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法家兴邦的大秦，太学主要教授的却是儒家经典？这得从赵政重登帝位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讲起。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从以严刑峻法治国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增。可以说，赵政正是在韩非法家思想的指引下，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原大业。他理所当然地推崇以法治国的思想，主张以君权为核心，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为此制定了十分细密、严苛的法律。
这些法律对于秦王朝雷厉风行地推行中央政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巩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但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面对条条酷刑，人们一旦触犯就意味着终生不能翻身，甚至家毁人亡，使得他们只能将错就错下去，成为社会动荡不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直至最终引发八年“楚沛之乱”。
在经历严刑峻法让大秦帝国一夜之间濒临破产边缘后，赵政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层次的思考。一味地以法家治国，就会陷入任人唯有用论，不问个人人品和修养。认为就算再坏的人，只要律法健全，就完全可以制约他们内心的魔鬼。这就给了赵高、李斯这类人可乘之机。
试问一个连自己父母、家人都不爱的人，会真心爱君爱国吗？一个连家庭责任都不愿承担的人，能够指望他承担起保家国、平天下的重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另一个结果，就是御人唯目的论，一味强调以刑止刑、严刑重罚，来达到律法目的，先设定目的，再制定律法，往往会脱离实际，求全责备，结果可想而知。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害怕被处罚而屈就，就如同被狠命挤压的弹簧，反弹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样看来，完全依靠律法治国，算不上长久之策，治国之本。而扶苏、子婴两任皇帝在位时，为了予民修养生息而主张道家的无为而治，却又造成中央权威丧失，政令不畅，地方势力膨胀，犯上作乱等头疼的问题。
重登帝位后不久，赵政便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被举荐参加策问。赵政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第一次策问，问的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出生于书香门第。
董仲舒年幼好学，饱读诗书。而立之年时，开始设私塾，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公羊春秋》。他讲学有个特别的习惯，在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因为这样，很多学生跟他学了多年，却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公羊春秋》是董仲舒讲学的主要教义，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子夏，即卜商，是“孔门十哲”之一。
孔门十哲是指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即颜子、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
《公羊春秋》，也称《公羊传》、《春秋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堪称用最为简单明了的问答方式，来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而《春秋》又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是一本记载周朝时期鲁国国史的书籍，由孔子修订而成。为什么鲁国的史书会叫《春秋》？大概是因为太史记载国家大事时，按年份书写，一般分写春、夏、秋、冬四季，但古人更加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也就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
虽然《春秋经》记载的是鲁国的国史，却句句孕含儒家思想，暗含褒贬之意。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公羊高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乃王道之大者也，礼义之大宗也。作为一本史书，又彰显着勇敢无畏、刚直无私的史学精神。可以说，大秦史脉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春秋》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
董仲舒不仅自己教学，还经常让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通过讲学，董仲舒为大秦王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子婴继任皇帝时就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天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他从儒学经传《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论，认为《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他提出了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而只有政治统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这一切的统一，最终必须落到思想统一上来，也就是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董仲舒不仅坐而论道，教育弟子弘扬仁、义、礼，自己的行为举止也都遵循古法礼节，成为世人尊重的一代大儒。
赵政一直认为东方的儒生迂腐无用，董仲舒的回答却给他打开了新的思路。这三次策问极为经典，被后世称为“天人三策”。
对于巩固统治的问题，董仲舒认为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不重视对人民的教化，而是用简单粗暴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
仁、义、礼是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该培养整饬的。如果能够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自然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多少年也不会衰败。
要教化人民，做君主的，必须先正己心。正己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自然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这就是王道。
对于治理国家的问题，董仲舒认为必须破旧立新，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人君应当施仁政，并以《春秋》的经义来决狱，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
董仲舒提出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儒家认为人间有五伦，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五种道德关系，分别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而董仲舒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儒家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合为“五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