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闹市一拐，立即进入一条树阴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老地荒，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M.Benetatou）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口径。等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先秦智者中，最符合国际哲学标准的是老子。
我感兴趣的是，希腊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哲学，她说极少。我说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却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知识界是常识。她说那是因为希腊哲学已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而中国哲学还是内向的。
我问她，在她的希腊学生中，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多不多？她说越来越多，但又越来越趋向实用：学周易为了看风水，学道家为了练气功。
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都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她深表赞同，给我递过来一杯鸡尾酒。
她以希腊的立场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认为这是“同龄人的爱，再老也理所当然”。
书架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书，英文居多，也有中文。还有一些瓷器，瓶底上都标明是明代或清代的，但她说一定是假的，只是保存一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其实，依我的目光，她那个标明万历年间出品，写有《岳阳楼记》全文的瓷瓶，倒大半是真品，因此劝她不要随手送掉。她的书架上还供奉着几片从北京天坛、地坛捡的碎琉璃瓦，侍候得像国宝。
“真是捡的？”我问。
“真是捡的。”她回答得很诚恳。
让我一时难于接受的是，她养着两只小龟，一雌一雄，雌的一只居然取名“女娲”，雄的一只取名“伏羲”。她说自己特别喜欢它们，因此赐予最尊贵的名字。她把女娲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上，爱怜万分地给我看，又认真地向我道歉：伏羲睡了。
问她女娲和伏羲是不是一对，她说：它们还小，等长大了由它们自己决定。现在让它们分开住，女娲住在贮藏室，伏羲则栖身卧室的床底下，男女授受不亲，儒家的规矩。
不管怎么说，在这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每天都会响起无数次甜蜜呼唤女娲和伏羲的声音。虽然在我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对劲。
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 Olympic旅馆
