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通常趁夏尔出门的时候，悄悄将那个被精心藏在厨柜中的绿绸雪茄烟盒取出。
嗅着烟盒衬里马鞭草和烟丝混合的气味，她沉浸在自得其乐的想象中。她常想象这个烟盒是谁的呢？是子爵的吧？肯定是的。说不定，还是他的哪一个受宠的情妇送给他的呢。那个像她一样深情的女人，在无人的夜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中，瞒着所有人偷偷摸摸地在红木绷架上绣着对情人的种种心情。柔软的环形鬈发垂在绷架上面，一连好几个小时，绣花的人将爱情的气息在绣花底布的网眼里穿来穿去。一针针的希望和回忆渗透在交织的丝线中，那是永恒的沉默的热情的延续。终于，在这以后的一个早上，她得到机会将烟盒交给了子爵。它被放在宽大的壁炉台上，或者花瓶和彭巴杜的座钟当中，整天陪伴着子爵在听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谈话。听，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谈论些什么呢？现在，子爵在巴黎，在那边！而她在托特。巴黎！巴黎！它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名气那么大，就像是大教堂的巨钟发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着。这个名字在她眼前闪闪发光，甚至连油瓶的商标也发出火焰般的光芒。
夜晚，水产贩子的大车从她的窗子经过，车上响着“茉荠栾之歌”。她从梦中醒来，侧耳倾听着车轮压着村庄土路的声音渐渐消失。“他们明天就到子爵那儿了！”她喃喃自语。
于是，在想象中她随着大车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地不停赶路。然后，在某个谁都不清楚有多远的地方，她的梦就中止了。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以圆润的指尖划过巴黎的每一条林荫大道，在每一个拐弯处，在每一个代表房子的白方块处，她都停一停。甚至，在她闭目休息时，也能看到煤气灯光在朦胧一片中晃动，听到敞篷马车的脚踏板在剧院柱廊前放下来时的响动。
她订了一份《花篮》和一份《纱笼仙女》，那是两份专供时尚女性阅读的杂志。对于有关赛马、剧院晚场和首演的报道，她会一字不漏地全部读完。女歌手的首场演出，商店的开张营业也能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对时下最流行的时装式样，哪儿有能做最上层衣服的裁缝，巴黎人去哪儿游乐以及歌剧院的日程她都了如指掌。而欧仁·苏的室内装潢描写，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又为她的幻想提供了个人欲望寻求的目标。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夏尔一边嚼着饭菜一边对她说话的时候，她也在读书。每当她一翻开书，看到那些浪漫的，或是温情的令人感动的事情，她都会想到子爵，好像那个高贵的人儿时此就正在她的身边一样。她会把子爵和她某时某刻的情况联系起来，并且将书中的虚构人物与子爵组成的社交圈子越扩越大，直到她也完全能够被包融进去。当中心主人公的光环从他的脸上离开，便一并扩散到她其他的想象上去了。
在艾玛的眼中，巴黎是比海洋更为辽阔的梦想之都，在光芒万丈的笼罩中，它异常夺目。然而，在这喧闹的生活中，人还是可以被分别归入不同的生活场景中的。艾玛的眼中只看到三种人，而在她看来，仅仅这三种就可以代表全人类：第一种是外交使节的圈子，他们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般的大庭里，四面墙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桌面上蒙着金丝绒的毯子，闪亮的地板上铿锵有力、自信的脚步声。在这里有修长燕尾服下隐藏的重大秘密，有故作欢愉后的焦虑不安，还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和满足感。其次是公爵夫人的风流社交圈。他们都是面无血色，白天睡觉，晚上快活的人，这一群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镶着时尚的英国式花边，而平庸无为，怀才不遇的男人们，一心寻欢作乐，游山玩水，赛马、赌博，到了四十岁左右便娶个有钱的女继承人了事。还有一群花花绿绿的文人和女伶，在人们半夜吃夜宵的酒店雅座里疯狂玩乐，他们挥霍无度就如帝王，满脑子不切实际的野心和夸张的狂热。他们傲视俗物，在天地和自然中昂然而立，高高在上，颇有些神秘的味道。至于此外的人群，在艾玛心中从未存过，被芸芸众生所淹没。尤其那些离她越近的事物，她就越是不屑去想。那些令人厌倦的田野，无知可笑的小市民，平凡无奇的生活，这些紧紧围绕她的一切，对她来说，只是她偶然陷入的特殊环境。在此之外，则是广袤无垠的幸福和热情的王国。在无穷的欲望中，她晕头转向，将物质的享受和心灵的欢愉混为一谈，认为有温文而雅的举止就是有真诚浪漫细腻可人的感情。在她的想法中，爱情自然是需要特定的土壤和气候的温柔呵护，就像印度娇弱的花木，美丽而纤弱。而所有的浪漫、心酸，肉体的激动和情意的缠绵都不能离开那终日悠闲的大府邸的阳台，离不开华美的纱窗和绣房，厚实的地毯，葱郁的盆景，讲究的卧榻，宝石的光彩，仆人制服上的肩饰。
其实，也有原本该让人满足的事，比如他们就拥有一个穿紧腿裤的马夫。他是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他的大木屐都会踏过走廊。他的衣服上尽是洞，光着的脚上套一双布鞋。刷完马，他就不再来了。夏尔回家后会亲自将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笼头。而女佣会抱来一捆草扔在马槽里。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会干了。
娜塔西终于离开了托特，走时还洒了不少眼泪，代替她的是一个很听话的十四岁女孩。当然，是艾玛亲自挑选了这个孤儿。
她被教导不许戴软帽，要用第三人称回话，水杯一定要用盘子托着，进门前得先敲门。艾玛还教她如何熨衣服、浆衣服，如何伺候她穿衣服，一心要训练一个贴身女佣。
这个新来的佣人因为怕被辞退，所以服服帖帖的。只是每天晚上从女主人忘记锁的碗柜中拿少量白糖，带到床上，在做完祷告后吃掉它。
下午，当女主人待在楼上房间的时候，她也偶尔去找赶驿车的马夫聊天。
这时的艾玛穿着室内长袍，领子敞开，在披巾料子的翻领下露出打了褶子的衬衫，上面有三颗金钮扣。她腰间束着带长穗的缎子腰带，那双石榴红的小拖鞋上还有一束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尽管没人和她通信，她仍买了吸墨纸、信笺和笔。她掸掸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开始遐想，一面渴望旅行的快乐又一面有遁世于修道院的想法，还在轻生与到巴黎去享乐的矛盾中挣扎，直到书掉落到她的膝盖上为止。
夏尔也算是敬业的，他的工作总是风雨无阻。但经过一天狼狈不堪、血泪掺杂的行医之行后，他总能获得温馨的家庭气氛，等着他的是熊熊的火炉，摆好的饭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妻子。她身上那股香味，简直让人没法知道从何而来，是不是她的肌肤把内衣也熏香了？
她有时用一个新办法来做蜡烛的纸托盘，或是在袍子上换一条新花边，这些小花样都能逗得夏尔开心，就是给一盘普通的菜取一个好听新奇的名字也能让夏尔高高兴兴地将烧坏的菜吃得一干二净。她也模仿贵妇人的装饰等等，如表链上的小饰物，蓝玻璃的大花瓶，还有什么象牙针线盒、镀银顶针。对于她的丈夫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玩意儿照样迷住了他，就好像沿着他人生道路洒下的金光闪闪的沙子。
这位健壮的乡村医生凭借着对人的和蔼，对小孩儿的关心以及对酒的排斥，已经在品行上获得了人们完全的信任。虽说在治疗伤风感冒、胸部炎症方面颇为成功，但事实上这位胆小的家伙不过是因为害怕病人死了变成鬼来打扰他，只给病人开些镇静剂，偶尔也开些呕吐剂，再不然就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但是他并不怕做外科手术，从给人放血、拔牙的过程中，还能体验到给马放血般的痛快和打铁似的宣泄。
他订了一份《医生之家》，那是一种新出的刊物，他曾收到过征订广告，有助于他“跟随发展”。虽然他尽力要在晚餐后读上一段，可是食物的消化作用在室内温度的帮助下很有点儿催眠效果。于是五分钟没到，艾玛就看到他耷拉着脑袋的可恶睡相。
尤其令她厌恶的是那一头马鬃毛般披散下来一直铺到台灯脚的头发。这时艾玛也只好耸耸肩，叹息自己怎么连一个好学不倦、彻夜苦读的男人也没能嫁到，即使沉默寡言，到六十岁风湿病缠身，好歹也能在样式不佳的黑燕尾服上挂上一串勋章呀。要是包法利这个姓能显赫起来，在书本、报纸上能占上一席之地，那该有多高兴呀！可是这个窝囊废毫无抱负。
不久前，伊夫托一个医生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羞辱了他。夏尔晚上将这件事告诉了艾玛，艾玛当即破口大骂那个医生，他居然还感动得含着泪吻她的额头。但她却感到羞辱，恨不得打他一巴掌。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只好到过道去吸一口窗外的新鲜空气。
她咬着嘴唇低声说：“这个废物，废物！”
她对他越来越厌烦。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行动越发笨拙了。在用点心时他切空瓶子的瓶塞，吃完东西用舌头舐牙齿，每喝一口汤他都发出粗鲁的响声。由于开始发胖，两颊鼓起的肉把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挤得更靠近太阳穴了。
有时候艾玛把他线衫的红边掖到他背心里去，整理他的领带，或是把他还想戴的旧手套扔到一边。他会认为这是为了他着想，其实只要是她看不顺眼的东西，她就会有这种不耐烦的表现。鉴于夏尔怎么说也还是个会听会说的家伙，她偶尔也会跟他讲讲小说中的某段情节，讲讲新戏的剧情，讲讲报纸副刊上的上流社会的轶闻趣事。当然，就如同对猎犬说了不少心里话，要是没有听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柴火和钟摆谈心了。
但是，在她灵魂的深处，她却渴望着发生什么事。就像遇难的水手，睁着绝望的眼睛想在自己孤凄的处境中寻找出从朦胧中开来的救援的白帆。她并不知道她等待的是什么样的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才能把它吹来，或是将她带往何处，更不知道一叶扁舟还是一艘三层甲板的大船，是充满痛苦还是满载幸福，但却执著于这么一天。从每个早晨到夜晚，她都理所当然地惊奇于该来的为什么还没到；当太阳西沉，她就会怀着更加沉重的又迫不及待的心情，将希望寄托在第二天。
春天的来临带来了温暖气流，梨树开花的时候，她常常觉得呼吸困难。
刚到七月，她就急切地盼望着十月的到来，盼望着阿都得利侯爵还会在沃比萨举办一次舞会。可是直到九月，仍没有任何书面的或是口头的邀请。
无聊空虚的心情在这样可悲的失望后再度占了上风。
日子一天天地重复着，丝毫没有产生一丁点儿的不同。她总认为只有自己的人生毫无希望，简直就像一条黑洞洞的走道，而尽头是一扇紧紧关闭的门。而别人的生活总有一变引起万变的可能。这是天意！
她甚至不再弹琴，这没有舞台，没有听众，没有喝彩声的事，不值得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学习。她觉得永远都没有穿着短袖丝绒袍子在埃拉钢琴的象牙琴键上一展风采的机会了。她的画板、刺绣都被扔进书柜。有什么用？连针线活儿都惹她生气。
“我什么都明白了。”她对自己说。
于是，这妇人每天所做的事就是将火钳烧得通红，或是等着下雨。周日，晚祷的时候，她的心情多么低落！她呆呆地听着那干巴巴的晚祷钟声频频传来。屋顶上，弓着背的猫在苍白的日光中慢慢地走着。大路上风吹起阵阵尘土。狗吠的声音不时夹在规律、平淡的钟声中，最后在原野中消失。
人们纷纷从教堂里出来了。女人们穿上了亮亮的木头鞋，男人们也换了新粗布衣裳，光头的孩子们在前面走，他们都往家去，但老是那么几个男人在客店大门口玩瓶塞游戏，不到天黑是不回家的。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光线从蒙了薄霜的玻璃窗口透射进来，就像透过毛玻璃一样，成了灰色。有时一整天都如此，到下午四点，就该点灯了。
天气好的日子，她也到花园里走走。露水给白菜镶上了一道银边，一根根发亮的丝，长长的，从一棵白菜挂到另一棵白菜上。这里几乎没有鸟叫，草沿着果树的树干毫无生气地附着，葡萄藤盘在墙檐下，像生了病的大蛇。一切都像睡着了似的，只有墙基处一串多足虫略有生机地爬动着。掉了右腿的神父的石膏像依然耸立在靠近篱笆的叶枞树下，他戴着三角帽还在诵经，寒霜使石膏一片片剥落，脸上留下一块块白色的印记。
于是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炉火的热气让烦闷、沉重又重新回来，更加使她感到压抑。她也很想下楼去和女佣聊聊天，可又顾及身份不愿去做。
每天，戴黑缎帽的小学校长总会在某个时刻推开他家的百叶窗，那个村警，上衣佩着军刀也会从门前经过。一早一晚，三匹驿站的马一道穿过街道到池塘边饮水。每隔一段儿时间，酒店的门铃会响两声。而理发店门口作招牌的小铜盆只要一找到机会就会嘎吱嘎吱叫两声。作为装饰，这家店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陈旧的时装图，还摆着一个黄发女人的半身蜡像。这里的理发师也经常哀叹前途的暗淡，生意冷清，并且由于长期幻想在卢昂这样的大城市的繁华地带做生意，而这幻想又不得实现，于是又多了个愁眉不展，徘徊不定的人。每当包法利夫人抬起头来，总能看见他像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歪戴着希腊帽，穿着斜纹呢上衣站在那儿。
有时在下午，透过房间的窗格玻璃，她可以看到某个男人饱经风霜的面孔，满是黑络腮胡子的脸上挂着善意爽朗的笑容，笑的时候老是会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不久，响起了华尔兹舞曲，在音乐箱上的微缩客厅中，裹着玫瑰头巾的女人，穿短上衣的山里人，穿短裤的男人还有穿黑礼服的猴子在安乐椅上、长沙发和桌子之间转来转去地跳起舞来。小人都清楚地映在角上贴着金色长纸条的镜片中。那人一边摇动着手风琴的曲柄，一边左顾右盼，还不时瞧一眼窗户。沉重的皮带让肩膀不堪重负，他只好让膝盖来分担重量，还不时往界石上吐一口浓痰。
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盖在风琴匣子上，并且由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匣子。匣子的音质并不太好，但里面时而凄伤缓慢，时而欢快急促的曲子却勾起了艾玛对音乐会、歌唱会，对舞场的遐想与回忆。她的思想随着嘈杂的音乐跳动着，随着印度舞姬的舞姿在彩花地毯上翩翩起舞。在幻想中，她的思想在不同的梦境里扩散，同时也勾起了种种忧戚。当有人在他的帽子中施舍后，他便将用蓝色的旧呢料蒙起匣子，在艾玛的目光追随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消失掉。
艾玛最受不了的是吃晚饭的时候，楼下餐厅环境的恶劣大大地降低了她的食欲。盛在盘子中不再是美味佳肴，而是积累了一生的艰辛。一闻到肉味，就勾起她内心阵阵的恶心。当夏尔细嚼慢咽地品尝食物，她却只吞得下几颗榛子，然后就是无聊地用尖刀在漆布上划道道。
现在，她几乎对家务事不管不问了，也不梳妆打扮，不再点什么精致的洋蜡烛。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时曾对媳妇的变化很吃惊，并提出了劝告，她却只是以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那一本正经的语调来搪塞。对于婆婆提出的主人应该对佣人的宗教生活提出关心，她甚至都不屑一顾，只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婆婆不敢再提及此事。
她这种糟透了的情况越演越烈，这颇带了点神经质的味道，反复无常得令人难以理解。自己点的菜一口都不吃，有时候就喝点牛奶，有时却喝点茶就打发了。说好不出门，又觉得十分无聊，只好穿着薄裙袍在开着窗的卧室里晃荡。虽然她并不是个慈悲为怀的女人，但她也总是在狠狠骂过女佣后，送她些礼物或是让她到几个女邻居家走动走动，就像有时她也会从钱袋里拿一点钱给穷人一样。可见，她和她的老父亲差不多，在骨子里是个乡下人。
在二月底，劳安老爹在托特住了三天。为了感谢女婿为他治好腿已有整整一年，他还带来了一只肥大的雌火鸡。
夏尔要工作，艾玛只好一个人听老爹絮絮叨叨谈论牲口、农事，忍受着他作为一个庄稼汉随便吐痰、不顾场合地抽烟的习性。等他一离开，艾玛关上门竟有一种轻松感，这可真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此外，她毫不隐讳自己对任何事物任何人的蔑视，还故意说一些古怪的话，老是和别人唱反调，对不道德的事表示赞赏的态度，连她丈夫听了都吓得瞪大眼睛。
她将自己和在沃比萨见过的几个公爵夫人相比，觉得自己身段比她们好，举止要比她们优雅，所以又怪起上天不公平来了，让她身陷逆境而永无翻身之日。于是她靠着墙号啕大哭起来。她向往那些像假面舞会一样自己从没听说过、享受过的热闹生活，而那些东西，她在这里无论怎么折腾也可望不可及。在缺少现实空气的生活中，她越来越虚弱，脸色苍白，心律不齐。夏尔要她服些草汤，洗个樟脑水澡。但这些并不奏效，她看起来病得更重了。
有的时候，一发烧，她会激动地说个不停，直到过度兴奋后陷入麻木、恍惚的状态。稍有恢复，她就不停地往自己胳膊上洒科罗涅香水。
因为她不断抱怨托特不好，夏尔就怀疑她得的是水土不服。一想到这个，他就开始认真考虑起到别的地方开业。艾玛开始喝醋减肥，结果搞得干咳不止，还得了厌食症。夏尔花了四年才在托特站稳脚跟，要离开，很让他为难。后来，他把她带到卢昂看他过去的老师。她被诊断得了精神病，所以，必须让她换换空气。于是，夏尔四处打听，最后听说新堡区的大镇——日奥镇修道院，那里的医生（原来是波兰来的难民）上星期搬走了。他从当地药剂师那里了解了一下人口数目，前一任医生的收入以及最近的就医地点等详情。答复还算令他满意。于是他决定如果艾玛的身体不能好转的话，开春的时候就搬家。
搬家前的一天，艾玛整理抽屉，不小心被结婚花束上的铁丝扎了手。橘子花已经黄了，花蕾还蒙上了土。镶银边的软缎带子的边也平了。她把花扔到火中，它比干草着的还快，看上去，没烧到的地方就像灰烬上火红的荆棘；硬纸做的小果实一只只裂开了，黄铜丝卷曲了，饰带熔化，纸做的花萎缩了，像黑色的蝴蝶沿着炉壁飞舞，最后飞进烟囱里去了。
到三月他们离开托特时，包法利夫人有了身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