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权教育应包含民生政策的教育。为了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民生问题做了更为系统的论述，构建起了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从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六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政策安排。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民生政策的不断完善表明了党和国家保障人权的决心，通过对民生政策的教育，可以使学习者更加清晰地看到党和国家对民生、对人权的高度重视。
最后，人权教育应包含《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教育。2009年我国制定并开始实施我国首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了我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将这些目标措施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始走上有计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当然，行动计划的成功不仅依靠政府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因此，对于人权教育者而言，提供关于行动计划本身的信息是很重要的，所有的人都应当知道计划的内容和政府的承诺。为了确保人们能恰当地理解计划内容，人权教育者应当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良好的教育计划，以说明支撑计划中各项承诺的人权标准。关于行动计划的教育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尤为重要，既有助于改变他们的思维倾向，又能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实施计划提供基本信息和实际指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个人权行动计划期满后，我国政府可能会着手制定新的人权行动计划，新计划从摸底研究、制定到监督和评估，都应当纳入到人权教育的框架中。
（三）人权教育内容应反映国内外人权实践的新发展
国内外的人权实践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变动中，人权教育的内容也应随之做出适当的变化和调整。否则，人权教育必将脱离现实，并因缺少现实针对性和敏感性而降低教育效果。
1.国际人权实践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保护人权的普遍性和区域性最低标准和程序的规范性框架。这一框架不是封闭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人权教育者应密切关注国际人权实践的变化，并将最新的发展及时融入教育内容中。
首先，应关注为新的人权领域制定的新的人权标准。虽然关于人权标准的制定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前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仍然有一些新的人权领域需要制定新的人权标准，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和人体器官交易等问题。其次，应关注国际人权保护程序和机制的新发展。受冷战的影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直缺少一个类似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样的个人申诉程序，极大地影响了对公约权利的保护。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起草《社会权公约任择议定书》（OP-ICESCR）的工作于1990年正式启动。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任择议定书的制定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联合国大会经过讨论，在2008年12月10日批准了任择议定书。《社会权公约任择议定书》为社会权建立了一个全球层面的个人和集体申诉程序，是国际人权保障机制的一个重大进步。此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传统的国际人权保护程序（主要有国家报告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个人申诉程序、调查程序、访问制度等）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规范性框架与人权现实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国际社会开始探索新的人权保护路径，如增加早期预警制度、加重非国家行为者的人权保护责任、将人权保护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内容。
当然，这些新趋势的效果和前景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因为这是我们参与国际人权事务、理解国际人权问题的必要的知识基础。第三，应关注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其他努力。如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在国际使团中增派人权官员，力图使考虑人权问题向机制化发展；在非政府组织“人权教育人民运动”的倡导下，一些城市宣布自己为“人权城市”或“人权社区”。在国际上，正在筹建人权城市协会，以监督其成员进行必要的自我控制和认真努力的工作；为了获取来自非国家力量对人权的支持，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建议下，2000年7月启动了全球契约。参加全球契约的公司要接受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9条基本原则，要就全球问题进行以结果为取向的对话。
2.国内人权实践的新发展
2004年“人权入宪”以后，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人权教育应对这些发展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人权教育应反映我国人权立法的进步。近几年，我国颁布了一批体现人权保障精神的立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家赔偿法修正案（2010）》《选举法修正案（2010）》《社会保险法》等。这些法律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人权问题做出了积极回应，如《物权法》为作为人权基石的私人财产权提供了充分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选举法》修正案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城乡选举权不平等的状况，实现了城乡之间的同票同权；《国家赔偿法》将看守所列入国家赔偿的义务主体，是对被羁押者生命权和人身权的有力保障；《社会保险法》的内容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保障了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人权教育者应当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将新的人权立法纳入教育计划或单独就某项立法进行宣传教育），向学习者详细解释这些立法的背景、内容以及对于不同的学习者的意义。与此同时，人权教育者还应当密切关注并向学习者介绍正在建议、起草或审议中的人权法律（如《农民权益保护法》、《社会救助法》、《看守所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引导学习者积极参与到人权立法的制定过程。
其次，人权教育应反映我国最新发生的人权事件。人权教育者应当对我国的人权现实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密切关注每年新发生的与人权有关的事件。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抗震救灾行动实质上就是一次维护人权的行动，这次行动为我们的人权教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材。其一，救灾行动本身表明我国政府对人权的尊重不仅只是口头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其二，救灾行动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人权观念的巨大进步，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其三，这次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人权意识是我国长期以来人权建设和人权宣传的结果，同时也增强了民众对我国人权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还有一些新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如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2010年发生的“渭南书案”等，这些事件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些事件，人权教育者不仅不应刻意回避，而且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我国人权建设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当然，在具体的人权教育中，除了引导学习者正视现实、批判现实之外，还应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这些侵权事件。在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至少有两点是不能忽略的：其一，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民众和媒体对相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社会整体人权意识的提高；其二，从这些事件最后的结果和影响来看，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人权的进步。如“躲猫猫事件”促使《国家赔偿法》将看守所列为国家赔偿的义务主体，而“渭南书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办理诽谤案件的几点要求，对公民诽谤官员案件的立案做了严格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一要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二要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三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的制度。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以便帮助基层法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
最后，人权教育应反映我国人权交流与合作的新发展。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我国的对外人权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多，人权教育应对最新发展做出积极回应。其一，对于我国新近缔结、加入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应当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广泛宣传。如我国在2008年6月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该公约的制定背景、公约确定的人权标准以及各缔约国所负的公约义务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普及。其二，人权教育应反映我国政府开展的人权交流与合作的新发展。如2009年，中国政府派团参加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来文申诉机制任择议定书制定工作组会；2009年，中国专家当选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连任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等。其三，人权教育应关注民间人权交流与合作的新发展。如“北京人权论坛”就是一个由我国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有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人权专家参加的人权交流平台，是近年来我国民间人权交流的成功范例。该论坛自2009年起至今已举办了三届，主题分别是“发展、安全与人权”、“和谐发展与人权”和“人权与发展”。这些主题紧扣当前人权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我们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章小结
我国人权教育应当是一个以中国人权观教育为核心，以人权基础观念教育、系列人权教育和弱势群体人权教育为主要领域的内容体系。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西方人权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人权观的三个理论来源。中国人权观影响着人权教育的其他内容，对大众人权观的形成具有引领作用。人权基本观念教育是人权教育的基础工程，包括对人权的本质性思考、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基础观念、集体人权的基础观念和人权史的教育。系列人权教育有助于学习者了解各项基本人权，主要包括平等权教育、公正审判权教育和受教育权教育等。关于“弱势群体人权”的教育可以激发学习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思考，主要包括关于“妇女人权”的教育、关于“农民工人权”的教育和关于“服刑人员人权”的教育。一般而言，人权教育应涵盖上述所有领域，但是人权教育内容的安排也不能忽视因学习者的成长历程和不同职业而带来的差异。而且，人权教育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权教育内容应回应人权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国家人权政策的变化，反映国内外人权实践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