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造船厂党委代表发言，他说：1968年3月，王洪文叫嚷！有些工厂的权落到老保手里了，江南厂也有危险，要把这个权夺回来。”“江南厂的事我不能不管，涉及到全市、涉及到国防。”9月4日王洪文到江南厂担任驻厂工宣队团长，大搞“改朝换代”，向干部群众连砍了四刀。第一刀，王洪文宣布，“江南厂地下党同国民党的谍报组，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原常委混进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有些中层干部就是特务”，提出向“旧常委、地下党、谍报组三条线开刀”。1969年2月2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向“三条线”进攻的全厂大会，在台前设置了“地下党、谍报组人员己处”，强令登记。王洪文在台上叫嚷！江南厂的阶级敌人孤立了，今天大会一个多小时就揪出140多个。”然后在厂设立了如同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一样的“学习班”、“隔离室”，一下子关押了190多人。许多人是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施以严刑、毒打，将老党员、老干部高宝弟毒打成终身残废。副厂长金尔音写下“一生从未做特务，无以交代怎奈何”，被毒打身亡。许多老同志愤怒地说：“解放前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抓我们，杀我们，没能做到。而‘四人帮’做到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
王洪文的第二刀，砍向厂部、政治部、保卫部，他们知道这3个部门，特别是保卫部掌握全厂政治情况，了解厂里社会渣滓的底牌，是他们搞招降纳叛的障碍，他们说“要用皮鞭捧打出反革命来”。对保卫科长王德彬，严刑逼供，揪头发，揪得头皮都是脓水。绞耳朵，绞出血。长时间罚跪，跪在四脚朝天的凳档子上，然后用硬皮鞋猛踩他的脚跟，将他踩下去。用细麻绳在他脖子上挂上20多斤重的砖头，两手喷气式，弯腰到90度。毒打，抽铜丝，一次抽打六七十鞭，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不准吃、不准喝水、不准睡觉，不让小便。一次竟连续审讯拷打达14天13夜，长达300小时。对此，王洪文大加赞赏，无耻地说！我同王德彬虽然同是保卫员，但我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的。”
他们这种法西斯行径弓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王洪文的第三刀就砍向这些干部、群众。油漆车间500多名职工，50多名职工被关押、毒打。厂保卫组的一位工作人员住院在病房，讲了一句“王洪文以前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员”，就被无卩艮上纲说成是攻击王洪文，是现行反革命。他们无中生有，制造“谋害王洪文的反革命事件”，将一些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王洪文和他的五虎将轮番到厂里督战。原厂革委会常委周景云说：我现在身上有3处伤痕，屁股上的伤疤是地主的狗咬的，头上的疤是资本家的棍棒打的。现在尾柱骨折断，是王洪文害的。大家说这同美蒋特务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什么两样！
第四刀砍向驻厂军宣队。王洪文大骂军宣队负责人是“两面派”，王秀珍到工厂布置整军宣队的材料，说：材料“可以送给我和马天水”。策划“揭矛盾”大会，当场将军宣队负责人厂党委副书记瞿慎坦整得发病，回家后身亡。军宣队被赶走。他们又一次打倒大批干部，从厂到车间科室、工段，换了300多名干部。将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一个个鸡犬升天，把施尚英提拔为厂党委副书记，并安插到市民兵指挥部；将张国权拉进党内、当上常委，安插到六机部常委核心小组。群众说“四人帮”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厂内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老工人毛和芳1968年写诗贴大字报揭露他们，遭到毒打，昏死过去，被关进防空同。他醒来后又在墙上写了一首言志诗。很多看管的工人同情被关押的人，给他们买药、送信。“四人帮”同国民党一样极端残忍，极端虚弱、孤立。王洪文及其余党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们常说江南厂“一直存在反王洪文的一股暗流”。
因为还没有定案，江南造船厂代表发言中没有，点厂工宣队政委黄星的名字。黄星已于1977年4月被监护，1979年作为制造冤假错案、残酷毒打迫害大批干部、群众的主谋者、策划者被拘捕，后被判开。
江南厂党委代表说：在驻厂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和指导下，我们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开展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深人揭发批判王洪文的罪行。在斗争中我们按照市委关于“三个切开”“三个区别开来”的指示，集中揭发批判常委少数几个紧跟“四人帮”及马、徐、王的主要成员，一件件查清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其他犯有一些错误或严重错误的常委领导成员，一面让他们工作，一面又给他们机会在群众和干部中揭发交代问题，检查错误。尤其对车间、科室中层干部，除了个别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者外，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到目前为止，经上级党委批准，我们只对3个厂党委负责人和一个党总支负责人采取了组织措施，贯彻执行了党的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同时进一步消除派性，增强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团结。王洪文在我厂所干的罪行说明，“四人帮”既是镇压干部、群众的刽子手，也是挑动派性、分裂工人队伍的罪魁祸首。许多受迫害的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把自己受到的迫害上升到阶级仇、阶级艮的高度，与原办案人员团结战斗，一起揭批“四人帮”。同时也激发生产积极性。长期以来在王洪文及其追随者的破坏下，生产管理系统混乱，广大干部群众说：“行帮掌大权，江南遭大难；政客抓生产，工厂成烂摊。”现在我们要巴“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3月份生产超额完成了月度计划。“4月勇创新成绩，5月攀登新高峰”这是全厂共同的誓言。
着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上台发言，题目是：愤怒控诉叛徒江青、特务张春桥对我全家的政治迫害。她说：因郑君里和江青30年代比较熟悉，知道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吹捧江青，为蒋介石祝寿演《求婚争演赛金花》，闹得剧团分裂，让江青演大雷雨才了结了这场风波。江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竟无耻地伪造历史，并且对所有了解她丑恶历史的人者P千方百计地加以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君里就是无辜地横遭迫害的一个。1966年秋，张春桥要君里把有关江青的文字材料交上去，君里交了。张春桥又找君里谈了两次话。第一次张春桥说：“你把江青给你的信件、照片及有关材料都交出来！”我们整理了一大包交上去。同年的10月张春桥第二次找君里谈话。不久，一天晚上10点，家里闯人十几个青年，每人戴着口罩，只有带头的讲话，说！把你们家所有首长的属于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将整个大楼封锁，一直抄到早上5时，动作熟练。对家人进行抄身。后来知道，这是江青勾结林彪、叶群，指使他们在上海的死党、林立果带一帮人冒充红卫兵来抄30年代文艺界知情人的家。江青对叶群讲，帮她把仇人搞掉。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是她的仇人。她们将材料抄缴、封存、烧毁后，又对活人下手，1967年9月，林彪死党王维国利用控制的公检法，将君里等拘留，在两年时间内，我们不知道君里的下落。就是国民党的监狱还允许探监。1969年3月君里病危我才在医院里见到他，旁边有人监视。君里去世的前两天才准小儿子陪伴。后来一个同监20多天的青年告诉我，两年来他关在一间12步长、6步宽的牢房里，每顿饭不到二两。20多天提审10多次，高压、恐吓，致使君里大小便失禁。君里逝世后，他们还不放过我们，全家成为“反革命家属”，来往我家的人都要受到监督。我的小儿子在福建插队时，上海发生一起凶杀案，非说远在福建的小儿子是凶手。幸好公社有一个下放的老干部，根据事实提出否定，孩子才免于被迫害。江青一伙是要斩草除根。1973年我给周总理、邓颖超写信，他们派张瑞芳来看我。周总理的关心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勇气。
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黄晨代表文艺界作为证人到法庭揭露江青的罪行。后写人判决书！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蚊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等5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市革委会外事办公室代表发言，主要揭露1972年8月江青同美国女作家、大学副教授维特克的谈话。江青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在北京人大会堂第一次会见维特克，一眼看中了这个女作家，谈话6个小时，又是宴请，又是陪看《红灯记并答应再谈。随后让维特克到上海，人还未到，姚文元的指示已到，说江青要上海给维特克看样板戏。徐景贤、冯国柱照办，还安排王秀珍会见、宴请。处处突出“四人帮”、江青。然后由上海通知维特克，江青要在广州见她。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谈了6天。江青美化自己的历史，说自己是“0年代文化革命的旗手”，宣称自己“和鲁迅一样遭到了围剿和迫害”。吹嘘自己同毛主席一起转战陕北，“指挥了全国战争”。其实她当时只是一个政治协理员。为了证明这点，不惜出卖机密，她谈了9个小时，向对方提供了军事战略计划、作战电报、军用地图等。为了证明自己是解放后参加领导了文化战线的历次重大斗争，她把解放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开列了大事记，按次序一件一件向维特克介绍，其中涉及许多未公开党内会议、文件、决议的内容，还泄露与国外共产党的关系，暴露我国绝密资源分布情况，说某地稀有资源遍地都是。充分暴露江青里通外国、投降卖国的叛徒嘴脸。此书已于1976年4月在纽约出版。
上海师大党委代表揭露“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师大的法西斯罪行。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两千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姚文元老子姚蓬子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写的一些黑文章，他们在维特克当时也做了笔记，1977年写了《江青同志》，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指江青）参考了中央委员会逐日的从延安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记”，“房间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6张地图”。这些地图不仅有西北战场的，还有全国战局的。“江青说到第三次革命战争期间，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0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范思翻译，194一195页、第198页、第207页，2005年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江青谈话中介绍鲁迅时，说：“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维特克的书中写道“她频繁地把他（指鲁迅）和自己放在一起。”（见《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62页、第113页）
“文革”前写过与被批判观点相同的文章)。这样触痛了他们的神经，查抄所谓“黑材料”，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黑材料没有搜到，1967年9月4日，对2500人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三尺，整整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料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同志。1970年11月，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徐海涛、朱永嘉，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会上张春桥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锥子”，“动刀子”。上海警备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文教组负责人徐海涛到师大说：“反对张春桥、反对江青，就是犯了死罪！犯了杀头之罪！”徐景贤说！搞这彳比人决不能手软。”张春桥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他们将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作为行动准则，王秀珍直接下达指示！可以关一批人嘛！看守严一点嘛！”“胆子大点搞，只要参加炮打的人就可以审查，有没有问题审查下来看么！”徐海涛说“不要考虑材料的真实性”。大搞白色恐怖，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他们草菅人命，让关押人员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审讯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他们还要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1975年张春桥当上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将上海市警备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徐海涛调到北京任总政保卫部副部长。1976年10月徐海涛一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罪孽深重，自杀了。
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保姆秦桂贞的发言，题目是：华主席和党中央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和解放。她说：我今年63岁，13岁在上海一个资本家家里当佣人。1936年冬天，江青当时叫蓝苹，租了这个资本家的一个亭子间住，我为她冲开水、打扫卫生，她每月只给我一两块钱。解放后我在上海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1968年3月2日，江青、张春桥派人用汽车接到上海市革委会，对我说！北京首长叫你去。”北京首长，我只认识江青。她知道我会烧菜，可能是她叫我去的吧。当天晚上，我就被送上一架专机。到北京后，让我住在空军的一个招待所里。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陈伯达，我叫叶群，“我们是受江青同志的委托来看你的”。问我认识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来往？问完之后就走了。我万万没有想到，6天后，进来3个解放军，把我的语录本和腐乳都扔在地上，在语录中夹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后来我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关起来。以后他们又把我关进监牢。他们污蔑我是“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我从小就是童养媳，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们拿不出证据，就折磨我，每天只给3杯水，罚我在马桶里洗脸，把我衣服剥光，还把我两手反铐起来，把饭倒在地上，让我趴在地上用舌头舔饭吃。他们说！就是要把你当作一条狗来对待。”我坚信毛主席会来救我，我天天高呼！毛主席救救我。”他们把毛巾塞到我嘴里，把我的头发拴在门闩上，用钢丝抽我，打得我全身是伤，鲜血染红了毛衫和夹衣，为了掩盖罪行，将我的毛衫抢走。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夹衣保存下来。从1969年开始，长期不审不问不理我，想活活把我关死。就这样整整关了7年。1975年毛主席对专案作了指示，不得不放了我。放我时，威胁我说：“你到北京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讲，讲了完全由你负责。”我本来身体好好的，关了7年一身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江青这样对待我就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她与不三不四的人鬼混那套乌七八糟的事。粉碎“四人帮”我才获得第二次生命和解放。
这件事因做得太过分、列人中共中央下发的10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二）》而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