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于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缰锁，跳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儿童在游戏时意造空中楼阁，大概都现出这几个特点。他们的想象力还没有受经验和理智束缚死，还能去来无碍。这些，正是成功的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因此，他们就是艺术家。研究儿童游戏，对艺术创作一定会有所启示。因为，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但是，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它和艺术有三个重要的异点：
首先，艺术都带有社会性，而游戏却不带社会性。
其次，游戏没有社会性，只顾把所欣赏的意象“表现”出来；艺术有社会性，还要进一步把这种意象传达于天下后世，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必有作品。
最后，艺术家既然要借作品“传达”他的情思给旁人，使旁人也能同赏共乐，便不能不研究“传达”所必需的技巧。
所以，我们在研究游戏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是因为同时带有社会性，须留有作品传达情思于观者，不能不顾到媒介的选择和技巧的锻炼。它逐渐发达到现在，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自由文艺
自由是文艺的本性，所以问题并不在文艺应该或不应该自由，而在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是文艺就必有它的创造性，这就无异于说它的自由性；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的文艺根本不成其为文艺。文艺的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的活动说，就是自主自发。我们不能凭文艺以外的某一种力量（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奴使文艺，强迫它走这个方向不走那个方向；因为如果创造所必需的灵感缺乏，我们纵然用尽思考和意志力，也绝对创造不出文艺作品，而奴使文艺是要凭思考和意志力来炮制文艺。
——《大美人生》
先秦时期，人身完全为主人（包括公家）所占有的服役者，通称为“臣妾”。男为臣，女为妾（不包括与君主、贵族有臣属或婚姻关系的臣、妾），又称“虏”、“仆”、“奴”、“隶”、“婢”、“臧获”、“僮”（亦作“童”）、“竖”、“奚”（一种女奴）等。大约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仆妾”、“奴妾”等与“臣妾”同义的名称。汉代，“奴婢”取代“臣妾”而成为奴隶的通称。虽然“奴”和“隶”这两种奴隶名称在先秦时代都已存在，“奴隶”一词却是在汉代之后的著作里才出现的。
奴隶的来源基本上来自下列四种人：
一、战俘、被掠取者、被征服者。
特别是商和西周的奴隶，绝大多数都从这些人中来。从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铜器铭文可以看出，无论是商、周王朝还是其敌对的方国、部落，都力争在军事行动中擒获战俘并掠取对方人口。商代贵族获得的大量俘虏，如羌人、夷人等，一部分用作人殉人祭，一部分则沦为奴隶。西周时期，杀人祭祀的现象大大减少，所以俘虏用作奴隶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据西周前期的小盂鼎铭文记载，在征伐某个方国的战争中，周人斩获了至少3800个首级，还俘获13810人。《左传》中关于春秋时期俘虏的记载更多。战国时，战败国的青壮年大批战死，《尉缭子·武议》就指责用兵攻人者“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时人亦常把奴隶称为“虏”。不过在战国时期，其他来源的奴隶急剧增加，俘虏不再是奴隶的最主要来源了。
二、罪人及其家属。
商以来，就有把一部分罪犯（通常是所犯之罪既不轻但又不够处死刑的人）以及犯死罪和其他较重之罪者的家属罚为官奴的制度。西周罪犯家属沦为官奴者（或谓指盗贼罚为官奴的），男子成为司隶所掌管的罪隶，女子从事舂米等劳动。战国时，各国都有大量因犯罪而受刑（如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并被罚为公家服役的刑徒，其中秦国的刑徒有隶臣、隶妾、鬼薪、白粲、城旦、舂等名目。
三、被家长出卖的妻儿及自卖为奴者。
自战国开始，贫民或其他破产者出卖妻子、儿女为奴的现象大量出现。有时他们以妻儿作为债务抵押，过期不能偿债就被债主没为奴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赘的方式。作为抵押的赘子如被债主家招为女婿，就成为赘婿。战国时赘婿的地位极低，跟奴隶相似。在那个时期自卖为奴的现象也已存在。上述奴隶，基本上可以看做债务奴隶。
四、奴隶的子女。
奴隶的子女在一般情况下仍是奴隶，即《汉书·陈胜传》所谓“人奴产子”。此外，强抑、诱拐以至掠卖人为奴等现象也是存在的。
奴隶的转移方式主要有赠赐和买卖。
春秋以前，王、侯或其他大贵族经常赏赐臣下奴隶。战国时，除国家把奴隶赏赐给有功者外，私人间或者国家间也馈赠奴隶。秦简《法律答问》部分曾提到娘家陪嫁的奴隶“妻媵臣妾”。
另外又有西周时期的曶鼎铭有用马和丝等物赎回五个奴隶的记载，这还不能算真正的奴隶买卖。真正的奴隶买卖的出现大概不会早于春秋时期。战国之际，“卖仆妾售于闾巷者，良仆妾也”，反映出奴隶买卖已极其普遍，甚至公家、私家之间也进行奴隶买卖。《国语·吴语》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下令说，不听命被斩的军士的妻儿要沦为奴隶卖给私家。秦简《封诊式》的“告臣”爰书说，士伍甲由于其臣“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斩以为城旦，受价钱”。可见私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把奴隶卖给公家。
除以上介绍的两种，还有国家没收犯罪者的奴隶、私人用奴隶为官奴赎身、国家间或私家间掠夺奴隶、占有他人的逃亡奴隶等奴隶转移的形式。
春秋以前，奴隶基本上掌握在大夫以上的贵族手中。到战国时，由于旧制度的崩溃和奴隶买卖的发达等原因，奴隶占有者的范围扩大。从秦简《封诊式》的“封守”爰书看，一个既无爵也并不富有的士伍也占有着一臣一妾。上引“告臣”爰书所说的奴隶主也是一个士伍。
一般情况下，奴隶身份是终身不变的，而且还要传给子孙。
解脱奴隶身份的途径主要有逃亡、赎身和立功三种。
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讲到奴隶逃亡的卜辞。《尚书》、《左传》、《墨子》及云梦秦简中的《日书》等，都记有奴隶逃亡的史实或“逃臣”一类的词语。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对奴隶逃亡问题非常重视。周文王有“有亡荒阅”之法，规定如有奴隶逃亡，就要进行大搜查。战国时卫嗣君为了显示法令的尊严，甘愿用一个叫左氏的邑去换回一个逃亡到魏国的胥靡。由此可见奴隶逃亡要获得成功并不容易。
赎身指有关的人或公家把奴隶赎为庶人。《吕氏春秋·察微》说：“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指其他诸侯国），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其他国家不知是否有类似规定。秦律允许人以爵级或用“丁粼”男子赎取隶臣妾。一般隶臣用两人赎取，达到“免老”年龄的老隶臣和高五尺以下的小隶臣以及隶妾，用一人赎取。用来赎取的人则成为隶臣。估计一般被用来赎取隶臣妾的人都是私家奴隶。此外，秦律还允许百姓以“戍边五岁”而不抵消应服之役的条件，赎取当隶妾的母亲或姐妹一人为庶人。
为奴隶主或国家立功，也是免除奴隶身份的一个途径。晋国栾氏之乱时，官家奴隶斐豹以杀死栾氏“力臣”督戎为条件，取得执政者焚烧“丹书”免除其奴隶身份的允诺。在晋国贵族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赵简子也曾在一次战斗前提出“克敌者人臣隶圉免”的允诺，来激励属下奴隶们的斗志。从秦国的《军爵律》可以知道，隶臣斩得敌首就可免除奴隶身份。
此外，奴隶身份的免除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例如战国晚期秦国取得新领土后，有时把奴隶免为庶人迁居到那里去。
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叫奴隶社会。
由上可以看出，“奴隶”和“自由”是相对立的，奴隶是没有自主权，不能凭自己的理性的意志发为理性的行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