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德国近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世人公认他为继但丁和莎士比亚之后西方精神文明最卓越的代表。可是，在1832年《浮士德》第二部问世前，也就是说当他还在世时，歌德之为歌德，歌德之享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他二十四岁时写成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少年维特的烦恼》。这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它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
《维特》与歌德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作家写什么书，怎样写，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歌德尤其如此。晚年，他回顾自己一生的创作时说，他的所有作品“仅只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用第一人称写的书信体小说，可以说是这些“片断”中极为典型和至关重要的一个。
歌德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父亲卡斯帕尔·歌德年轻时上过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曾到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游历。可是，尽管学识渊博，广有家财，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仍受到城里占支配地位的贵族阶层的蔑视，想以不领薪俸为交换条件在市政府谋取一官半职而不可得，被迫赋闲在家，借收藏书画和用意大利文写游记消磨时日，养成了孤僻、抑郁和固执的脾气。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歌德，一方面受到着良好的教养，能过一种无温饱之虞的悠闲生活；另一方面也受家庭影响，产生了对腐败的贵族社会和封建等级制的不满。
1765年，16岁的歌德被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他本人的兴趣却在文学和绘画方面。
1771年8月，歌德获得博士学位，回到故乡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1772年5月，歌德遵照父命到威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威茨拉尔是座空气陈腐得令人窒息的小城，帝国法院更以办事拖沓而恶名远播。歌德因此把实习的事抛在脑后，终日悠游于景色宜人的乡间，在那儿“研读荷马、品达等人的作品，干符合他的天赋、他的思想方式和令他感兴趣的事情”。6月9日，在一次乡村舞会上，他结识了天真美丽的少女夏绿蒂·布甫，对她产生了热烈的爱慕。但夏绿蒂已经订婚。尽管她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尔和夏绿蒂一家对歌德都十分友善，但他仍因失恋而感到痛苦，终于在9月11日不辞而别，回到法兰克福。
回到故乡之后，歌德久久未能克服心头的苦闷，以致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当时我在床边上总摆着一把精致而锋利的小刀，每晚熄灯前都要拿起它来对着自己的胸口，想试一试能否把刀尖刺几公分进去。可我这尝试一直没能成功……于是，我决定活下去。”谁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却把他几经尝试而放弃的事做成了。消息传来，歌德大为震惊，因为，自杀者不仅是他早年在莱比锡上大学时认识的一个叫耶鲁撒冷的青年，出事地点也正好在威茨拉尔，歌德在散步时还常常与他相遇；而且，想要自杀的主要原因也同为恋慕他人之妻遭到拒斥。这种种情况，不能不令歌德联想到自身的遭遇，感受到切肤之痛。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歌德本已决心作一次“诗的忏悔”；而耶鲁撒冷的不幸遭遇，刚好为他提供了所缺少的素材。关于这部后来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小说的诞生情况，歌德在《诗与真》第13卷中写道：
“因苦恋朋友之妻而造成的耶鲁撒冷之死，从梦中把我撼醒；使我不仅对他和我过去的遭遇进行思索，还分析眼下刚碰到的这个令我激动不安的类似事件。如此一来，我正在写的作品便饱含着火热的情感，以致不能再分辨艺术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我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闭门谢客，集中心思，排除一切无关的杂念。另一方面，我又搜索枯肠，重温我最近那段还不曾写出来的生活，把所有有一点关系的材料统统集中起来待用。这样，在经过了那么久和那么多的暗中酝酿以后，我奋笔疾书，四个星期内便完成了《维特》……”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维特》一书何以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它的主人公一个个何以如此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亲身的经历感受，长久的酝酿准备，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火热的情感”“集中心思”“搜索枯肠”等等——这些，就是《维特》的创作过程给我们的启示！在《维特》问世整整半个世纪后的1824年，歌德因出版社要印行《维特》的五十周年纪年版写成了《致维特》一诗，其中有两句更可算是他对自己与维特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的生动概括：
我被选中留下，你被选中离去，
你先我而去了，却也损失无几……
《维特》的时代精神
《维特》出版于1774年，其时欧洲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点，古老的封建制度业已衰朽，资产阶级的时代即将来临。经济上，资产阶级具有了超过贵族阶级的力量；经过启蒙运动，他们的阶级意识也进一步觉醒，其中青年一代更是思潮翻腾，感情激荡，对仍然限制和压迫着他们的封建制度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可是，在牢牢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封建势力面前，他们一时难以直接提出政权要求，只好以“个性解放”“感情自由”“恢复自然的社会状态”“建立平等的人与人关系”等口号，表达对于一个符合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经济要求的新社会的憧憬。这些口号乃是时代的呼唤，在德国也引起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思想解放的狂飙运动。
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别推崇卢梭关于“返归自然”的理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则构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哲学基础。歌德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力量，受卢梭和斯宾诺沙的影响都非常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维特》，它表现的时代精神即是新兴资产阶级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理想，即是“个性解放”“感情自由”“返归自然”等等；就德国范围内来说，它则鲜明地、集中地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具体地讲，《维特》的思想意义表现在：
（一）述说了新兴资产阶级所怀抱的理想
小说主人公维特是个出身市民家庭的青年。他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才识过人，资产阶级关于“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无不在他的言论主张和待人接物中得到表现，具体化为对于“自然”的无限信仰和崇奉。他热情讴歌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视自然为神性之所在，以“自然的儿子、朋友和情人”自居，甚至渴望能成为“无所不在的上帝（即自然）的一面镜子”；他亲近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纯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自称“离我的心最近的是孩子们”；他重视自然真诚的感情流露，珍惜他的“心”胜于一切，说“我的心才是我惟一的骄傲”，同情，不，简直是崇拜那个全心全意爱着自己女东家的青年长工；他主张艺术皈依自然，视“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和真实表现”为艺术的生命，认为“只有自然能造就大艺术家”；他仰慕来自民间的诗人荷马和“莪相”，向往荷马史诗和《圣经》中所描述的朴素自然的先民生活与平等和睦的人与人的关系……
维特这种对自然的无限崇仰，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地阐发了卢梭和斯宾诺沙的理论，不仅表现着青年歌德本人的世界观、宗教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曲折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现实的要求。小说主人公所向往的，实际上也就是能使人的一切自然本性，包括感情、欲望、才能、智慧等得到充分表现，充分满足，充分施展。
（二）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维特》表达的要求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全面发展的理想是崇高而美好的，不仅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明显的作用，而且已超出了资产阶级的局限。也正因此，它在当时的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维特》通过其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清楚地揭示出了妨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内外原因。原因中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腐朽顽固的封建势力对于人的压迫。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除去荷兰和英国，整个都还处于封建奴役的重轭之下，歌德生活的德国更加可悲。在那里，不仅封建等级制十分森严，甚至农奴制也依然存在。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国君都掌握着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以至于可以把他们成百上千地出卖给别的国家当炮灰。在那里，任何一个小贵族都可以对出身市民阶级的人颐指气使；不少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得已而沦为他们的秘书和家庭教师，处于相当于他们的奴仆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哪儿容得资产阶级实现其“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全面地发展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呢？！
维特是个富于自我意识的市民青年，不甘心对人俯首贴耳、自认低人一等，结果在贵族社会中便处处碰壁。他虽卓有才智，却在他当秘书的公使馆中呆不下去，因为上司对他的工作、交际以至于写文章的句法、标点等等无不挑剔、指责。他无意间跻身于C伯爵家的聚会，贵族男女便一个个让人饱尝他们那“世袭的傲慢”的滋味，不约而同地要求主人驱赶他，然后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城风雨，使心高气傲的他受到莫大刺激。就连那个除去“一串祖先的名字和可资凭借的贵族头衔”便一无所有的破落女贵族，也以自己的外甥女与他交往为耻辱，使他更是感到痛苦。贵族阶级的歧视使维特愤懑不平，以致他“曾上百次地抓起刀来，想来刺穿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
然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扼杀人性，只是妨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实现的外部原因；市民社会发展本身带来的矛盾，才是决定这一理想必然破灭的深刻的内因。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了人性的异化；“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工资奴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远远落后于英、法，但所造成的人性的败坏也很严重；“人”同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小市民。恩格斯在《德国现状》一文中把当时的德国形象地比作“只不过是一个粪堆”，而德国的资产者“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这些身处“粪堆”而感到舒服自在的德国资产者，哪儿有心思和能力去追求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呢？哪儿能支持和容许他们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去实现这种理想呢？歌德，甚至整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可悲处境就是如此。
小说《维特》用了更多的篇幅，从日常生活中揭示主人公理想破灭的阶级内因。首先我们看到，心性高卓的维特不止被贵族阶级视为异类，而且在市民社会中也是个孤独者，处处遭人冷眼。一班庸俗小市民更对他心怀嫉恨，骂他妄自尊大，对他在贵族聚会中受辱一事津津乐道，引以为快。就连他的好友阿尔伯特和另外两个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对他的思想言行也不能理解，难怪他要对阿尔伯特抱怨说：“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稍有自由的、高尚的、出人意表的言论行动，你就会听见人们在他背后叫‘这人喝醉了！’‘这人是个傻瓜！’这真使我受不了。可耻啊，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可耻啊，你们这些智者！”实际上，维特骂的“清醒的人”都是些猥琐昏聩的小市民，他自己才真正是个觉醒者。
其次，再看市民的生活和相互关系，更是庸俗、虚伪透顶。他们有的心安理得地为贵族阶级效犬马之劳，有的不知羞耻地冒充贵族，逢人便讲自己的“高贵血统和领地”。他们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抢夺着健康、荣誉、欢乐和休息”，“成年累月所盘算和希冀的只是如何在聚餐时把自己的座位往上移一把椅子”，或者乘雪橇郊游时走在前面。面对着这些现象，维特不禁惊呼：“这些人真不知怎么称其为人！”
维特与绿蒂的爱情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原因固然是碍于礼法，因为绿蒂已先被母亲许配给阿尔伯特；但是，在绿蒂方面，却也不无出于实利的考虑。她认为，阿尔伯特的“稳重可靠仿佛是天生来作为一种基础，好让一个贤淑的女子在上面建立幸福的生活；她感到，他对她和她的弟妹来说真是永久都很重要”。所以，她虽明知自己与维特更加情投意合，失去维特“定会给她的生活造成无法弥补的空虚”，却仍放弃爱情而保持“幸福”，甘为庸庸碌碌、感情冷漠的阿尔伯特之妻，结果并未得到真正的幸福。而维特也因目睹婚后绿蒂并不幸福，或者说不如和他在一起那么幸福，而增加了心中的痛苦。
《维特》还揭露了市民社会其他方面的许许多多虚伪和丑恶的现象。而正是目睹着这些现象，维特心中一天天增加了破灭之感，以致更加厌世轻生。如果说，贵族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曾使维特愤懑不平，一度想“抓起刀来刺破自己的胸膛以抒积郁”的话，那么，对市民会的厌恶和失望，更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提早结束了生命的旅程”。
《维特》一书对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的揭露，无疑是尖刻而有力的；但它对败坏人性的市民社会的剖析，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
（三）对妨碍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实现的德国社会进行谴责和抗议
恩格斯在谈到青年歌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尽管恩格斯只举了歌德的《葛兹·封·伯里欣根》和席勒的《强盗》作例子，但《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叛逆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它叛逆反抗的性质和方式与前两者不同罢了。这就是说，维特不只是个觉醒者，也是个叛逆者；他虽不能像葛兹和卡尔·穆尔似的拿起武器来与社会抗争，却在广泛的精神领域里对社会发起了挑战。
与迂腐顽固的贵族男女和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相比，维特是一个新型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价值观：贵族阶级的尊荣，资产阶级的金钱，公使秘书的前程，统统为他所鄙弃；他所一心向往的只是“自然”。他蔑视社会中既成的上下关系，对他的上司公使不肯俯首贴耳，在贵族阶级面前毫无一般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之态；他蔑视社会的法律准则，公开为犯了罪的青年长工辩护；他蔑视社会的礼教规范，在绿蒂婚后仍执意爱着她；他蔑视公认的宗教信条，不承认天父和人——自然和自然之子之间存在一位所谓的救世主耶稣，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虚弱者的手杖”，并非人人必需；最后，他明知自杀是一种“叛教”行为，却偏偏在圣诞节前夕自杀身死……等等这些，都是维特对妨碍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的反抗和叛逆。卢卡契认为：“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在理想这类问题上不肯做任何折中妥协。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赋予他的死一种美丽的光辉；就是这种光辉，今天仍构成此书永不凋谢的魅力。”
卢卡契还认为，维特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们为了同一理想而慷慨就义一样悲壮。笔者觉得，卢卡契对维特自杀的意义似嫌估计过高，因为自杀本身毕竟是一种有悖自然的消极行为，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已不能、也不应构成《维特》一书“永不凋谢的魅力”；构成这种魅力的，应该说是维特所追求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的一切潜能这一理想本身。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赞成把维特的厌世轻生简单地斥为“病态”“颓废”等等；因为，正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和贾宝玉的出家一样，维特的自杀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反抗行为。
《维特》的艺术特色
作品的思想内容决定作品的艺术形式；但只有有了恰当的形式，内容才能得到充分表现。《维特》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了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
论内容，《维特》既无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写的多半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思考和反应；论格调，《维特》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憧憬追求，或愤懑绝望，主观色彩是较重的。这样的内容和格调，显然既不宜于采用擅长表现外部动作和冲突的戏剧与传统小说的写法，也不宜于采用以抒写内心情感见长、但却无法描写琐碎的生活现象的抒情诗形式。青年歌德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的写法，让主人公像对自己的知心朋友一样，把他的经历见闻和思想情感直接诉诸读者，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
歌德把主人公维特致友人威廉和绿蒂的近百封书信以及日记片断巧妙地编排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在书前冠以“编者”的引言，中间穿插进若干条注脚，结尾再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信中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针砭时弊、大发议论，但都声情毕肖，各尽其妙，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了收信者，眼前出现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信中，维特有时冷静地直接进行自我解剖，比如关于他那颗“心”，他就告诉我们它如何“时时地战栗着”，如何“变化莫测，反复无常”；他如何“把它当成个病孩儿似的迁就，对它有求必应”，他毫不讳言，他的心“是软弱的，很软弱的”，他自己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这颗心；但尽管如此，他却视它为自己“惟一的骄傲”。通过这样的自白，我们已经知道了主人公是个何等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青年，预感到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这敏感而脆弱的心是难免破碎的。
但更经常地，歌德是让主人公把自己心中热烈的情感尽量倾泻于读者面前。如在1771年5月10日的信中，他一开始便欢呼：“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了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友……”一种置身于美好大自然中的欣喜、温暖、充实、幸福的情感顿时跃然纸上，感染着读信的人。歌德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间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揭示他的内心。尤其是维特对绿蒂的一片衷情，书中的描写更为生动。如舞会被突然袭来的暴风雨打断后，绿蒂带领青年们围成一圈做报数游戏，谁报错了就得吃她一记耳光；我们的主人公打心眼里高兴的是，绿蒂给他的两下“比给别人的还要重一些哩”。一句话活画出了一个痴情少年的内心世界！书中有不少类似这样的缠绵悱恻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欧文学中放纵感情的习尚。
《维特》中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异常成功，全书一开始对大好春光的赞颂尤其富于感染力。《维特》的写景状物起着烘托情感、宣泄内心的作用。请看，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正值万物兴荣的五月，离开和再回来时已是落木萧萧的初秋，在他行将谢世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隆冬——时序的更迭与自然界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绝望的心理发展过程多么吻合！
还有荷马史诗的情节、意境和“莪相”的哀歌，也恰到好处地穿插在书中，前者的宁静、朴素、明朗，后者的感伤、朦胧、诡奇，都有力地渲染了小说前后两部分不同的情调和气氛，主人公的心境变迁也因此而更明显。
上述的所有手法，直抒胸臆、冷静自白也好，细节描写、景物烘托也好，都不仅起到深刻细腻地刻画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作用，而且赋予了《维特》这部小说以浓烈的感情，沛然的诗意，使书中的山川草木（比如维特一再提到的那座井泉）都蒙上了奇异的感情色彩，呼吸着馥郁的诗的气息，显得神奇非凡而引人遐思。人们常称赞《维特》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看来很有道理。
《维特》名为长篇小说，实际上只有一百多页，容量不过一个长一点的中篇。但是，它除去写维特个人不幸遭遇的始末和内心变迁，还展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阶级到市民社会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此多的内容，倘使没有适当的结构形式，显然是很难装进像《维特》这样一本“小书”里去的。
《维特》的结构非常灵便。它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把近百封书信串了起来，信与信的内容不一定衔接，写信时间的相隔也有长有短，每封信的内容更可少可多。这样，情节就跳跃式地展开，省却了许多过渡性的笔墨。
《维特》的剪裁也极为严格、经济，大至一个事件、一个场面、一个人物，小至一个细节、一泉一石、一木一草，都是为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形象和阐明主题思想服务的。
歌德曾对艾克曼说，《维特》包含着他“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从《维特》结构剪裁的精当、语言行文的含蓄看，他这话并非夸大。
《维特》在中国
相传早在《维特》问世后五载的1779年，就有德国人在一艘商船上看见一幅玻璃镜画，画着维特的故事。又有人讲在中国皇帝的宫中亲眼见过一些绘有维特和绿蒂肖像的瓷瓶。这些传说本身虽未可置信，但是，从十七世纪初，德国已派传教士来中国，十八世纪便设立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机构，传教士和商人们在传教与做买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并为歌德所接触到等等情况看，中国人反过来了解一点德国文学，听到一点在德国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维特的故事，也并非全无可能。至于后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讲的情况就比较可靠了。他写道：“……在广州地方，特别在为外国人预备瓷器，所谓客货那类东西，上面的画图是照欧洲人的嗜好绘的，所以画上作维特与绿蒂等人的像……”总之，歌德在生前已听到他的《维特》远游中国的消息，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引以自豪，为之神往。下面四句歌德写于1789年的诗，就间接反映了这个情况：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可对我又有何益呢，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了镜屏……
《维特》来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903）。当年7月，上海作新社译印了一本《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亦名《德意志先觉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一篇《可特传》（《歌德传》）。译述者为赵必振，所据原书系日本大桥新太郎于1893年所编。《可特传》除较详细地介绍了歌德生平和著作外，也谈到了《乌陆特陆之不幸》。这位乌陆特陆并非别人，就是我们说的维特。《可特传》中称《乌陆特陆之不幸》为一篇“传奇”，说“其中材料概自（歌德）自己阅历而来”，并略述了《维特》的成书始末和巨大影响，最后感叹道：“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
在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出版的差不多时间，我国著名诗人马君武已译述了贵推（歌德）的《威特之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个片断，题名为《阿明临海哭女诗》，收在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稿》中。译者介绍歌德说，“贵推为德国空前绝后之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笈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介绍社会之最初杰作也”。
《维特》在我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一本《三叶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影响。
在1922年，我国终于出现了《维特》的第一个全译本——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维特》尽管是于问世后整整一个半世纪才来到中国，却仍在正进行着反对封建旧礼数斗争的一代中国青年中找到了知音。不少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与维特同病相怜，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涕泪交流；一对对决心走自由恋爱之路的情侣，更以《维特》互相赠送，以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一时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在广大青年中流传不息，汇成了一片对封建礼教的示威和抗议之声。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
除郭沫若的译本外，我国后来还陆续出过罗牧、傅绍先等大约十个译本，译名全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所有这些译本中，仍以郭译流布最广，最受欢迎，仅据1932年的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维特》已由不同书店重印三十版之多。以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重译、重印次数之多和影响之深广论，《维特》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维特》这部书仍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一代青年的感情、憧憬和苦闷。五四时期，《维特》曾深得我国处于反封建斗争中的知识青年的喜爱。通过它，我们也可以间接听到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心声。总的看来，《维特》这部作品的格调是高的，只要注意不受其感伤厌世情绪的熏染，读一读不无好处。而且，《维特》这部世界名著可称一个小小的艺术宝库，深入进去，我们定能采到不少珍珠宝石，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杨武能
1987年1月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