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1038—1127年），是曾经长期与北宋、辽以及金、南宋、西辽对峙的中国古代王朝之一，其统治者是党项人。
关于党项人这支族群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但其主体出自西羌毋庸置疑，党项人与吐蕃人、汉人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新唐书》载：“吐蕃本西羌属，盖其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从在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记载了西夏文化的典籍中，可知党项皇族认为自己的祖先娶了一位吐蕃姑娘为妻，生育了七个儿子，传至拓跋氏皇族。
在西夏文《颂师典》中，党项人将自己和汉人、吐蕃人的关系，清晰地阐述为一母所生的同胞关系：
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
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
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
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
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
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
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
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
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
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
皇族续续不间断，弭药儒言代代传。
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弭药人最多。
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
古代中国西部和北部，主要是中华民族游牧族群活跃的区域，民族界限远远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各种族群或部落，常常出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出现一位或一个家族的多位具有超强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或者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带领族群走出蒙昧与落后，开创新的世界。
通行的规律是，一旦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建立了政权或者称霸于一方，则周边和所征服的游牧族群，无论自己以前叫什么，这时都纷纷改名为霸主所在部落的名称，匈奴如此，柔然如此，突厥如此，吐蕃如此，党项羌亦如此。
在吐蕃势力强大时，河、湟皆陷于其手，大量羌人部落深受吐蕃影响，纷纷归化或被归化为吐蕃，其中，免不了有大量汉人或者已经汉化的诸羌。
同样，当一个族群衰败或失去对一个地区的掌控时，原先已经同化的其他族群，也会随着新的领导族群而改变。
9世纪末，晚唐时期，张议潮率众起事光复河、湟后，吐蕃残余势力也退出了，生活在今甘、青、陕、川交界地区的吐蕃人，在部分豪酋带领下，于牧区形成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
他们不服从唐廷管辖（事实上，张议潮管辖的区域主要还是城市、农耕区和交通要道），吐蕃王国也已经分崩离析，因此，这些“遗孑”只好各自为政。但他们的领导阶级是源流较为清晰的吐蕃人，所统领的百姓，则主要包括党项羌人在内的原住羌民。他们大都聚族而居，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与党项羌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几乎一致，本为同种，很难区分。
直到北宋时，从仪州[43]、渭州[44]，直到灵州[45]、夏州[46]，还有吐蕃人分布其中，宋人也以“吐蕃”“西蕃”“蕃”“羌”等名词称谓这一带的非汉人居民。
《宋史·宋琪传》说道：“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账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
党项人的首领阶级，或者说西夏王朝的统治阶级，则颇为奇妙，他们并非出自羌系，而是从遥远的中国东北迁徙至西北地区的鲜卑人拓跋氏的后人。
2008年初，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了一处西夏皇族族人的墓地群，时间跨度从五代直至北宋初年。
特别重要的是，墓地群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用大段文字记述了西夏王朝皇室李氏家族的起源，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意思是“（党项皇族）系客居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
安史之乱（755—763年）以后，唐朝由盛而衰，虽仍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但在中原地区，节度使尾大不掉，几成诸侯割据，边陲各羁縻少数族群则趁机崛起。
党项人在这个时期开启了振兴之路，经过数百年累积，终于在11世纪建立了西夏王朝。西夏王朝先后与辽、北宋、金以及南宋、金、西辽等形成对峙之势。
西夏政权统治阶级的主体，是以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为代表的皇族，其最初自称姓拓跋，在唐代以军功被赐姓“李”，在北宋时被赐姓“赵”，元昊建元称帝后改姓“嵬名”。通常，人们将元昊称为“李元昊”，将其皇族称为“李氏”。
党项人的源流和组成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特点。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西夏皇族的族源究竟来自哪里？
一般认为，党项人总体出自党项羌，系羌人的一种。
羌人析出西戎或西羌，种落繁多，但因地域辽阔和地形地势复杂而高度分散、各自为战，长期以来并未形成像汉人那样具有强烈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
有趣的是，西夏皇族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鲜卑拓跋氏，鲜卑人是北狄系统中“东胡”的后裔，源出大兴安岭北段，因而，西夏皇族与所统领的党项羌人并非同源。
早在西夏立国（1038年）之前二百年，中晚唐时期，就有一则很重要的信息见之于史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唐开元（年间）后，有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拓跋守寂之）孙（拓跋）乾晖，银州刺史。侄（拓跋）澄岘，任银州刺史。”[47]
上述提到的东北蕃，就是鲜卑。
西夏王朝的开创者元昊，在上书北宋朝廷时，明明白白地讲道：“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指拓跋部创建的北魏，言后者，是区别三国时期的曹魏）之初基。”在这段文字中，关键词是“帝胄”和“东晋之末”，指向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
党项人的族名虽然来自土著羌人部落的名称，与鲜卑人并无关联，但作为其世袭权贵家族的李氏（拓跋氏），则显然保留着鲜明的鲜卑人记忆。
早年，党项人中共有八个氏族，拓跋氏是其中之一。
在乱世中，能够成功且有谋略地将互不统属的党项人团结起来，直至最后建立边疆民族政权，则非具有高度政治头脑的鲜卑系拓跋氏不可。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推断——李氏（拓跋氏）与其率领的党项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不同于其他民族间的互相融合，到达党项羌部落联盟中的鲜卑拓跋氏，一定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慕容部在来到烧当羌人中间时，其人数即使没有优势，也一定为数不少，因此，后来的族群名称都带有强烈的鲜卑人印迹）。
鲜卑人，至少是参与党项人组成的这部分拓跋鲜卑人，在人种、语言、生产生活方式上，与土著的党项羌人没有太大不同（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是基于文化融合），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鲜卑属于我国古代“东胡”系统的一支，与属于西戎的羌系地隔上千公里，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文化相近，血脉相通。
在西夏正式建国之前，李氏（拓跋氏）在传承上，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其“先进性”特点，即一般都是汉式或封建社会的“父亡子继”模式（当然，少数是因篡权需要或因子幼，而由兄弟“接班”），这一点也是鲜卑人祖先较早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遗传，完全不同于尚处在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党项羌人的“兄终弟及”的特征。
关于李氏（拓跋氏）的鲜卑特征，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李继捧嗣位后，上表宋廷表示感谢，太宗特命赏赐他上好的茶叶百余斤和上好的酒酿十石。受宠若惊的李继捧，连忙准备了最高层次的礼物——白鹮，回敬太宗。
白鹮，又叫“海东青”，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亚地区，是“东胡”系统族群的珍爱之物，是鲜卑、女真等生活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渔猎族群的好帮手，在当时党项人生活的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但并不多见，在羌人眼里，也就是一般的大鸟而已。
然而，将白鹮作为至高无上的礼物呈送皇帝，显然表达了李氏（拓跋氏）的激动之情与民族记忆。
西夏王朝最盛时，疆域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余万，其地跨今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等地，据有河西走廊，拥有凉州[48]、黑水城[49]等战略要地，因此成为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游牧政权，还是农耕政权——都必须直面的一股强悍势力。
西夏国力有限，因此在形式上分别向宋、辽、金称臣。但在实际中，西夏并未因弱小而无为，反倒不断主动发起进攻，分别与上述宗主国进行过多年的战争。
到13世纪初，铁木真率领蒙古人崛起之时，西夏与蒙古之间隔着克烈部，且西夏人与克烈人一向交好。但克烈部消亡，使得西夏直接面对蒙古人。
那时候，铁木真对疆域辽阔且财富、人口众多的金朝虎视眈眈，而西夏向金朝称臣，因此，铁木真欲削弱金朝，必先孤立之。
铁木真于1205年发兵，试探性地攻打过一次西夏，洗劫了西夏北部边地的一些城镇。
1207年，铁木真第二次伐夏，进攻斡罗孩城[50]，但因西夏军队的有力抗击而失败。
1209年，“高昌回鹘”主动归降铁木真后，西夏的核心——河西地区直接暴露在蒙军面前，直接导致蒙军第三次伐夏。
蒙军由河西地区开始入侵，攻击斡罗孩城。西夏将领、襄宗儿子李承祯战败，西夏大将高逸被俘，蒙军长驱直入，攻陷了斡罗孩城，逼近克夷门——夏都中兴府的最终防线。
西夏皇室、大将嵬名令公虽然成功地实施了伏击，但最终仍败给蒙军，中兴府遂为蒙军所包围。
西夏襄宗被迫与铁木真签署城下之盟，给予蒙军大量赔款及接受蒙军“附蒙伐金”的条件。
这样，原本脆弱的“金夏联盟”与蒙古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
此后，铁木真完全放心地开展大规模西征，而不必担心金朝与西夏联手去抄自己的后路。不仅如此，每次西征，他都要求西夏无偿供应大量的粮食、兵器和战马，毕竟西夏的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工艺在当时首屈一指。
铁木真不满足于此，他还要求西夏攻打原先的盟友和宗主金朝。
昏聩无能的西夏襄宗不敢怠慢，倾全国之力与金朝进行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不仅有利地策应了铁木真的战略，还极大削弱了西夏与金朝的有生力量。
1211年，西夏齐王遵顼发动兵变，推翻襄宗，是为西夏神宗。
在蒙军西征的几年里，西夏原本有机会积累实力以图自保，但西夏神宗仍坚持将金朝当作敌人，以图向铁木真展示忠诚，以求苟活。
1217年，借口西夏对蒙军西征支持不力，蒙将木华黎遣军围攻中兴府，遵顼不战而逃，逃至西京灵州，令太子德旺留守都城。德旺也无任何斗志，直接向蒙军乞降。当时蒙军主要精力在伐金，在得到西夏继续攻击金朝的承诺后退兵。
1223年，十二月，已经被蒙军吓破了胆的西夏神宗，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主动退位。太子德旺继位，是为西夏献宗。
西夏献宗并西夏举国上下已经洞悉了铁木真的策略，于是与金朝重拾旧谊，趁铁木真尚在中亚西征之机，联络漠北诸部，谋划共同抗击铁木真。
此时，木华黎已去世，其子孛鲁闻知，立即派兵攻打西夏之沙州[51]、银州[52]等地，俘杀西夏大将塔海以下数万人，将上述地方洗劫一空。献宗连忙请降，送儿子为质，蒙军这才退兵。
1226年，蒙军第六次伐夏，也是最后一次伐夏，直接导致西夏灭亡和党项人被灭种。
二月，铁木真以西夏不支持蒙军西征和拒不履行质子协议为名，兵分两路，南下伐夏。东路军由铁木真亲自统领，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随行，攻克黑水城要塞后南下。西路军由大将忽都铁穆耳率领，一路连破沙州、肃州[53]。两军会师后，攻克甘州[54]、凉州，继续东进，兵锋直指夏都中兴府。
又惊又怕的西夏献宗病故，神宗之孙、献宗之侄南平王李继位，此为西夏末帝。
蒙军沿着黄河北上，先后克应理[55]、夏州，距离中兴府不过一箭之遥。
生死存亡关头，李派出了西夏最后一支大军，由老将嵬名令公率十万主力，赴灵州抗击蒙军，结果大败。蒙军趁势包围中兴府。
这次，铁木真铁了心，一定要灭夏，因此，他采取了围城策略，同时派兵不断扫荡积石州[56]、西宁等州县，歼灭西夏有生力量，让中兴府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西夏人民最后的抵抗是无比惨烈的，中兴府被围半年，弹尽粮绝，尽管全民皆兵，还给予蒙军巨大的杀伤。这场消耗战是西夏最后的荣光，中兴府已是西夏最后的据点。
蒙军也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老天爷眷顾了他们——1227年，六月，中兴府突发强烈地震，城内建筑崩塌，瘟疫肆虐，末主李不得不请降。
在西江[57]避暑的铁木真，于七月病故，享年六十六岁，遵照其遗命，蒙军将中兴府屠城，将李并西夏皇族悉数斩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