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南方小镇上，一阵清凉的风带着雨后的潮湿气息拥抱着眼前这位衣裳破旧的男孩。他拎着一个蓝色塑料袋，沿着江边奔跑，粉色的夕阳注视着少年单薄的身影，他只想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穿过马路，穿过下棋的大爷、穿过城墙的入口、穿过大门紧闭的寺庙，他的脸涨得通红，拳头紧握着，身后的人个子高过阿泽一个头。他还是没命地奔跑，风从他的耳旁刮过，再快一点他就要跌倒了。
“小子别跑……”
他扭头拐进了巷子里，一位大妈骑着自行车朝他迎面而来，他一个趔趄跌倒在地。
他还是被人抓住了。
那个人像提起一只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拽着他的领口，把他推在墙壁上，他闭上了眼睛，做好挨打的准备。
他说：“我不是故意的。”
“拿了我的钢笔还想跑。”
他委屈极了，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这条小巷里歪七扭八地坐落着一些自建房，正是饭点，屡屡香气窜进他的鼻孔里，他饿了。刚才摔倒的时候塑料袋破了，书本散落在肮脏的路面上，被那个人踩住了。
他重复着刚才的话：“我不是故意的，”他又加了一句，“这是我的钢笔，上面贴着兔子贴画。”
他挨了一顿打，但还是死死攥着钢笔。那个人放开他，把书狠狠地踹到旁边的垃圾桶里。他咬牙切齿，旁边的叔叔阿姨看见了只当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还是一个穿着清洁工衣服的大叔走上前来把他挡在身后。
那个人瞪了他一眼，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他的额头上沁着豆大的汗珠，夕阳的颜色比刚才更深，摩托车的鸣笛声渐起，大人们回家了。大叔把散落在地的书收拾好，擦擦上面的污垢，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双手接过，轻轻地说了声谢谢。那个人是学校初中部有名的混混头子，他不敢惹。
回到家里，外婆在楼道的公用厨房做饭，他蹑手蹑脚地溜进房间，把书本整齐地放在桌上，又飞快地跑进卫生间洗脸。外婆操着洪亮的嗓门喊着他的小名：“阿泽，吃饭了。”他“哦”了一声，对着镜子在脸颊上贴了一张创可贴。
吃饭的时候阿泽低着头，他大口大口地扒饭，外婆往他的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受伤的事还是被发现了，免不了吃到一顿数落。太阳下班了，小镇刚进入夜晚。
昨天发的数学卷子堪堪及格，阿泽模仿奶奶的笔记签了名。他生得秀气，字却歪歪斜斜，为此没少被老师批评。阿泽推开掉漆的窗户，咬着指甲，望向院子里的大树。倏忽间，楼上传来咚咚咚的声音，这是他每天都盼望听见的。
他踮起脚尖把房间门关住，爬到桌子上，把头探出去。
楼上住着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女孩，她叫楠楠，楠树的楠。但是阿泽喜欢叫她棒棒糖。这是阿泽给她取的外号，他说这是他们两个的小秘密。
楠楠压低了声音问他：“你下午怎么没有来？”
阿泽愣了一下，说：“我下午帮同学打扫卫生。”
楠楠嘟嘟嘴，“明天你记得来。”
阿泽说好。
五月的小镇还不是太热，阿泽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他的手腕磨破了皮，他忍着疼，用棉签沾了点红药水，对着客厅的镜子擦拭伤口。外婆对他不是太好，虽然不会打他，却也是每天骂个不停。偏巧他个子生得矮小，成绩也很一般，在学校里坐最后一排，难免成天受欺负。20世纪初的县城小学，孩子们已经无师自通般地学会了抱团。就这样，他每天低着头怂里怂气地上学、低着头怂里怂气地放学。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除了落日以外就是楠楠来找他玩。
阿泽默默地把皱巴巴的课本抚平，钢笔完好无损地躺在桌子上。他想起母亲临走前郑重其事地跟他说，你是男孩子，要快点长大。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记得母亲离开的夜晚，他坐在城墙上，把钢笔抱在胸口，无声无息地落泪。阿泽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外婆不喜欢他。
楠楠用绳把篮子吊下来，阿泽把篮子拿进屋，里面装着一个汉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的笔迹清秀：爸爸出差给我带回来的汉堡，我吃不下。
阿泽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铁皮盒子，把纸条装进去。铁皮盒子里装了不知道多少张这样的纸条，塞得满满当当。他感觉到伤口不疼了，月色也不再清冷。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汉堡，仔细听着房间外的动静，生怕外婆回来发现。半个汉堡下肚，他噎着了，止不住地打嗝。把汉堡用报纸包着，放到书包的夹缝里。抹抹嘴巴，去厨房倒了杯水。
外婆从外面回来，每天吃完饭她都会和一帮老太太绕着城墙散步一圈，指着道行树骂自己的女婿不争气，贼眉鼠眼像个小偷。
少年的故事，便是从这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