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开列了“目见耳闻，古制非一”的29种宅经，其中《天老宅经》、《司最宅经》、《右盘龙宅经》、《子夏金门宅经》和《刁昙宅经》五种为敦煌写卷伯3865号所不录，另外其中的《文王宅经》、《宅锦宅挠宅克宅镜》、《元女宅经》、《淮南子宅经》、《王微宅经》、《五兆宅经》和《元悟宅经》之名称，则比敦煌《宅经》的文字稍工稍通。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就断定《黄帝宅经》即为敦煌《宅经》的古本，虽然二者内容大同小异。因为事实上，《黄帝宅经》本身也很可能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更为古老的相宅书籍节录而成，这从文中未对“五种”术数做任何交代，就说“就此五种，其最要者惟宅法为真秘术”，文义突兀，可以看出来。
第二部分为“总论”。在此，作者对“二十四路”即“二十四山”的概念和宅法的基本原理——阴阳配合理论进行了阐释，指出：
二十四路者，随宅大小，中院分四面，作二十四路：十干、十二支、乾、艮、坤、巽，共为二十四路是也。乾将三男震、坎、艮，悉属于阳位；坤将三女巽、离、兑，悉属于阴位。是以阳不独旺，以阴为得；阴不独旺，以阳为得。亦如冬以温暖为德，夏以凉冷为德，男以女为德，女以男为德。易诀云：五阴得阳，如暑得凉；五姓咸和，百事俱昌。所以德位高壮蔼密即吉，重阴重阳则凶。
接着，提出了宅有“五实”、“五虚”的观点，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其中，“五虚”是指：“宅大人少，一虚；宅门大内小，二虚；墙院不完，三虚；井灶不处，四虚；宅地多屋少庭院广，五虚。”而“五实”则指的是：“宅小人多，一实；宅大门小，二实；墙院完全，三实；宅小六畜多，四实；宅水沟东南流，五实。”由于重实不重虚，所以原则上不主张建大宅，而主张“计口营造”规模适度，并且劝世人“不衰莫移”，切莫要轻易大兴土木：“宅乃渐昌，勿弃宫堂；不衰莫移，故为受殃；舍居就广，未必有欢；计口营造，必得寿考。”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图30）。
至于第三部分“凡修宅次第法”，由于其内容和下文将要讨论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有所重复，故此处略而不论。
在敦煌写卷伯3865号《宅经》所开列的24种宅经中，位居倒数第二的《吕才宅经》也很值得注意。虽然该书详情已无从领略，但是从标有“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字样的敦煌写卷伯3492号《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中，我们还是可以约略体验到它当年的神韵：
阳宅福在南，德在西。
南入门为阳宅。
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有林茂盛，居其内，吉。
南有泽，居之吉。
凡宅四面有坝、坎、沟、渠、道、泽等，去合一百二十步，吉。又三十五步，亦得居之，一代安乐吉庆也。
凡宅北高南下，名曰韩地，一名泽藏地，居之长富，食口五十人。其地东有流水，即名齐地，居之五年小富，十二年大福，生贵子。如南有流水，名曰魏地，居之富，宜子孙、六畜，食口七十，人生贵子。
如四方高，中央下，名曰周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富贵，君子吉，小人凶。
凡地形平整，中央小高，有横西流一水者，居之绝世。
凡安宅前下后高，有水东南流，居之富贵，宜子孙。
凡宅四方高，中央下，并有水洼，地惟边不出，名曰宫地，居之宜子孙，富贵。
城郭四角，火烧、水冲、咸碱之地及陶冶之处，葱韭、五谷之地，皆不可居，令人灭门。
如果将以上论点和第五章“宅基选址”一节进行比较，那么便不难发现，《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实际上是《阳宅十书·论宅外形》的祖型。而笔者在后面将会证明《阳宅十书》所制订的选择标准是如何地具有科学和美学意义。
总之，透过吉凶祸福等传统的浪漫修辞手法，我们看到的是隋唐五代的堪舆家们对光照、采暖、通风、给排水等居住环境要素的充满理性的观察与思考；看到的是他们“指点江山”时的那种自信、潇洒的音容与笑貌。起源于两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音姓利的风水理论，至此式微衰落，其标志之一是风水先生对它已失去了往日的敬畏心理，甚至公开声言可以不避“五姓宜忌”：
翻宅平墙，可为削殃。夫辨宅者，皆取移来方位，不以街北、街东为阳，街南街西为阴。凡移来不论远近，一里与百千里同，十步与百千步同。又此二宅修造，惟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黄幡、黑方及五姓宜忌，但随顺阴阳二气为正。此诸神煞及五姓六十甲子，皆从二气而生，列在方隅，值一年公事，故不为灾。
既然“五姓宜忌”已到了“故不为灾”，可避可不避的份上，那么，风水理论面临变迁，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
8．分流与定型
固然，我们现在还难以详细地开列出一张有关风水“五姓图宅”理论在唐末发生危机的因素清单。但佛学的渗透和这场危机大有干系却是可以肯定的——“按行伽蓝”与民间相宅的理论相通性以及“风水”名称的由来，足以证实这一点。除此之外，学者的责难和儒家的批判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两个主要的外在压力因素，对此，笔者将在“风水批判”一章中进行讨论。
危机发生后，堪舆家们做出了两种选择。一种是走改革之路：彻底抛弃方位本身既有吉凶的信条，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之处，结果，逐渐演化发展，便形成了风水“形法理论”即“峦头之法”；以此为主的风水派别则被称作形势派（又名峦体派或三才派）。
另一种则是走改良之路：在不变更“方位有灵”这一根本信条的前提下，引入阴阳、八卦（图31）、河洛（图32）、天星、生肖和干支等一系列新的分析工具，将方位度量细致化、复杂化、神秘化，逐渐演化发展，便形成了风水“理法理论”即“理气之法”；以此为主的风水派别则被称作屋宅派（又名宗庙派或三元派）。
形法理论据说“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遄、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
故又名赣派风水。而理法理论据说“始于闽中，至宋王仅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阴山阴向，阳山阳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
故又名闽派风水。
据《古今图书集成》援引《地理正宗》的有关内容综合，唐宋时期，形法理论的内传经过是：祖师杨筠松二传曾文遄、范越风、历伯绍、刘淼、叶七、邵庭监；曾文遄三传赖文俊、曾十七，范越风传苏粹明、方十九，张五朗、丘延翰；赖文俊四传于珏、刘雍；丁珏五传卜应天，刘雍传李普照，卜应天六传廖禹；廖禹七传孙世南、李玉才、王应元；孙世南八传赖白发、曾道立，王应元传谢蚧；赖白发九传李雅鹊；李雅鹊十传钟可朝；钟可朝十一传唐九倦、陈希夷（唐、陈以下均入宋代）；唐九倦十二传胡矫倦、张子微、谢子逸、蔡神兴；胡矫倦十三传刘七碗、郑颜渊、刘子猷、丁应之、丘公亮；刘七碗十四传刘景清、王禄道、建心倦；刘景清十五传刘应宝，王禄道传刘勾力、吴景鸾、蔡二朗、刘子倦、宋花师；刘应宝十六传刘元正；刘元正十七传刘景明、刘种桃、刘谦；刘景明十八传刘见道、谢和卿，刘种桃传廖信甫，刘谦传萧子清；刘见道十九传刘云山、刘云峰、刘云岫，谢和卿传李莲洲；刘云山二十传孙伯岗。
孙伯岗是我们所知道的赣派风水谱系中有明确代数的最后一个传人。其后，该派风水在元、明、清三个时期的流传经过，就乱不可考了。
至于闽派风水，其内传过程自始至终都无从知晓。
有关赣派祖师杨筠松和主要传人曾文遄、范越风、赖文俊、胡矫倦、蔡神兴、吴景鸾以及闽派大师王仅等人的详细情况，请参阅“风水名流”一章。
赣派风水与闽派风水最迟迄于元代，就已分流而行，水火不容，互相攻击，一竞短长。如元人赵访就叙述、评论说：
赣人相传，以为闽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观诸郡名迹，以罗经测之，各识其方，以相参合，而附会其说如此。盖盲者扣盘扪烛以求日之比。而后出之书，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闽中，理或然也。夫势与形，理显而事难，以管窥豹者，每见一斑；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识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画师喜模鬼神，惮作狗马，况羁旅求合之巫，焉肯致其所难，以艰其衣食之途哉！”
这里，赵访固然对赣派风水有所偏爱，但他认为形法“理显而事难”；理法“理晦而事易”，还算比较客观，比较公正。
两派互相竞争的结果是，赣派风水终于在明清时期取得压倒优势，并定型成为“读书人”的堪舆学。这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无关系。
明清之际，士大夫中，遁迹山林，参禅讲道，本是普遍的风气。“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大夫结纳。”他们自称“山人”、“名士”，以显示其脱俗不群。到了清初，不少人干脆就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以彻底摆脱社会礼俗名教的束缚。另一方面，那些不能完全放弃仕途经济的为官之人，也退而求其次，做点纸上逸举：“凡有余力，无不以学画山水、花卉以为雅事。仅《明画录》所载山水画家，即得四百多人。”
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崇尚因地制宜、因形选择，“顺适其情，不违其理，俾前后左右，合乎天然”。比较具有艺术性格的赣派风水理论，自然为士林所偏爱。有了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动力基础，其对闽派取得压倒优势就不足为奇了。
就人员构成来讲，赣派大多是饱学之士，雄厚的文化功底使他们能真正谙熟风水术的精华所在，并触类旁通，将其运用到建宅、筑城、兴宫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代有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军事参谋家。如元大都的选址人刘秉忠和明代的刘伯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闽派则多是下里巴人，他们粗通文墨，挟术数以混口饭吃，虽然也谙熟一方风土，但是对大范围的山川地理却了解无多，有时，甚至对风水著作中的文化名物也未必搞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简化风水理论，清除其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它口诀化，并经常使用罗盘这种神奇工具，就显得尤为必要。此种理论倾向虽然过于教条化并为上流社会所不齿，但是却挽救了闽派风水，使其劣而不汰，长期在下层社会保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在无龙可觅、无砂可察、无水可观的平原地区以及无特殊地貌特征的城市内部的住宅选址中，该理论的教条性、模糊性恰恰成全了它的普遍适用性。相比之下，过于注重自然地貌，“专论龙穴砂水之相配”原理的赣派风水，却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为什么赣派风水可以基本压倒而不可以彻底取代闽派风水的原因所在。
以上笔者将几千年来的风水流变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并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即：（1）三代时期的卜宅、相宅；（2）秦汉、六朝的五姓图宅；（3）隋唐时期的理论创新；（4）宋元明清的理论分流。从这些粗线条的描述中，不难发现，风水理论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宗教到美学，由迷信到科学的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史；对此，如果我们能潜心研究，识之晓之，那么，对国外流行的中国建筑没有理论基础之说，就有言以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