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介甫先生的这首诗，大多数人小时候学过背过，17世纪的习俗，与几百年后的现代并无不同，除夕当天，贴春联、祭祀、放炮竹、吃年夜饭、守岁。
春节，是我国“百节之首”。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庆祝春节的习俗很多，至今在民间尤其是农村中保存最广的习俗当是帖春联和贴门神。
贴春联，是中国民间庆祝春节的第一件事情。每当春节将近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两边贴上崭新的春联，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赋予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诸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之类。一些春联还反映不同行业、不同家庭不同的“幸福观”。
因此，认真研究春节时人们张贴的春联，无疑是观察中国民间风情的一个有意义的途径。贴春联的习俗究竟起于何时，至今无准确的材料可资查证。不过，大约可能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可以在史籍中证实的。此外，根据《王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唐亡之后，五代十国，值此期间，蜀主孟昶亲自在桃符上题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一联，这便是最早的春联。
上联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下联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严格说来，此联在平仄上也不甚合律。尽管人们都认为它是迄今所见记载最早的联语，但它如此出名，并非由于它是首创，更不是因为艺术水平高，而是宋人认为它是谶语，预示了宋将灭蜀。
公元964年春节，孟昶作此联，965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伐后蜀，孟昶兵败投降。之后赵匡胤委任吕余庆为知成都府。吕余庆本名吕胤，字余庆，因犯赵匡胤的名讳，故以字为名。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已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将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自己的生日定名为“长春节”，即所谓“圣节”。孟昶降宋之时，正是宋太祖诞辰之日。这种情况与联语是一种巧合，还是预先知道，今已不可考。
这时候与现代贴春联的习俗还有所差异，最早的时候还是桃木为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之名，再于板面画上两个神像，挂于门前，以期望主管万鬼的“神荼”、“郁垒”二神能为自家驱避鬼怪，祈福灭祸。
有宋一朝，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此时桃符形式多变，开始出现了以纸张代替木制的桃符，写好春联贴于门上，但各家异同，木制桃符与纸春联交杂。
若是有人穿越到明朝之前，会发现大多数人家门前的春联所用纸张各异，多数是纸张本色，颜色偏黄，或许还能见到以白纸写春联贴于门前的人家。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后，明廷规定春联要用红纸或朱砂纸作底，用黑墨写字，并取名为“万年红”。红与朱同义，或许老朱家此举用意在于期盼“朱”姓政权长治久安。
由此之后，春联的样式才与现代相同，而祭祀、放爆竹、吃年夜饭、守岁更是自古有之。
守岁是从吃年夜饭开始，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反正长夜漫漫，那就从掌灯时分入席，慢慢吃慢慢吃，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会一直吃到深夜。
文艺小青年的除夕夜就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小火炉暖意融融，推杯换盏，守着天色渐明。三两杯杜康下肚，诗兴大发。
有人除夕夜只是发呆看梅花：
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
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唐伯虎《除夕口占》
还有人过年过节仍在家苦读，和现代考生一样深深的无奈：
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
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夫是文词。——文徵明《除夕》
以上都是民间除夕情形，宫廷里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在宫廷，除夕夜热闹非凡，通宵达旦的大筵要持续10多个小时，重臣、亲属均需陪伴皇帝“入阁守岁”。
节目内容则是文艺汇演，除了载歌载舞，还有语言类的滑稽节目，相扑、角抵等竞技节目，还有各种杂技魔术。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类似今天相声表演的“俳优”。所以那时的达官贵人就听听相声看看歌舞，迎接新年。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习俗，就是这样一代代的演变、传承下来，形成了如今的文化底蕴。
而今除夕，穿越众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半年多，大多数人体会到了从无到有的艰辛，立足此地所经历的种种困难甚至有穿越者为此付出生命，从到台湾开始，直至一星期前的遇袭，经历了太多，只有这短短的年味，让所有穿越者能有那么一丝休憩的时光。
绝大多数的穿越者不论男女，在现代社会那边的羁绊如何暂且不论，但于此时代，当成家立业，稳稳扎根，不久后的一天必然会达到如宋人袁文在《瓮牖闲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为也”。
新港南北各地新年祭祀庆贺暂且不表，但京城的明思宗朱由检这个年过的可是不踏实。
明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河南之地，连年大旱，地震刚过，，紧接着蝗虫遮天蔽日，赤地千里，禾苗殆尽。城中米、麦涨至五千钱一斗，饥民饿毙者无数，人相残食，民间籍籍。
洛阳城内要饭得人成群结队，城中居民也揭不开锅了。百姓苦难惨不忍睹，官府腐朽依旧，民不聊生，以及怨声载道，民间沸腾。
值此之际，苛捐杂税依旧泛滥，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
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廷要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合称“三饷”。
“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亡国也未曾革除。
明廷如此作为，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更为可恶的是，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非仅仅加派了“三饷”而已，如此方便的名目，各级贪官污吏可不会放过这个搭便车搜刮的大好机会。
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当时山东有些地方，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筹集银钱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做法并不能左右权势之家，文官富户不纳税者犹多，于是担子全加到了底层百姓身上，且年复一年的重，无疑是将百姓往死里逼，于是活不下去的百姓只能复朱重八旧例，起义之火四起。
但在朝廷看来，流寇越多，来年需要的平乱银钱就越多，只能再度加派，从其它地方再度榨取银钱，于是陷入死循环，中原起义之事愈演愈烈，由是时人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终崇祯一朝，碌碌之人不知凡几，国家有事，习惯性的将担子甩到小民头上，谁叫小民无权，最好欺负呢！
而崇祯至死，都没敢将枪口转向士绅富户，全国上下的士绅们，趴在帝国已经腐朽的尸体上，准备吸干最后一滴血，越是末年、乱年，他们的狂欢愈盛。
时值中原大地，起义军四起，各路起义军中，无疑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影响力最大。
明廷采纳杨嗣昌“四正六隅”之方略，全力对付农民军，但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等起义军为在陕西商洛地区养兵蓄锐数年的李自成提供了机会。
在张献忠率农民军转战四川，把绝大部分明军主力钳制在四川、湖广地区后。李自成此时乘中原明军兵力空虚之机，率部沿洛河而下，由郧阳（今湖北郧县）迂回进入河南，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李自成一举攻下宜阳县城。活捉并杀死知县唐启奏和百余官吏及富户。三天后，又攻克永宁县（今洛宁县）。将伊王后代万安王及家人，知县武大烈等三百余口官吏和地主富户活捉并杀死示众。后迅速挥师攻克洛阳周边各县，再度直逼古城洛阳。
飞报传到河南府邸洛阳城，福王朱常洵，前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河南巡抚李风仙，河南总兵王绍禹等人紧急协商，立即上奏朝廷，请求火速支援河南。因兵部尚书杨嗣昌正率大部明军在湖广，四川等地围剿张献忠等部，暂无兵力支援河南。旨令河南参政王胤昌、河南总兵王绍禹加强守备，等待援军。
福王和吕维祺下令，全城动员，全民皆兵，不分男女，参加保卫洛阳战事，以崇祯八年抗击李自成攻洛未遂为战例，准备迎战。
而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农民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行，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
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农民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私通农民军。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农民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农民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的“十面网”。
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时又传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杨嗣昌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至死。左良玉则是被削职，带罪领兵。
但不管中原之地如何纷乱，这些与元老院这边不相干系，虽说一星期前新港刚被萨摩藩袭击过，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新年伊始，西海岸南北各地正需全力为春耕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