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 文\阿成
选自《岁月》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协主席。著有短篇《年关六赋》《赵一曼女士》。发表长篇小说《忸怩》等5部。
对不起，讲一个老故事。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CA10”，是值得自豪的解放牌大卡车，墨绿色的车身，憨厚的车鼻子加上六个像女人肥硕大臀似的轮胎和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在当年，用“风驰电掣”来形容这种速度一点也不过分。开“CA10”车的司机牛皮得很，像那首老歌唱的那样“摸一摸黑黝黝的方向盘，擦一擦明亮亮的玻璃窗啊”，非常自豪。总之，不能说那是一个没有自豪，没有幸福的年代——即便是低层次的自豪也是自豪——即便是低层次的幸福也是幸福。
我和老吕本来定的是在厂食堂吃过晌午饭之后才开车上路。我是作为临时性的副驾驶，陪着老吕一块儿去长春提货。这样的任务在司机当中叫做“跑长途”。在那个令人沉迷的、极为有趣儿的年代，上长春如同今天自驾车去欧洲的大工业城市法兰克福一样，非常兴奋。年轻人那颗超现实的心哟，就是梦想着走遍天下。常年总在一个城市里，在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大街小巷里跑，闹心、颓废、打哈欠。怎么办呢？收了工只能去小酒馆一边喝啤酒，一边用粘满与散发着蓝色机油味儿的手抓卤豆腐吃。浑身上下的工作服油渍麻花的，蓬乱的头发，脚上永远是一双贼亮的皮鞋。但是，闹心。盼着，什么时候能跑一趟长途呢？
老吕是车队的劳模。当年的劳模，相当于现在大公司的首席运营商，很有社会地位，他们的自我感觉也相当好，个人表情设计得也相当谦和。有时候他们常常分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哪个是有问题的自己。不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对劳模无所谓佩服也无所谓不佩服。但劳模毕竟是可以信赖的人，倘若心中有了正经的话题，有了困惑与不解，可以找他们谈。他们虽然不是牧师，但胜似牧师。
这个老吕长得很白，像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面，嫩嫩的，嘴唇粉红，很像滞留在中国东北的那些日本遗孤。我们关系还算不错，都喜欢去澡堂子泡澡，都喜欢去电影院看新电影，都喜欢下小馆子，都喜欢吃宫保肉丁和羊肉罐头。有人说酒肉朋友不好，其实，再往深里想一想，几个平头百姓围几碟酒肉而坐，那是一个相当温馨的欢腾的生活景观，是“沸腾的生活”。当然，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若彼此成为朋友还需要有一个精美的、感人至深的提示。我获得的提示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老吕家里喝酒，他出去买了一瓶熏鱼罐头作为酒饵。那时是一个没有电视的年代，工人们经常相互串门儿喝酒。那个时代启罐头的方法还比较原始，是用菜刀在罐头的铁皮盖上，像动手术似的用力切个十字型的口子，再分别向外掰开，然后用筷子掏里面的熏鱼吃。两个人吃过以后，他将没吃完的鱼罐头掰开的盖儿再按回去复原。之后放到五斗橱里，准备下次喝酒时再用。在那个动人的年代，没有吃一半剩一半扔一半儿的恶劣做法。而且鱼罐头是高档食品，不好一下子吃个精光，得慢慢品、慢慢咂，每次都少咂一点，将滋滋味味尽揽腹中。当时我和老吕都已经走出他家院子了，他突然站住，说，不行，我得回去再把鱼罐头盖儿掰开，不然，小孩儿偷吃时容易扎着手……
从此以后，我便和老吕交上了真正的朋友，他跟我也挺交心，说了不少不该是劳模说的话。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在陈述心中之事时没有任何顾忌。
在食堂吃过晌午饭，两个人便开“CA10”驶上行程。两个人都非常开心，没有车队的领导管了，劳模与下属的外衣可以暂时脱下来了，多放松啊。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天儿非常冷，冻得鬼龇牙。如此季节里的城市就是一座锋利的冰城，是一座大雪泛滥的雪城，再加上嗷嗷叫的西北风，那就是一座风刀霜剑之城。而且整个吉林和黑龙江大地都是这种自然形态，可以统称为“中国的西伯利亚”。因此，严冬跑长途就要格外准备一些备品，像早晨烤车的喷灯，因为车停放下来一冻，“后桥”、“变速箱”里的机油就被冻“凝固”了，需要加热烤化才行。现在好了，可恨了，有防冻液了，不用烤车。当年不行啊，还要另外准备好擦风挡玻璃上的霜的小盐包，准备一条风扇带，一个备胎，几个火花塞，大线包，小线包，甚至汽缸垫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准备路上取暖与人喝的高度烈酒，辣椒油，佐酒的生鸡蛋，以及烟卷儿等等。这些吃的喝的东西，卡车一出城就在路边的小卖店买妥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辣椒油4角5分一小瓶。鸡蛋多少钱一斤我忘了。你想，人的一生如果经历了1000件事，那么就会忘掉其中的700件。所以说，生命的过程其实是很奢侈的。另外，我们都必须穿得很厚才行，里面是粗糙的毛衣，外面是棉袄，棉袄外面是公家发的皮大氅，手上戴着皮的手焖子，脚下是大头鞋。那时候的“CA10”没有暖风，舵楼子里相当冷，必须多穿。尽管如此，卡车司机还是强于“全裸”在冰天雪地里的马车老板子，很牛皮的。新时期以来有一部小说叫《肖尔布拉克》，写司机跑长途的。我是司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亲身经历的人写出来的。记得有一次看电影《奇袭》。当我方侦察兵夺了敌军的军车之后（那种车型我知道，是美国大“道奇”），然后化妆成匪兵的侦察兵一上卡车，第一个活动就是“正”了一下倒视镜。我很感动，这是每一个职业司机驾驶“新车”的第一个习惯动作。这个演员肯定有这方面的生活，这个细节显然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现在，我连一步车都不想开，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开车时代已经过去了。
两个人开着“CA10”解放牌大卡车，刚刚到了拉林，即我第一任女朋友娘家的家乡时，车坏了，水箱漏水。当时，我正长吁短叹地抒情呢，正在讲她每年都要随母亲到拉林省亲的事呢，讲我昧良心吃了不少她们娘儿俩从拉林带回来的鱼呢——因为两个人是朋友嘛，无话不说嘛。没成想，车坏了。尽管不严重，但这可是跑长途啊，又是大冬天，绝对不能硬整，硬开。人的理智在有些时候是相当端庄的，而且有权威性，再加上我们两个汽车修理工出身，知道这样的毛病，特别是冬天，在路上肯定修不了，司机有一句流行的话，“冬天不怕道，就怕车坏，夏天不怕车坏，就怕道不好。”车一坏，这么冷的天，就必须在水箱里的水彻底凉下来之前，放水，不然，就冻在水箱里了。于是，我们立刻调头，返回车库。
回到车库，很快就修好了水泵，然后继续上路。冬天天短得像一张扑克牌，车出了城，上了公路，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而且温度骤降，白天在零下二十七八度，一入夜，至少零下三十五度。车上的风挡玻璃上布满了霜，用小盐包擦拭只能擦出一小块亮来。本来“CA10”解放牌卡车的风挡玻璃就不大，所以我们只能像潜行的侦察兵似的向前哈着腰，向外面瞭望情况。外面世界是乳白色的，路是乳白色的，山是乳白色的，模样简单的村庄也是乳白色的，月亮像把弯把子镰刀被冻在天上掉不下来了。夜幕之下的公路上，西北风一走，满地是数不清的疾行的小雪蛇。舵楼里的温度其实和外面的温度相差不了几度了，我们两个冻得瑟瑟发抖，尽管身上穿着毛衣、棉袄、皮大氅，但都像没穿一样，像光着身子穿了一张牛皮纸似的，彻底冻完蛋了，毫无办法了。心想，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冻死的吧？于是，我把烤车的喷灯点着了，打上气，坐在舵楼里，手举着呼呼喷着蓝色火苗子的喷灯取暖。只是，这种取暖方法感受也非常古怪，由于喷灯的作用，舵楼的铁皮顶开始往下滴水，而下身却仍然冻得跟光着大腿光着脚丫一样。我认为当代发明车暖风的人一定是经历过寒冷的人，暖风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怒的发明。但是，这个发明家没想到，当代那些享受汽车暖风的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人，跟他们讲述那种没有暖风的日子，等于是自说自话，没人要听。
记得，当时卡车已经开到了九台，再往前，经过榆树就进入吉林地界了。我们将卡车停了下来，此刻已经是半夜了，乳白色的雪土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路面上过着大批的“雪蛇”。我取出白酒，辣椒油，将白酒倒在饭盒里，用纸条将酒点燃，然后，将饭盒盖放在火上，再倒上辣椒油，辣椒油很快就开了，于是我开始煎鸡蛋，再用搪瓷缸在火上将酒烫热。两个人在舵楼子里边吃边喝，冻僵的身子很快就暖和过来了。这种方法可真好啊！
我跟老吕讲，德国纳粹曾试验过一种“暖”冻僵之人的方法。他们先将“囚犯”光着身子放进冰桶冻僵，然后，拽出来，找一个“女囚犯”也光着身子，用这个女囚犯抱着他暖他。他们发现，用这样方法很快就把冻僵的囚犯暖了过来……他们是在试验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暖那些东部战场上被冻僵的德国士兵。
老吕说，咱们也没有女囚犯哪。
说完，我们两个都哈哈地笑了。
卡车外面又开始下雪了，纷纷扬扬的，很好看，快过年了。雪幕之下，村庄正在准备迎接旧历的新年呢。
身子暖了，可以了，那就继续上路吧。卡车驶过了榆树不久，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农民在雪里磕头截车。当时是我开着车。在通常的情况下，卡车司机是不愿意拉那些搭车的人的。原因很简单，怕的不是人，是担心万一出了事故，这个搭车人伤了，或者死掉了，很麻烦。而且，在司机当中还流行着一个古怪的说法，很迷信的，所以不愿意拉搭车人。
老吕说，停车，停车！我便将卡车停了下来。瞥了一眼这个搭车人，看到他满脸的胡子上挂满了乳白色的冰碴子，人已经快被冻僵了，他已经无法表达感谢之情的那张脸，中国的画家们从未画过。这个农民很快爬上后面的车厢。于是，我们继续上路，卡车开出不远，老吕让我停车，说，让那个老屯到舵楼里来吧，外面的温度至少有零下35度，车一开，风一吹，车大厢上的温度至少得有零下40度，得把他冻死。
卡车停下之后，老吕打开车门，冲大厢上的那个老屯说，下来坐吧。
那个老屯立刻钻到舵楼里。仅仅才一两公里的路，他就冻得不会说话了，不断地冲我们作揖。我们没理他，继续开我们的车。什么叫居高临下？什么叫牛皮？什么叫装严肃，装大恩人？我们的这种状态就是。的确，我们虽然有同情心，但还不够成熟，很幼稚。
卡车大约开了一个小时，这个老屯说话了，大兄弟，我到了。
我便将卡车停下来，那个老屯下车了。下了车之后不断地冲我们作揖，他身后的那个他要去的屯子被乳白色的大雪覆盖着。天上的那把镰刀月还冻在天上没有掉下来。
……
到了长春，已经是半夜了。两个人开着卡车找到了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小旅店很小，是幢平房，在一条背街上。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找到的这个小旅店。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城市的背巷看到这种样子的小旅店。进到小旅店里，中间是一条走廊，两旁是客房，都很简陋。想想看，跑长途的卡车司机能住什么样的旅店呢？自然界，城市，都是与人的身份十分匹配的。走廊尽头是水房，打开水，洗脸都在那里。小旅店肯定没有洗澡的地方。那个年代，中国人一个月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洗两次的，是干净人，洗三次以上的，那是有病，太让人讨厌了。
两个人洗脸，用开水咝咝哈哈地烫脚，当年林冲发配到沧州，就是用热水烫脚，很解乏。老吕听我这么说，他那张疲惫不堪的脸，笑的样子怪怪的，觉得有点傻，不像个劳模。洗过之后，就睡下了。这是个六人间，另外四个早就睡下了，正处在“半昏迷”、半自卫的状态里。不管他们，咱睡咱的。
第二天白天，两个人便去那个工厂提货。弄完这一切，差不多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冬季里，下午三点之中的长春就是黄昏了，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老吕说，他有个姐姐在长春，意思是打算去看看，并让我跟他一块儿去。
我说，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个姐姐。你不是独生子吗？
他凉着脸说，这个姐姐是秘密的。
我说，相好的？
老吕说，什么相好的，是我的亲姐姐，一奶同胞。
我问，那保的哪门子密呢？有污点？
他说，对。我姐姐在解放前嫁给了一个国民党中校军官。光复前，跑到台湾去了。所以，我姐姐是历史反革命家属。这你懂了吧？
我说，真是亲姐姐？
他说，不过，这事你得给我保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我爸妈都不让我跟姐来往。我有20年没见过我姐姐了。这次我是偷着来的。你说我是不是应当去看看？
我问，你怎么知道你姐姐地址的？
老吕说，是我姐夫的一个老同学告诉我的，都挺偶然的，在澡堂子洗澡的时候认识的，唠起来，他还拿出了100块钱，让我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我姐姐……挺好的一个人。
我说，我陪你一块儿去。
在去老吕姐姐家的途中，我问他，如果在劳模和姐姐之间，只选一个，你选哪个？
他叹了一口气说，两个都很重要啊。成分不好的人，特别想得到组织上的信任。
我觉得无言以对。
老吕的姐姐住在一幢破旧的平房里，不过还不算太惨，说得过去，可以住人。一进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姐姐是个90度的大驼背。但这个样子很老，很憔悴的姐姐人却很温和，少言寡语的样子。老姐姐看弟弟来了似乎也不惊讶，也不慌张，也没流泪，也没向她的弟弟打听任何事情，没有一点旧军官太太的样子，非常普通。她让我们先坐着，然后在一旁给我们弄饭。
这个家，厨房、卧室都在一块儿，就一间。这种样子，在那个年代很普通。不少人家都是这种样子。
这时，老吕悄悄地对我说，我姐姐是个大学生，年轻时在京师大学堂念书……
我说，噢……便不住地点头。觉得她这个大驼背的姐姐的确是个文化人的样子。
他姐姐问，你们喝点酒不？
老吕很像弟弟的样子，说，喝点儿。
于是，他的姐姐又找出一瓶白酒，酒瓶子上的商标已经褪色了，显然是珍藏了多年的一瓶好酒。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开始还好，可以借着炉膛里的火照亮儿，很快，外面的天儿彻底黑了，屋子里到了不得不点灯的时候了。于是，他姐姐拉开了那盏昏黄色的灯泡。然后，在地当中放上了那个支架式的简陋饭桌。饭已经弄好了，挺好的，一小盆二米饭，蒸的茄子和土豆，一碗大酱，算是比较丰富了。
老姐姐并不上桌。于是我们两个人边吃边喝。老吕倒很像个弟弟，一会儿跟他的姐姐要葱，一会儿跟他姐姐要蒜。老姐姐十分细心，给他剥、洗，洗净之后放在他面前。
两个人吃到中间的时候，姐姐的儿子回来了。一看就是个工人，二十多岁的样子，一脸青春痘。
老吕的姐姐对他说，这是你舅舅。
这个外甥一听非常兴奋，便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一块儿喝，很高兴的样子，还滔滔不绝地唠起了他干活的那个基建工地上的事儿。他是个架子工。这一天，他干了一件非常不好干的活儿，爬到二十几米高的架子上，绑杆子。
他非常自豪地说，舅舅，叔，当时我的手都冻僵了，戴棉手焖子根本不好使，只能戴个线手套，那脚手架子的杆子，被冻得一踩嘎巴嘎巴的，非常脆。我愣把它绑上了。
老吕沉着脸说，你小心点，虎了巴叽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他外甥很听话，很幸福，很外甥的样子，说，唉，今后我一定加小心。
他的姐姐在一旁笑了，笑得很甜。
吃过饭之后，我们就走了，得连夜赶回哈尔滨。工程上急需这些货呢。
走的时候，我看到老吕给了他姐姐150块钱，他并没有说是姐夫的老同学托他给的，只是不容置疑地硬塞给了他姐姐。他的姐姐收下了，手里哆哆嗦嗦地攥着钱说，路上慢点儿开。
老吕说，知道了，姐，你回吧。
我们就走了。走出很远，老吕才跟我说，可以回头了，他们该进屋了。
我们回过头，看见他的姐姐和外甥仍然站在乳白色的雪地里看着我们。他的外甥见我们回头了，便使劲儿地冲我们挥手……
卡车上，我们彼此长时间沉默着。
后来我问，你姐姐没想着改嫁？
谁要啊，你看她那个糟烂身板。就这么挺着吧，谁也没招哇。
是啊，也只有这么挺着啦。
大荒野上的雪一时舞疯了。我看着风挡外面的雪花想，这一片雪花，就好比是一个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人的故事。如果这样算起来，人世间该有多少故事呵。
路上，偶尔，我们也能发现冻死在荒野上的穿着囚服的逃犯（这种事，常年跑野外，已经见惯不惊了）。老吕看到了这样的死倒，立刻把脸转过去了。
我想，对于生活，即使你不爱它，也不必去恨它。一切都不必去追求太完美。追求完美的生活，会让人一辈子不开心。对人、对事，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不知道老吕的姐姐是不是这样想的呢。
发动机的工作声音十分平稳。我不禁轻轻地唱了起来。
我唱过了，老吕接着唱。
我们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像《五哥放羊》《走西口》等等，的的确确，就是这些老歌，把那一代人唱得如醉如痴，热泪盈眶啊。
这一路，老吕的车开得很慢。我想提醒他开快一点，但还是忍住了。
我问，你姐夫那边有什么信儿吗？
他利落地说，音讯皆无。
说这话的时候，老吕的脸上已经挂着泪水了。
我点了一颗烟默默吸了起来。
到了2010年，我才偶然听说，老吕的姐夫是我方地下工作者，后来，老死在台湾。
原刊责编 王政阳 本刊责编 郭蓓
责编稿签：阿成是个故事篓子，一个老旧温馨的故事篓子。喜爱阿成小说的读者常啧啧称赞他的小说“有味儿”，这味儿是生活的滋味和在历史微波细澜里的人物给我们的感动。《代价》卒章见志，在短短的篇幅，包含了极大的思想容量与社会容量。但它也许更像一篇随笔，一段有滋有味的回忆。阿成的叙述不摆谱，不端架子，但在他兴兴头头、唠唠叨叨的叙述里，你已难辨什么是小说什么是生活。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是漫长寒冷的冬季，而小说里的人与事却质朴而温暖，无一不充满兴味。阿成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光彩，他也坦诚地流露着自己的赞美、自豪和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