度，使他就范。党的政策不容许打他，但无讲不容许吓他。凡是反动的东西，同时也是怕死者，你一吓他，他就软了，就会招认；二是以党的政策攻心，反复说明党的政策：坦白从宽的道理及事实，但必须沏沏底底坦白交待，否则必定严办及重办。从严从重来办理一些狡滑的敌人，是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杨同志的指示，何景耀就按此执行。他带李彼得到医院花圃，坐在近饭堂附近的大树荫下一张靠石台的石椅上。何景耀点燃一根香烟说：
“怎样？吃饱啦？考虑问题有些结果了吧？”他装出慢悠悠的样子问。
“甚么？考虑甚么？”他有点魂不守舍地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