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也就三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冬至的学校还是没有复课的通知，赵世文依然兢兢业业地留守在学校，打扫校园和教室，而其他的外籍老师纷纷归国避难。
过了正月十五，铭生拎起自己的行李，和啸海、铭华轻轻拥抱告别。
铭华十分不舍，啸海劝她：“华姐，别这样，我们又不是不再见面了。都在天津，铭生可以随时随地回家啊！”
铭华轻轻叹了一口气，“啸海，你不懂。我们姐弟都是最普通的人，以前铭生也不是没有出去工作过，但都是在暗无天日的小纱厂车间里，没有目的，没有明天，只为了糊口而已。现在，铭生的工作是承担着千钧重任和无数性命，对于他自己，对于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里，她扯出一丝笑容，“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希望你能好好照顾铭生。他成长起来了，你让他做你的助手；如果他平凡无作为，希望你能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他。”
啸海轻轻搂住她的肩，“为什么说这样的丧气话？你怎么可能会不在？我们还要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呢！”
铭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清浅地一笑，“但愿吧！”
进入春天，铭生离开家里两个多月，华北发生了一件大事。华北临时政府取消了，由新成立的汪伪政府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原来的天津市长高凌蔚也在这次变动中被汪伪政府和日本外务省弃用，百无聊赖地赋闲在家。
而此时的欧洲战场，德军越过丹麦哥本哈根直接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全面占领了丹麦与挪威。英法两国被德意联军围困在本土，靖绥政策宣告全面失败，英国想在远东牵制日本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随着比利时向德国**投降，德军全面占领西欧看来也就是时间的问题。英国就像一个焦头烂额的灭火员，无力抵抗德国的大规模进攻，想将投入到远东的精力撤回到欧洲本土。
日本却在此时坐地起价，要求完全开放天津英租界，并且将英国管辖的津海关和存银交给日本。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向国王递交辞呈。
进入六月，欧洲战场恶讯频传。号称拥有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在与德国**的交战中节节败退；英国无力独自支撑局面，在新任首相丘吉尔和工人党党魁张伯伦的请呈下，英国国王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共享天津存银。
啸海狠狠地砸碎了一个杯子，吓得冬至躲在铭华的怀里不敢说话。
杨明天安抚他：“啸海，你别这样。这不是你一人之力能够改变的事情，不要太过自责。”
啸海眉头紧锁，“如果日本的势力在天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布防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再想按照原有的计划对天津布防进行摸底，难度就会增加。我知道我无力改变什么……唉！”
“这件事日本人和英国人之间是私相授受吗？会不会通知国民政府？”杨明天知道局势已经不能改变，但总得留下后路。
啸海听到这句话，突然惊醒起来，“没错！这件事重庆方面应该得到消息，否则再想收回天津就不可能了。”
铭华立即明白了二人的意思，“我觉得当务之急，你应该说服英国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国民政府。”
啸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经过最初的无力和愤怒，啸海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像往常一样照例到津海关上班。
整个津海关的气氛日加萎靡，每个人都心不在焉，尤其是那些亲英派，恨不得现在再找一只大腿抱上去。
啸海刚进办公室，他的秘书悄悄溜了进来，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条放在办公桌上，“这是稽查队的孝敬，希望您能在茂川先生面前说些好话。”
啸海哭笑不得，“这是做什么？英国人还没走呢，现在做这些眉眼，岂不是早了些？再说了，就算英国人真的放弃了英租界和津海关，咱们都要给日本人效力了，更不必那么客气。”
秘书叹道：“这种事赶早不赶晚。”
两人正说着话，勃尔推门进来，“张，你到我办公室一趟。”
秘书的脸色有些发白，不知道自己那些话有没有被听见。
啸海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
啸海一进办公室，就见勃尔面沉如水地指了指眼前的沙发，看来是听到了秘书刚才那些话。
啸海耸了耸肩，稳稳地坐在了沙发上。
勃尔似有满腹的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缓了半天对他说：“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给日本人做事。”
啸海没有否认，“混口饭吃罢了。”
勃尔打开了局面，剩下的话也容易说出口，“日本人也没有对你多么信任，不过是用你来打探我们的消息。我之所以纵容你，是觉得你不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是！您对我有提携之恩，即使到现在，我也依然认为我们是朋友。”啸海也陪着绕圈子。
勃尔眯起眼睛，看着他，“你是个聪明的中国人。”
啸海没有说话。
勃尔等了半天，叹了一口气，“国王陛下准备把全面开放英租界，并且将天津存银交给日本人。”
啸海的表情并没有意外。
勃尔苦笑道，“你早就猜到了吧？日本人是不是很得意？”
啸海没有回答这句话，而是问道：“你们不准备通知国民政府吗？毕竟最初英租界的设立是英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商定的合约。”
勃尔一愣，似乎有些不解看着他。
啸海无辜地回望。
突然，勃尔似乎恍然大悟，话题戛然而止，转向了天津卫的几桩传闻上，比如冯佳薇与茂川秀禾出双入对，宛如情侣；比如川岛芳子竟然掌握了天津大部分白面的来源，而且向日本人献计“凡吸毒者，可领取吸烟证，享受价格优惠”……诸如此类
啸海静静地听着，有一件事引起他的关注。原河北省“高官”，天津市“市长”高凌蔚在北京的家中抑郁而终，其家属发出讣告，治丧到场者仅寥寥数人，而这件事竟是发生在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