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戴立清在本系统监护。陈阿大、马振龙群众监护。跟“四人帮”跟得紧、民愤大的只一二十人。工交系统的两霸黄涛、陈阿大，财贸的黄金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妇联的汪湘君，组织组的王日初……犯了错误的绝大多数是受“四人帮”的影响，所以一定要划清界限。一是陷进去的，一是受影响的。就是陷进去的，也给他们创造条件，也希望他们交代问题，揭发“四人帮”，把他们拉上来么。对黄涛、陈阿大等人釆取保护措施，也给他们创造条件揭发、交代。“四人帮”在上海做了很多坏事，更深入的罪行要靠他们。
准备开区县局会议，把他们的揭发交代在党内揭露，区县局同志也揭发他们的问题。上边问题搞清楚，下边问题也要搞清楚。
对受影响、说错话、做错事的人，做细致深入思想工作。在上海工作，“四人帮”要你办的事不办，要你说的话不说？我们理解上海同志犯的错误。绝大多数同志是执行问题。群众揭发，我们一定要支持，不能泼冷水。这些人不能给群众穿小鞋，自己问题自己大胆揭发，自己认真揭发承担了责任，群众会谅解的。问题要搞清楚，搞不清楚不行，群众不谅解。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斗争、团结，要一看二帮，耐心等待。反革命暴乱基本搞清楚，6月27日就发了枪。建立了武装叛乱的联络点。工会、妇联、青年团、民兵、学校等问题也要搞清楚。还有准备三中全会问题。这是明目张胆地另立中央，搞分裂。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抓革命，促生产安排问题。16号文件第6条写了，党委一元化领导，运动、生产一起抓。党委内部要有分工，运动、生产都要有人重点抓。如果人员少，可由下面抽人。群众积极性很高，要把运动安排好，生产安排好。
群众起来了就到处看大字报。但是，不能搞跨行业串连。党委要负责领导，不能让出去（到外单位）串连。工交系统领导由工交组核心小组负责。我们工作组同志参加，重要问题一起讨论。不向下传达。
会后，徐良图和工交组专门研究了港口、煤炭运输问题。主要问题是船少，运力不足，港口压船多。上海路局安排煤炭排空车，9月计划每日500辆，实际完成每日550辆。10月计划每日700辆，10月1一25日实际完成每日712辆，大大超过9月。
其他中央工作组的人到各局考察各级领导干部，动员原来受“四人帮”压制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先后将杨慧洁、郭忠业派到市纺织局、轻工业局主持工作。
随后，11月上旬，对基层问题严重的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十七厂，王秀珍工作过的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工作过的国棉三十厂，叶昌明工作过的合成纤维研究所，黄涛控制的江南造船厂等，还有上钢五厂、上海京剧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柴油机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等，相继派了工作组或联络员，重点清查、调整和加强了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斗争十分尖锐，轻工部机械局副局长徐政带队进人上海化纤厂，一进门就被上千人围住。她站在人群中大声讲：“你们要工作组来，我们来了就被围住，这叫我们怎么工作呀！”慢慢群众才散开。原想闹事的几个人一看没有机会，悄悄溜走了。徐政说！这是多好的群众啊！”
工作组刚到三十一厂，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果然，12小时后三十一厂就发生火灾。林乎加及时召集进驻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一厂、国棉三十厂等4个单位的工作组人员开会，听取汇报，作出部署。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要深人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楸，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发“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由于政策对头，事态没有扩大，很快平息。
对重点、难度大的单位，领导亲自做工作。一次严佑民高烧40°，秘书李声华劝他休息。他不许身边同志声张出去，次日高烧略有下降，带病到江南造船厂召开万人大会，动员群众，解除顾虑，大胆检举揭发。动员会后，群众揭发了大量线索、材料，收获颇丰。而严佑民却病倒了。
王守家来到位于外滩的市政府大楼的工交组，楼里贴满了大字报。办公室少，此时陈阿大已被隔离审查，只有他的力、公室空着，分配给王守家用。王守家一进门就看见墙上都是球印。陈阿大的司机说陈阿大坐车不老实，坐在后排，把两个腿放在我的肩上。”陈阿大没烟抽了，就跟人家打J卜克，别人都得输，输了就得给他买烟。开会，大家都坐着，陈阿大从不坐着，总是走来走去的，一个肩膀靠着门口，像个二流子一样，从没有个正形。有一次轻工局某单位没有党委书记。陈阿大对管人事的同志说，上一次来开会的有一个胖胖的女同志，梳着短发，你叫她当那个党委书记。既无名又无姓，人事部门真是难以执行。挑来挑去，挑到一个短发的女同志。等这个女同志上，阿大到轻工，看他的人。后大人已经上班了就算了吧。陈阿大就是这么一个人。
王守家首先去看了许言。这是他离开北京时袁宝华嘱咐的。许言是王守家的老上级，许言任钢铁局局长时他们经常见面。张春桥、马天水这些人排斥老干部，许言任科技组副组长，排在后面，不知第几把手。中央工作组来后很快让他主持工作。
王守家负责计划组，又看望了韩哲一，他说：宝华同志要我来见见你。韩哲一在计划组当第四、五把手，向王守家反映黄涛、陈阿大这一帮人无法无天。韩哲一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时，是王守家尊重的老首长。韩不仅对各种材料、数字了然于胸，而且做报告从不照本宣科，生动风趣。一次讲到对上级的指示要全面领会，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抗战在根据地，开会布置了许多事情，其中顺便讲到，为了方便夜间行军，要求大家打狗。因为狗一叫敌人就听见了，暴露了我们的行动。一个区长回去了，别的不传达，只讲了两个字“打狗”。这就把会议精神讲偏了。韩哲一笑着说你们千万不要学‘打狗区长’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印象深刻。这样的报告，王守家听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延安饭店是部队招待所，条件简陋，坐落于延安西路，离外滩的市革委会大楼比较远。王守家每天到工交组上班。当时社会秩序比较乱，为了途中安全，国家建委的一个女同志付雯娟经常找王守家一起上下班。12月3日中央工作组从延安饭店搬到上海大厦，离外滩近，上下班才比较方便。到上海大厦后，林乎加、徐良图、王守家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人都住在10楼。徐良图住在1008，王守家住在1006，徐良图经常到康平路参加市委会议。他俩长期一起工作，相当惯熟，王守家随时向徐良图汇报情况，交换看。
王守家在工交组，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找人谈话，了解工交组班子的情况，每一个人的思想情况。工交组人很多，仅生产组下属：工业小组、交通小组、调度小组、计划物资小组、协作小组、技术小组。通过了解以后，总体感觉有几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但是非常少。所以都不敢跟他们说什么了。将他们反映的情况都记下来。他谦虚地说：“我也没别的能耐。”第二，看大字报，市革委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看都看不过来。主要揭发黄涛、陈阿大、王秀珍、张春桥、王洪文。他将重要的抄下来。第三，解决煤、电、车皮运输等问题。那时物资匮乏，经常和国家计委联系，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将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徐良图汇报。徐良图不经常到革委会大楼，他主要是参加市委、中央工作组的会议，只有工交组开重要会议才到革委会大楼。徐良图经验丰富，常常是王守家刚汇报完，他已经概括、归纳，提纲挈领总结出了几条，作出部署安排。
中央工作组搬到上海大厦后，每天晚上又增加一项工作：审查电影、戏剧。陈锦华当时负责文教。“文革”前17年全国拍了600多部电影，一半以上出自上海电影制片厂。江青说17年是文艺黑线统治，批判这些电影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禁止演出。“文革”十年，八亿人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对此大家早就很有意见。“文革”中左的东西不是一下就能改正的。所以要审查，看“文革”前拍的这些电影，能不能尽快开禁上演。这样很快解禁了一批电影。久旱逢甘雨，这些电影上演时观者如潮。
华国锋一直关注着上海工作。11月5日下午3时，在国务院听取财政部张劲夫、王丙乾汇报1976年财政问题的会议上，他讲到当前形势时说：上海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得多，上海广大工人、干部、军队知道“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后，一下子就起来了。说明上海工人觉悟高，我很高兴。
加强外事工作，派赵行志到上海
当时到中国访问的外宾，一般先到首都北京，第二站就是到上海参观访问。上海局势稳定后，到上海来访的外宾越来越多。上海原负责外事工作的副主任冯国柱因群众意见彳艮大，不能再工作，上海市委急需一位外事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李先念长期任副总理，对外交部干部熟悉，提议将59岁的驻伊拉克大使赵行志调回来派往上海。11月18日，正在巴格达的赵行志突然接到外交部特急电报，要他赶在11月30日回到了北京。外交部副部长刘振华对他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上海工作。次日，赵到中组部报到。中组部的领导接谈后说，你到上海是先念同志决定的，详情中组部不了解。你稍等等，请示下先念同志看还有什么交待没有。一会儿，他回来说，先念同志说要你赶快去上海，别的没有什么交待了。这样，赵行志于12月5日赶到上海，参加了中央派驻上海的工作组，分管上海市的外事、安全、体育和统战系统等工作。
这是赵行志第三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来到上海是1935年，赵出生在四川成都，后随母亲到北京。1935年，他到上海曾先后就职于江万平会计师事务所、中央信托局。晚上，则在沪江大学就读。他自幼嗜读武侠小说，立志抱打天下之不平。他常说：“做人要讲义气，不能见利忘义。”这种行事风格一直保持到晚年，2009年5月彭冲见到赵行志的儿子赵霄洛伸出大拇指赞赏说！你爸爸是条好汉！”
赵行志第二次进上海是随军南下打到上海，1949年5月，他担任文管会的副书记兼秘书处长、人事局副局长。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文教办、市体委、市外办等单位的领导，为上海的治理整顿、恢复生产、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熟悉上海情况。
1960年，赵行志任中国驻瑞士日内瓦总领事。1967年1月，赵行志被召回国在外交部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外交部的一批老大使对“造反派”批斗陈毅十分不满，并很担心周总理的处境。当时，在外交部里不便深谈，便到曾涛家里，或是黄镇家里，酝酿起草大字报。赵行志的毛笔字不错，还负责抄写成大字报。开始是耿飚、黄镇、仲曦东、曾涛、赵行志等7人签名，随后又吸收了19人签名。这就是当时外交部着名的“26人大字报”。这批人后来被称为“耿黄反党宗派集团”，并将最先签名的7人批斗了几个月。
赵行志到上海后，与中央工作组一起，齐心协力，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上海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四人帮”为了夺取外交权力，在上海工交系统抽调上百人当“工人大使”，如何处理这批人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赵行志认为：“‘工人大使’的实质是‘四人帮’为僭越国家外交权力，积极积蓄力量。但是，这不是说凡是‘工人大使’都参与了这项阴谋。这些工人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受欺骗的。绝不能把这些同志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应严加区别。只有个别的，做了一些坏事的。即便对于这些人，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划清界卩艮，打消顾虑，积极参与‘揭批查’。这为外办妥善处理‘工人大使’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