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改革的路径不是牺牲劳动群体利益的“李嘉图推进”，也不必遵循承认人均财富差异与不平等存在的合法性并且否认公平的所谓倒“U”型曲线规律；至少应该是一种“次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路径。
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失业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而支付和谐成本的重点要从支付生存成本调整为支付发展成本，并把制定和落实关于社会和谐成本的方针、政策、法规、体制和战略一揽子化或系统化。
毋庸置疑，这是第一号社会系统工程。因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发展与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不仅应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以是否有利于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准绳。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以及以各种利益集团博弈、深层次矛盾凸现为突出特征的改革攻坚阶段，正位于从“李嘉图推进”转向“次帕累托改进”、从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借鉴性移植转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拐点。我们必须斩关夺隘，其指导思想武器就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和新发展模式；否则，就有可能堕入“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怪圈，很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依附化、边缘化、权贵化乃至全盘西化和全盘私营化，很有可能诱致“颜色革命”。
（四）我们是“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统一论者，应该继承以社会机体发展规律和历史“合力”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社会发展观，构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可持续发展。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造就一种历史“合力”，即和谐力、软实力、“软国力”、“软力量”或“软权力”。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就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一种国际影响力、自主创新能力、感召力或“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而和谐力或社会系统的合力或“团结力”，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信仰力、民族凝聚力、文化凝聚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正力，这是决定人心得失向背进而趋向同心同德、同志同欲的巨大力量。
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和谐力是软实力的最高形态。它把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体的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不能“一手有点硬，一手又太软”，应当走软实力先行发展的战略。
（五）西方经济学和谐与冲突思潮以及旨在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具体政策和做法，例如如何自主发展科技生产力、组建跨国公司、构筑旨在加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橄榄状社会结构、重视第三次分配、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治理环境污染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及制定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等具体举措，其中某些合理成分，为建立中国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因素。
我国的企业从总体上讲，为市场繁荣、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通过税收等形式履行着社会责任。但同时一些企业急功近利、过度开发、污染环境、逃避税收、财务欺诈、拖欠工资、忽视安全、坑害顾客等违背社会责任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是新的“企业办社会”，也不能等同于公益事业和社会捐赠。应该采取政府引导、法律保障、社会监督、企业自身规范相结合的办法，尽快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规以及激励约束机制。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董正华
一、二元社会结构说的理论来源与中国的现实
二元社会结构说可以追溯到荷兰人伯以克（J．H．Boeke）甚至更早，一般认为它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刘易斯那里，所谓“二元结构”，是指主要为满足农村自我消费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二者并存。二元结构存在的条件是不变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二元结构消失的过程。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适用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过渡的发达国家。刘易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来说，似乎可以确实假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却不是有保证的”。
刘易斯理论模型突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托达罗以及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确定了时限标准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等，也都强调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刘易斯关注的中心是现代部门的发展。他注意到了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特点：（1）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西欧开始工业革命时，农业人口已下降到占劳动力的50%左右；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在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需要从农业转移出去巨量人口，因而转移将是长期的过程。（2）现代部门由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装置，其后果是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盈余。（3）现代部门的中小规模企业日益脆弱，而这类单位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分。也就是说，虽然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经济的水平可能远远高于一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但二元结构的转化却更为困难。
刘易斯的理论模型即使对近代中国也只有部分适用性：前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传统的一元结构有可能分化为二元结构。19世纪末以后，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中国社会中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与传统经济—社会并存，形成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外层中国”—内陆乡村）。但是，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条件与刘易斯所说有重大不同，如同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和江南农村的研究中所发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这类现象与经典的、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当初欧洲发展的新路。此外，刘易斯的二元论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最终将被现代经济所取代。
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转型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
刘易斯的理论模型对当代中国则基本不适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其要点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城市居民）与农民（乡村人口）的人为隔离：维护机制包括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城镇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收容制等等。造成的结果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城市集中和垄断了大部分工商业，资金、技术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乡村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等级身份制下乡村居民在就业、教育、迁徙、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权利无保障甚至被剥夺；农民被固着在有限的耕地上，基本保持依靠人力、畜力的落后的劳动方式，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很低；农村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有的地方甚至长期停滞。归结起来就是并非中国特有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工业化进程成了强化二元结构的过程：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种所有制的区别、统购统销等强制“榨取”农业，将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通过人民公社、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等，将“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留在了农村，需要时“呼之则来”，不需要时“挥之则去”。上述种种，都是既有的二元理论解释不了的。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有明显差别：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部门敞开，靠市场或价格机制来调节供求关系和资源配置，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两者隔离，工业基本由国家直接经营。
划经济下的中国农民跟工人和城市居民生活反差强烈。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维护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出现了蓝印户口、暂住户口等变通形式，一些城镇相继标价出售非农户口。人口统计中造成“农村人口（可读做户口）9．3亿”而“农村人口数7．8亿”的笑话。一些省、市制订的“率先实现现代化”规划，人均GDP等指标不把数百万计长住的“农民工”当基数计算之内。在北京，无户口几乎形同在异国无护照，民工子女入学难，民工自己办学也难；外地来的私企老板为了孩子上学不惜以上百万的代价换取北京户口；无户口的漂泊之痛成为众多外地进京人才的巨大困惑。城市对农民工连同各种社会“边缘人”的“社会排斥”和“剥夺”，客观上早已形成并仍在延续。这种“社会排斥”不但包括贫穷或物质上的匮乏，而且指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被边缘化。它是社会政策的社会游戏规则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被抛弃被隔离的情感状态、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它还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社会排斥导致社会张力不断累积，会引发有组织的社会抗拒，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断裂。“剥夺”则造成富裕者财富急剧膨胀，而许多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缺少基本的生存权保障。
如普雷维什所指出，二元结构下的“结构的混杂性”是欠发达社会的重要特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农业部门做出一定的牺牲或“贡献”，需要“以农业培养工业”或实行发展的“榨取”。改革开放前20多年，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其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农业中提取的经济剩余估计就有6000亿～8000亿元。然而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国家和非农部门反哺农业。城市和工业部门除了需要农业部门提供食品、资金、原料、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强大的乡村购买力，以形成统一的国际国内大市场。
二、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起源和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以廉价的方式获得农业剩余，以解决抗美援朝和强力推动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和资本，国家对粮食和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自由市场交易被严格限制；1958年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体制。
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体制实现了国家对农民和农业剩余的全面控制。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粮食紧缺问题。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由国家对油料和食用油品实行计划收购，并在城市、工矿实行粮油计划供应。1954年9月9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决定自9月15日起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全国城乡凭布票供应棉布。从此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失去市场联系的部门。城市以工业活动为主，城市就业和生活几乎全由国家统一控制了起来。农民则必须承担国家规定的各项农业生产任务。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
20世纪50年代，农民还有比较自由的迁居城市的权利。1950～1957年城市人口增加总量中迁移增长占到了60．8%，1957～1960年更是占到了90%。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国逐渐形成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把城乡间人口的迁徙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
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中国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及相关部门的转移是相当微弱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继续滞留在农业部门。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乡联系显著增强。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