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成为政府转型中的常态。自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由于面临强大的财政压力，开始向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分权。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思路使得各个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其独特的利益主体的特点。在中国社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转型特征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地方法团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这种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形式，称为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法团主义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协调其辖区内的各个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财政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刺激了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来谋取更大的利益，其表现出的“地方法团主义”和自利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虽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但是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利益驱使各个地方的竞争日益激烈起来。同时中央政府对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造成不同区域间增长反差明显，导致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产生了诱导作用。“在中央政府的‘不同政策供给’的诱导下，各级地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产值意识、速度攀比情绪和旺盛的投资冲动”。所以，在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变化以后，加上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了地方官员的必然选择。
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地位，就会采取多种博弈策略和手段，和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以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在中国由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分权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出现过以获得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上市公司名额为主要内容的博弈过程。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拥有了以上的优惠政策，就会在新一轮的地方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而最后的一般结果是，地方政府就会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相关的政府官员会得到提拔和晋升。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地实现其目标，在采取正式的政治手段的同时，也会采取诸如游说、领导人题词、建立关系网络等非正式的政治手段。
在中国现实的政治逻辑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察结果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频率、向度有密切的关系。在各个地方的竞争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科层组织下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竞争。参见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6期）。
系受到很大的影响，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一度呈现出紧张和不和谐的局面。
由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和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竞争的行为就以非正式、不稳定的特点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市场交易成本加大；重复建设及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一些市场领域的无序竞争。基于以上的情况，有学者根据地方政府竞争的现状以及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将地方政府划分为“进取型地方政府、保护型地方政府、掠夺型地方政府”等三个类型。可见，行政权力的下放和市场化改革而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已经影响到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使国家本身的自主性受到了削弱。所以，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成为政府转型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全球化对政府转型形成了复杂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各国之间的交往变得十分频繁，跨国公司、信息技术开始对主权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国家主权的概念开始遭到怀疑。尤其是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具体来说，中国政府的转型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对公民和社会自主性的强调，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个人和社会自主性的强调，以及社会对国家治理的参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经济职能逐步分离出去，而由非政府的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来承担。随着独立于政府并受惠于市场化改革新的利益群体和新组织体系的进一步扩张，原来的政府与经济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同时“我们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在以上双重背景的影响下，一大批社会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第三部这些领域主要表现在土地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领域。Molotch认为“大都市发展是一个成长机器”，强调都市发展的主要基础来自土地，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必须通过都市土地使用和规划计划的施行，来创造土地“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之间的价差，以实现都市的成长和财富累积。由于地方政府推动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是土地使用计划，因而在地方社区内会有成长联盟和反成长联盟的形成。他们可能结合或对抗地针对某些都市土地使用计划提出互相抗衡的政策主张。
在以上两种都市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下，都市发展政策成为两股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的相互竞逐焦点。
（见Molotch，H.1976.Thecityasagrowthmachine：Towardapoliticaleconomyofplac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2：309-30）具体到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各个都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领域，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掌握最有效的资源和工具。并且围绕这个领域，形成不同形式和趋向的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的博弈和争夺呈现出复杂的格局，即使作为中央政府，也不例外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最近的“定州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进行赘述。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公民社会的大致雏形也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在原来政府治理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形态正在走向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因此也就对中国政府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蕴涵着一些普世性的价值，如契约原则、公开透明原则、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等。我国加入WTO以后，要有效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接受以上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政府的整个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的改革。与此相对应，政府治理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原有的政府治理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中心治理的趋势。
“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沟通和达成共识，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进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流”。具体到中国各级政府来讲，一些公共事务不仅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国际上的政府及其部门，而且，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机构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和决策中来。所以，积极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是中国政府转型所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三、和谐社会中政府转型的路径选择
从国家自主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全球化对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都使国家的自主性受到了挑战。作为国家的载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服务的政府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从而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关怀，以防止对公共利益的偏离。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核心的、主导的体制化政治结构”。中国政府建设过程的每个具体环节都与共产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党的领导原则在政府层面的具体展开。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能力的新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具体化的描述和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