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既能体现人权价值又能保障人权实现的实质民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下，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形式，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并进而影响或直接参与各项人权决策，保障人权的全面实现。但是，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比，我国的民主政治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民主机制不够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民主形式较为单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影响了人权保障的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民众对我国民主政治的信心。因此，我们在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当始终坚持人权保障的原则，突出人权在民主政治中的基础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提高社会主体对人民民主的认同。也只有这样，我国的民主政治才能得到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2.人权教育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和意愿
政治参与是“一般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是现代民主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民主的有效运作。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因素中，有两个因素最为直接：其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其二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
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对人权的理解与实践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素质，人权教育是公民社会和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赋权是设计和实施人权教育项目的一个标准，通过人权教育，学习者获得人权知识和技能，并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有效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
在所有的人权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们确保公民可以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和直接服务参与到政府中。这些权利包括投票权、担任公职的权利、言论、结社和迁徙自由等。相比之下，经济社会权利与民主的关系显得较为间接，社会经济权利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能让人们过上体面生活，而不是直接使人们成为公民，它们与政治参与的联系是建立在不同人权彼此依存的基础上的。“公民理念的整体进步是不同权利的相互支持。保护性和福利性的权利为公民能投入政治角色提供了安全的基础，同时，政治权利实践培育的共同责任感也为向公民提供福利的义务提供了支撑。总之，这些权利共同为公民提供了平等的地位，构成了他们自尊的基础。”因为如果人们没有接受最低水平的教育，就无法理解政治议程中的问题，也就无法针对国家和社会管理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人权教育本身也是受教育权的一部分，对人权的理解与实践可以有效地阻止民主多数滥用民主甚至取消民主，使民主在人权保障的轨道内运行。
除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外，人权教育还可以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人权教育使人们认识到自己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从而产生主体意识和社会归属感。
3.人权教育有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
“良好的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实现政治统治者的意志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实现和维护被统治者(或民众)的利益和权利也是不可缺少的。不仅对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人权教育是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长效基础的一种方式，它为社会政治矛盾提供了一种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法。通过人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第三方或争论者自己能够找到一个使争论双方或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种技能既适用于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社会和政治关系。人权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冲突的新视角。将人权作为公正的判断标准之一，也为社会问题的整体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其次，人权方法是一种积极应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它不仅消极地关注如何限制和避免冲突，而且更关注如何在自由、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为冲突解决提供了建设性行动的维度。人权教育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尊严及其承认和实现，通过在全社会开展人权教育，培育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成为更好的社会拥护者，而且有助于减少暴力冲突的发生，增强社会凝聚力，保持社会处于稳定状态。总之，人权教育所提倡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和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政治和谐稳定的前提。
4.人权教育促进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发展
人权教育的这一功能来自于人权的批判性。人权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它超越现存制度，并构成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只有奠基于人权，政治权力才能独立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人权的觉悟和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尺度。“如果一个政府保护人权，致力于促进人的完善和发展，那么它们本身及其活动就是合法的。而当一个社会的制度不能给予人权以保障或随时代的发展确认新的人权内容时，这个社会的制度就会丧失其合法性。”
正是人权的这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使它成为人们维护自身利益、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并成为社会和政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人权教育，人权的批判精神得以普及，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人权知识，也获得了批判的技能。同时，“对人权意识的主动宣传与意识的培育也是体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因为人权意识是影响一国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决定着人们为人权而斗争的态度和能力。
二、人权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治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术语，它除了包含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分权、司法独立等程序方面的要素外，还包含一些实质要素。“法治实质要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自由和平等、人的尊严及其各种表现，以受到保障的人权为形式，构成了法治传统的典型因素。”但是在按照法治设立各种制度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时候人权都能得到有效地保障。这既与法律本身的不健全有关，也与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态度有关。有效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可以促进法治建设，并减少人权侵犯的发生。
1.人权教育在法律创制中的作用
“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是法治的实质要素，也是法律权威和民众法律信仰的真正力量源泉。”
在民主国家，立法机关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他们制定的法律理应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事实上，立法机关是各种政治因素的结合体，按照过时的却还可沿用的定义，它首先应服从国家利益，而把对人权的呼吁放在次要地位。每当国家利益与施政、与人权发生冲突时，例如对待避难政策，从保护本国经济和教育出发，立法机关很难同时扮演人权保护者的角色。甚至在它完全应该公正地代表人民的案例中，它也往往倒向政府利益这一边。”正是基于此，法治建设中那些与人权保障有关的立法本身可能就是不完整的、有漏洞的。创制法律的过程，实际上是立法者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把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立法者的价值观念对法律创制过程的影响。人权法的创制亦是如此，在众多影响立法的因素中，立法者的人权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权教育，尤其是针对立法者的人权教育能使立法者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并主动制定和完善人权立法。
除此之外，人权教育也通过向社会主体传授人权知识和技能，使社会主体有能力利用人权标准作为评价立法优劣的尺度，从而间接促进人权立法的完善。众所周知，人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作为最高等级的道德要求，“人权要求的本质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正是人权的这种道德性，以及在立法现实与人权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和背离使人权成为检视立法优劣的标准和尺度。社会主体可以利用这一标准和尺度对现有的立法原则、规范和制度进行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仅会影响社会主体对法律的态度和情感以及法律获得社会主体认同的程度，还会影响到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如果一项立法因不保障人权，甚至侵犯人权而不能得到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同，那么它必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修改或废止这样的法律是人权要求的必然结果。
2.人权教育在法律运行中的作用
人权教育在法律运行中的作用是指人权教育在法律实施和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法律的执行和法律的遵守两个层面。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即使存在完善的人权法律和制度，也不一定能确保人权得到切实地保障。因为人权的真正实现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承担人权保障任务的人员。而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人权侵犯并不是因为缺少法律和制度，而是源于侵权人的态度。也就是说，负责执行各项立法和政策的人员并不一定会保证人权得到有效保护，甚至会侵犯人权。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执法者通常会对人权持不信任态度，他们把人权看作与他们的基本目标，如维持法律和秩序相对立。因此，一些扩大公民参与和基层民主以保障人权的程序在实践中常被忽略；第二，执法者可能不知道人权标准的存在，不知道在日常的行动中要遵行并适用这些标准；第三，执法者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愿望出发，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他们熟悉的、经常使用的和有利可图的办法，而这些办法有时是与人权保障相抵触的。在这方面，执法系统内部标准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例如系统内部的指令结构会使个别执法人员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出现认识偏差，服从命令常常成为他们忽略法律和是非感的借口。此外，执法群体内其他人的行为也会对个别的执法人员产生影响。
对执法人员进行人权教育和培训可以影响执法者对人权的主观态度，减少法律执行过程中人权侵犯的发生。首先，通过人权学习，执法者能清楚地知道人权标准，尤其是国内法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了解具体法律对他们的行为施加的限制。其次，通过人权学习可以使执法者充分理解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真谛，在执法过程中突破与人权保护相抵触的内部标准和切身利益，并从人权的视角评估自己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