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上午，就在中央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去上海时，王洪文在工总司的这伙小兄弟从公安局、新华社、外办得到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证实“四人帮”已被打倒。他们极为震惊，要采取行动了。下午，市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市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上海后方基地常委副书记戴立清、市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市机电局党委常委王明龙、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等人情绪非常激动，在市工人文化宫5楼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
大家焦急万分。这个说：“马、徐、王为什么还不回来”那个说：“何时可以回来”“他们三人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我们应怎么办？”吵了半天也没有头绪。
廖祖康说：“我们不要乱哄哄的，光讲讲不行，有些事情要有人去落实的。”
叶昌明说：“我们这些人一散了，不容易找到。”那时不仅没有手机，连电话都很少，有的单位只有一两部电话。有人提议：大家都同值班室联系。
最后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商议，值班室由戴立清负责。
叶昌明说：“戴立清在联络点值班，可由戴立清起草标语口号稿。对标语内容不要写得太明显，先写一些通用的，如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暗中指这次事件。”
戴立清说：“‘三要三不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卫新生事物。”
黄金海说：“标语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两面都可以理解的，如‘三要三不要’等，谁也抓不住什么，根据情况发展。另一种可以明朗一些，如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也可以写还我xxx……”
徐景贤、王秀珍走后两天，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他们度日如年，一筹莫展。因为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留下“不要动”的话，他们又不敢马上行动。
晚上8时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张春桥秘书何秀文一伙人拥进康平路。一进来就吵吵嚷嚷，捶胸。
马振龙一脚跳到沙发上，慷慨激昂说了一通！我从小要饭做工，是毛主席两次把我解放，是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我。我拼脑袋也要干。”
陈阿大把衣服一脱，跟着起哄。
自称是写作组一霸的王知常平时放浪形骸，此时更加张狂，借古讽今，不断叫喊。
施尚英说他下午去找了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四个人被抓的情况，还说李有一个记录本在口袋里摸进摸出。在南京开会的情况也讲不清楚，总是讲要等马天水、周司令回来传达。
原来，李彬山、张宜爱两位到南京军区听传达之前，同他们约好如果正常没有事情，打电话时讲“原来要买的电视机抓紧一点办”如果问题严重，就说“原来要买的电视机现在不要了”。但是因受到南京军区领导的警告，他们在南京没敢打电话，回到上海后也不敢打电话，不想再参与这些非法活动。
这伙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要四个市常委表态。
正在这时，马天水从北京来了电话，大家都拥到对面房间的电话机旁。
接电话的常委冯国柱问：“明天什么时候回来”马一会儿回答上午，一会儿回答下午。因为他也不知道。
冯国柱火了，说：”你等于没有回答。我们在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社会上人心浮动，流言很多，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局势无法控制。”
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嘛！”
冯国柱说：“你要我们一两个人不要激动可以，其他的人，我们稳不住。人就旁。”
这时王秀珍接过马天水的电话说：“争取明天一定回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冯国柱随即叫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与王秀珍通了话。王秀珍对叶昌明说：“要听指挥，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王秀珍是“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子，王洪文的这些小兄弟都听她的。
放下电话，回到学习室，这伙人你一句我一句，骂马、徐、王三个人叛变了，是“投降派”、“软骨头”、“既得利益者”，等等。骂了一通，别无他法，有的借口打电话，有的借口上厕所，一个个想溜出去。冯国柱看出他们是想到外面一起商量，于是说：“这样吧，干脆你们一起去商量，4个常委留下也研究一下。”这样，叶昌明、陈阿大等一干人去了小礼堂。
留下的四个人，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一致意见是要稳住，一定要等三位书记回来。黄涛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只是踱来踱去说：“要准备，要准备。”
不一会儿，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等从外面进来了，也不吵了。朱永嘉变成后半场的主角，王知常、萧木、廖祖康在一旁帮腔。
王知常讲了历次政变因丧失时机而失败的教训。
朱永嘉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异常激动，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下毒手了，这是资本主义复辟。”“巴黎公社只坚持了九天，我们只要能坚持一两个星期就是胜利。”“我来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和《告全国人民书》。”他写了一张条子”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煽动性地讲了一大段，大意是：我没有想到张、王、姚会有如此下场。王洪文我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给我们的全部批件，可以公布于世界。我认为要起义。要发表告人民书。刷大幅标语，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要干的话，我们连夜干，一个要出动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可以发一点有针对性的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现在就是赫鲁晓夫上台。他们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三五天，港口码头一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这时，即使像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
这些话，8日晚上他就和徐景贤等人说过，老调重弹。
陈阿大说：“斗也垮，不斗也垮，宁斗死，也不投降。”有人还说：机场去二辆大卡车就行了，航道上沉一条船就行了。还议论到控制煤、电、粮。朱永嘉对四个老干部常委说：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丧失。要干要下决心今晚干！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要你们四个人和我们一起干！
朱永嘉见他们不吭声，又进一步说：今夜要是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一回来，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就只有唱两支歌的份了，要么唱一支革命歌，我就算钦佩你们；否则就唱一支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今晚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朱永嘉逼着常委表态。
冯国柱要黄涛发言。黄涛说！肯定是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要对着干。”“邓小平上台后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但要他讲到如何行动，仍像下午那样，阴阳怪气，只重复！要准备，要准备。”
张敬标第一个表态反对：我们虽然和你们心连心，但现在不能干。我们四个人代表不了市委，没有代表性，没有号召力，小拨拉子。六个书记在北京，要干也要等他们回来。
王少庸也表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和你们一起干。现在四个人抓起来了，三个人情况不明，可能有三种情况：一、变成叛徒。二、思想不通。三、在中央拿出罪证面前没有话讲。现在不能随便乱动，一动就暴露。要干，还是要等他们回来。
冯国柱说：我也同意少庸、敬标意见，要干，但今晚不能干，一定要等他们回来。我们大家可以商量，要做些什么准备，但不能像朱永嘉讲的那么绝对，好像目前只有两条：要么今晚就大干，唱大戏；要么明天唱两支歌。可不可以有第三条，比如明天还是由我们几个人去接他们，看他们回来的态度和材料再说。
冯国柱讲完后又要黄涛发言，他还是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哼哼句！
其间，施尚英出去给民兵指挥部一个负责人钟定栋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要钟检查各单位值班，枪、弹和战备的人数落实情况。第二次要钟定一个重点目标保卫方案。
钟定栋找作战组起草了一个设三道防线的计戈控制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北站、南京路、大世界、隧道7个要点；控制通往江浙两省的安亭、浏河、金泽等6个重要口子；控制电台、车站、机场、市区的10座重要桥梁，以及全市民兵小分队控制里弄等计划；还要海洋渔业组织派2-3对渔轮加强对吴淞口的巡逻。拟定区县作战指挥班子的名单，弹药补给，并对密令暗号做了周密的布置。钟定栋看后比较满意，起了“扞一”、“方二”的标题。
这样短的时间就可以搞出如此周密的计划，可见不是一日之功。
有人还提出来，可以趁13日下午5时上下班时间，街上人多之机打响第一枪。要严密监视重点对象，要逮捕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8人。打响第一枪后，先枪毙这108人。
凌晨2时多，这伙人对常委的最后表态甚是不满意，一哄而走。他们又回到市总工会，决定层层吹风。
市妇联主任汪湘君上午6时就向妇联副主任、常委们吹风，还通过妇联系统向各级党委吹风，并通过借调到妇联工作的人回原单位去吹风。
市总工会力、公室主任唐行南立即召开了区、县、局的工会负责人会议。以学习《亿万人民的共同愿》为名，预先布置。有人提问：”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是反党集团，已经抓起来了，这消息是否可靠？”主持会议的唐行南就说：“确有其事。我们大多数是老造反、新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要提高识别能力，立场坚定。情况是严重的，大家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现在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大家可以”
当有人问要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又引导大家讨论。有的说：“王洪文是我们工人领袖，不可能是反革命。”有的说：”头可断，血可流，希望总工会拿出措施来。”有的说：“这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邓小平路线的继续。”在他们鼓动下，会场个个摩拳擦掌。
要贴出的标语口号经叶昌明、马振龙、黄金海、戴立清审定，将17条增加为21条。如：
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决不容许苏联变修的历史在中国重演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决不容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黄金海还写了一份材料，攻击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王明路线的重演”，“是林彪的手段”。
13日上午10时左右，王洪文的小兄弟、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召开各组室新干部会议。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华国锋叛变了。上海到北京去中央开会的几个领导，我们现在联系不上，情况紧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宣传准备，武器准备，物资准备，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有一个态度。会后，一些人按照马振龙的要求议论、研究准备物资，并到各个仓库提取物资。
在此之前，10月12日、13日，马振龙就在轻工业局策划和部署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局内设了明哨暗哨，在局夕卜设两个黑据点，动用基层三个民兵营、两个连，供轻工业局统一调动，从军事上、组织上、物质上都做了准备。马振龙一次就动用了手电筒200只，手电池10箱，桅灯260只，压缩饼干1吨，自行车20辆，火柴1大件，汽车牌照7副，油桶40只，汽油票1吨，纸张2吨。还亲自布置仓库将早已准备的6辆新汽车，5套广播器材全部拿出来。
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上海八人小组的报告，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终于使王洪文小兄弟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